彭玉平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该文追溯了“词学”从唐宋时期的考试制度科目、词章之美到演变为一门专门之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词学学术史的发展为基础，考察并分析了以江顺诒、宗山为代表的古典形态的词学与以龙榆生、詹安泰为代表的现代形态词学的学科体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对词学与诗学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
关键词：词学 词章之美 古典形态 现代形态 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为一种专门之学，词学与诗学、曲学等文学的分体学科一样，有其独立的学术源流和学术体系。论者认为：“词学作为一种独立的专门之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但又与音乐、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相互交叉。研究范围包括词的起源、词的体制、词与音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行实、词籍版本、词学理论、词派、词史等诸多方面，构成一个内容广泛、复杂而又严密的学术体系。” 从中唐前后出现词体意义上的词，到20世纪三十年代形成成熟专门的词学学科，词学的学科体系是伴随着词学的学术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词学的源流经过了从前古典形态到古典形态再到现代科学形态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前后相承，后出转精，方在科学精神昌明的20世纪初积聚为雄厚的学科力量。
一、前古典形态的词学
所谓前古典形态的词学，是指词学作为一门专门之学尚处于一种涣散的、非自觉的甚至与“词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概念毫不相干的形态。现存一些早期文献记载的“词学”之名，就颇多与词体观念无直接关系者。如《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就出现了不少“词学”的名词，皆与唐代文化制度有关。唐代的翰林院下设诸待诏之所以征士，“词学”是其中重要一门，位列待诏之首 。张九龄即是“以词学进，入视草翰林，又为中书令，甚承恩顾”。 唐代的“词学”所征，主要以为国家文案备选，并非指称在唐代刚刚兴起的作为文体的词。唐代所谓词学之臣，也主要是指擅长文辞或文学创作之人，尤其侧重在诗歌创作方面。《旧唐书》卷五十一记载唐中宗时，上官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即是其中一例。《旧唐书》提到以“词学”知名的文士颇多，如刘子玄、徐坚、韦述、萧颖士等，不下数十人，皆以“词学”而获得晋升，这与唐代文化的发达当然是有关系的。
宋代贡举考试有“服勤词学”科目，大约真宗时设立，大体按各路府选送，也有直接在国子监生中选拔面试的，多与经明行修同试，由皇帝御试。 真宗“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 。宋代的词科考试含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以选拔文学之士为目的。其中词学兼茂科于大观四年（1110）在宏词科的基础上设立，简称“词学”，考核章表、露布、颂、箴、铭、序、记、诫谕、制、诰凡十种，由已取得进士者参加。绍兴三年（1133），又改立博学宏词科，考核文体包括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种，而并无当朝正处于发达状态的词体，所以“词学”科的招考与作为文体的“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唐宋时期的“词学”一词，主要具有考试制度科目和词章之美的意思。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一即称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称王禹偁“词学敏赡”，如此之类，皆为对其词章之美的赞语。但也有略显模糊的使用，如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三云：“宣和初，普府守山东人王平，词学华赡，自言得夷则商霓裳羽衣谱，取陈鸿、白乐天长恨歌传，并乐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杂取唐人小诗长句，及明皇太真事，终以微之连昌宫词，补缀成曲，刻板流传。”王灼的《碧鸡漫志》是现存宋代极为重要的词学著作，其为《霓裳羽衣曲》考镜源流，立足于词调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他考订的29个词调，都是当时比较通行的。何况王灼在这里提到王平是说他在常见的黄锺商之外，另谱夷则商曲，又说他在内容上“杂取唐人小诗长句”，则王平此曲虽属大曲，但在宋代之时，大曲与词体在体制上往往是彼此交叉的，则王灼这里提到的“词学”，当然未必是从学科来考虑，但与词体在客观上还是存在着关系的。唐圭璋《全宋词》没有收录王平的词，《宋史》亦无传，所以王平“词学”之具体含义，暂时无法考量，只能存疑。
倒是一本名为《词学筌蹄》的书值得注意。据林玫仪考证，此书乃南宋鲖阳居士所著。清代的一些目录著作如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和《抱经楼藏书志》等都有著录，明清一些文献如《七修类稿》、《词苑丛谈》等也有引用。而引用多集中在鲖阳居士对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的解说方面。但明清目录如《抱经楼藏书志》中著录的《词学筌蹄》乃明代弘治年间周瑛、蒋华等据旧本改编者。据弘治九年林俊序，“旧编”是“以事为主，词系事下，平侧长短”，而周、蒋的改编本则“以调为主，事并调下，调为谱，圜者平声，方者侧声，读以小圈”，目的是方便读者观览。但林俊之所谓“旧编”是否即为鲖阳居士原编，其间版本流传颇为模糊，难以一一追索。因为改编后的《词学筌蹄》已明显属于词谱一类著作了 。在南宋由鲖阳居士来写作“词系事下”的“本事词”一类的著作是有可能的，但进而要“平侧长短”，其可能性就未免太小了。所以我怀疑鲖阳居士原编当属“本事词”一类的著作，元明音律失传，词谱成为填词创作资以参考的重要工具，故或有好事者将鲖阳居士原编“平侧长短”，易名《词学筌蹄》，明代弘治时复由周、蒋等再加改编，从而流行于世，为诸家目录所收录。所以虽然此书为鲖阳居士原著的可能性很大，但其书名显系后人改定，尚不足以成为宋代有“词学”之名而直接对应词体的证据。
唐宋时期文献中提到的“词学”概念虽然与作为学科的词学几乎没有关系，但不等于说唐宋时期就没有学科意义上的初步词学建构。如果说篇幅短小如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尚显得单薄，其他留存在言谈录或序跋之中的相关评论也显得零碎，而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杨湜的《古今词话》、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又主要停留在以说部手法记叙曲子本事和轶事，多为兴之所致，但为雅趣，自然还谈不上词学学科建立的问题。但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就不同于此了，虽然用的是词话的形式，但实已有比较明确的词学建构意识了。其自序称：“予每饮归，不敢径卧。客舍无与语，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 则其录词以纪事、考证以溯源、汇集平时论说的内容已比较深度地涉及“词学”的内核了。其书凡五卷，卷一为考订歌曲音乐源流，卷二为评说唐宋词人词作，卷三至卷五详考各种词调的来历与特点，已涉及音律、词史、调谱等属于“词学”的内容。宋末词论渐趋发达，如张炎《词源》不仅从音律与文学两端总结词体特征，而且对词史上的重要词人作了比较精到的评析，其建构词学的意识是昭然可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炎《词源》卷下在谈到令曲的结句时，认为很多前辈不大留意，结果大多数作品流于率易，然“近代词人，却有用力于此者。倘以为专门之学，已词家射雕手”。虽然只是从创作角度将词作为“专门之学”，但学科的萌芽意识其实已经相当显豁了。宋元之际的沈义父在当世，似乎其“词学名家”的身份反在“儒者”之上 ，则宋末论词及著述之风，已为学科肇其初端，并由此导致词人向词学家身份的隐性转变，“专业”的意味也就渐趋明朗化了。
二、古典形态的词学
根据现有的资料和我们对唐宋时期填词的地位和认知程度，可以确定地说，在唐宋时期，尚无现代学科意义的“词学”概念的出现。元、明填词呈衰落之势，理论关注的中心和重心都不在“词学”，故元明两代，仍未能催生出“词学”这一专门的“学问”或“学科”。但明代有些学者提到的“词学”，实已部分包含后来形成一家之学的“词学”了，如《明文海》卷161录王溯元《与杨抑所论词学 》有云：“词虽小道，绰有体裁，用调必分南北长短，北调合丝弦，要雄浑，南调叶板眼，要婉丽。长调曼声舒啸，要腰腹饱满；短调度字下刻，要绵密。节凑反一，于此不称当家矣。用韵必识阴阳轻重，如北词重务头，南词重闭音，务必阴阳分明，轻重合宜，始称作者，一失较量，见笑大方矣。作者才情虽不同，要不出此三者：曰情至语；曰典丽语；曰口头语。学情至不成流为隔靴搔痒，学典丽语不成流为学究填经，学口头语不成流为张打油套子。此皆作词之大忌，学者所宜究心也。”不仅重视词体的独特性，而且对词调、词韵、词的音乐风格和语言风格都作了细致归纳，
清代的一些词话在言及“词学”时，也大多指涉“词”体，而鲜关乎词学。如田同之《西圃词说》感叹“宫调失传，词学亦渐紊”，胡凤丹《莲子居词话序》认为“词学萌芽于唐，根柢于宋”，汪懋麟《梁清标棠村词序》云：“本朝词学近复益盛，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等等。此所谓“词学”，皆指涉“词”而已。但清代词人学者在奉献出远超两宋填词数量的作品的同时，在对词的研究上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所以清词中兴应该从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来考量。就词之“学”而言，清代的评论之风就很盛，相关的词话、序跋等著述，构成了非常丰富的词学文献，如徐釚初辑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词苑丛谈》和冯金伯在徐编基础上经过增删重组后完成于嘉庆十年（1805）的《词苑萃编》，分体制、品藻、纪事、辨证、音韵等部，都属于分类编排的词学文献。而《词苑丛谈》更以其早出，而被誉为“倚声之董狐” 。但在康熙以前，有词学之实，而无“词学”之名。康熙十八年（1679），查继超将毛先舒的《填词名解》、王又华的《古今词论》、赖以邠的《填词图谱》和仲恒的《词韵》四种著作合辑为《词学全书》，其内容涉及词调、词论、词谱、词韵。其综合四书而成的“词学”之名，已包孕了不少当今词学所统辖的内容，有比较清晰的词学建构意识，只是没有进一步将这种意识落实为具体理论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其“无所发明考正”，可能正是着眼于此点。不过查继超合辑四书的真正意图并非是从理论形态上来总结“词学”的学科内涵，而是针对当时词人“昧厥源流，或乖声韵”的创作风气，希望通过此刻来“鼓吹骚坛” ，是立足于“学词”的。同时期万树编著的《词律》与朱彝尊编选的《词综》也曾被视为学词的两部经典。严绳孙《词律序》云：“比年词学，以文则竹垞之《词综》，以格则红友之《词律》。窃喜二书出而后学者可以为词，虽起宋诸家而质之，亦无间然矣。” 万树编著《词律》即在于为词体的特殊性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规范，其《词律·发凡》云：“词上承于诗，下沿为曲，虽源流相绍，而界域判然。”“词学”的形成自然以对词体的独立性为认知基础的。万树对词的调谱的归纳总结，为清代词学的发展和振兴提供了重要基础，连对《词律》多有非议的杜文澜也不得不说：“万红友《词律》一书，作于宫谱失传之后，振兴词学，独开康庄，嘉惠学者甚厚。”
道光时期（1829年），秦敦复编《词学丛书》，合《乐府雅词》、《词源》、《草堂诗馀》、《词林韵释》、《阳春白雪》为一编，顾千里为作序，始将词之应有“学”这一理念首次表明出来。他说：“词而言学，何也？盖天下有一事即有一学，何独于词而无之。其在于宋元，如日之升，海内或睹，夫人而知有学也。明三百年，其晦矣乎？学固自存，人之词莫肯讲求耳。迨竹垞诸人出于前，樊榭一辈踵于后，则能讲求矣。然未尝揭学之一言以正告天下，若尚有明而未融者，此太史所以大书特书，而亟亟不欲缓者欤？吾见是书之行也，填词者得之，循其名，思其义。于《词源》可以得七宫十二调声律一定之学，于《韵释》可以得清浊部类分合配隶之学，于《雅词》等可以博观体制，深寻旨趣，得自来传作，无一字一句任意轻下之学。继自今将复夫人而知有词即有学，无学即无词，而太史为功于词者非浅鲜矣。”顾千里对于“词学”内涵的界定虽然主要局限在声律、音韵和体制方面，显得不那么完整，甚至没有自觉的体系意识，其让填词者循名思义的编纂目的也更多地侧重在学词，但“学词”也是“词学”题中应有之义，古典形态的词学毕竟在这里得到了初步的确立，这是词作为“学”的基础。
古典形态的词学应以江顺诒辑、宗山参订的《词学集成》为标志。江顺诒的原辑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有见必录”，盖比较丛杂，所以江顺诒自称原书乃“词话之流” ，其编辑原因是由于宋以后词体纷靡，所以江顺诒“为之寻源竟委，审律考音，取诸说之异同得失，旁通曲证，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轨，示后进之准则” ，则江顺诒原编的宗旨——“偶论作词”，也是在示后学以填词创作之正途耳。但经过宗山的资料重组，并以《词学集成》为名，则将原本的“词话之流”，在理论形态上上升为“词学”之流了。江顺诒显然是认同宗山的参订的，他在《词学集成·凡例》中说：“铁岭宗小梧司马山……为之条分缕析，撮其纲，曰源、曰体、曰音、曰韵，衍其流，曰派、曰法、曰境、曰品，分为八卷，以各则丽之，易其名曰《词学集成》。蒉桴土鼓，俨若金声而玉振矣，岂祗参订云尔哉！”宗山的参订确实不是简单的材料归类和排序，而是融进了他比较清晰的词学建构意识的，观其《词学集成序》，于每目下面用八句四言韵语，概括其立目的原因，前四目撮其纲，后四目衍其流，前后相承，实借他人之言论立自我之体系。如其论立“词体”一目的设立原因说：“辞尚体要，无体不立。正变剖分，大小次第。物不可遗，声亦如味。爰稽其属，总有十二。”又如论“词派”云：“滚滚词源，横拥其派。泛涉者疏，专攻者隘。风归丽则，语芟荑稗。南北江河，入海而会。”对各分目的安排，既有全局的权衡，也有具体分目的斟酌，其对词学的系统考量是超越此前任何一部著作的，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当然作为《词学集成》的原编者，江顺诒对于“词学”除了提供了不少可供宗山重组整合的基本文献，他本人对词的创作论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说，《词学集成》卷八“词品”在“郭频伽词品十二则”和“杨伯夔续词品十二则”之后，即以“江顺诒续词品二十则”殿尾。小序云：“昔随园补《诗品》三十二首，谓前人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特为续之。诒于词品，亦同此论，因仿其意得二十首（按，实十九首）。”以“诗品”为名以诗论诗，始于传为晚唐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清代袁枚曾为《续诗品》赓续这一批评方式，此后郭频伽、杨伯夔皆移之以论词，但郭、杨所作《词品》，大率与《二十四诗品》取径相似，如郭频伽《词品》的品目为：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杨伯夔《续词品》的品目为：轻逸、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澹、疏俊、孤瘦、精练、灵活，这些品目的名称虽略有差异，但基本是对词体意境或创作风格的分类描述，“源流正变，都无发明”，有些更在模糊影响之间，未能凸现出词体的特殊性 ，而江顺诒的《续词品》则在“妙境”之外，独写“苦心”，将重点转移到填词创作理论方面，已明显属于另一系统了。其品目为：崇意、用笔、布局、敛气、考谱、尚识、押韵、言情、戒亵、辨微、取径、振采、结响、善改、著我、聚材、去瑕、行空、妙悟。其中崇意、用笔、尚识、辨微、取径、振采、结响、著我八品的品目与袁枚的《续诗品》中的相关品目完全一致，其余的品目也极为相似，以此可见受其影响的程度。其侧重创作理论的倾向，即就品目一端就可见其大概。将江顺诒的《续词品》与经过宗山整合后的《词学集成》相对勘，可以发现，虽然此时的词学仍偏重于填词创作的指导方面，但也同时开始关注词派、词境等“词学”学科所应包括的内容，只是江顺诒、宗山等的理论“话语”建设尚显得滞后，所以初步构建的词学体系不仅不完整，而且还不具备自己的面目。
从以上对清代关于“词学”建构的历史来看，其“逐渐改良” 的线索是清晰可辨的。无论是早期的查继超、查培继，中后期的秦敦复、顾千里，还是后期的江顺诒、宗山，其立足于“学词”的目的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学词”尚不足以涵盖“词学”的全部内容，但由“学词”而上升的创作理论，无疑是词学学科的重要内容之一。查氏的《词学全书》虽是汇辑而成，但从对“书”的选择和归类，已可见其朦胧的“词学”意识。顾千里的《词学丛书序》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来论证“词学”成立的必要性，只是“丛书”的编辑方式，注定了词学学科的建构尚停留在隐性阶段。江顺诒和宗山的《词学集成》初张“词学”的理论格局，且将此前的侧重“学词”而延伸到词派、词境等词学学科的其他领域，体系性明显加强。虽然这种古典形态的词学建构尚缺乏充足的理论自觉，特别是在词学的理论话语建设上，还基本停留在借鉴和组合的阶段。但勿庸置疑，现代科学形态的词学正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三、现代形态的词学
二十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展开，西方的学科观念和治史意识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一些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沉潜既久的学科逐渐形成，一批《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就是在这股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就词学而言，如何将古典形态的词话类著述上升为现代形态的“词学”，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现在可以考见的最早以“词学”为名的著作是谢无量的《词学指南》（1918年），此书与他的《诗学入门》的性质类似，其实是为学词、学诗者提供的创作指南，在民初的诗词界曾产生不小的影响，但并非属于学科意义上的建树。此后如徐敬修的《词学常识》（1925年）和胡云翼的《词学ABC》（1930年）等著作，其性质和内容与谢无量的《词学指南》比较接近，侧重在词的体制、词史和作法等方面，只是在著述上改变了词话漫议的方式，加强了体系性。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1926年）全书分总论、派别、选本、评语、词谱、词韵、词话七章，在对词学体系的建构方面值得肯定，但就“词学”学科而言，徐珂的认知还是不全面的，而且其将词学局限于清代，也必然带来词学学科建构上的不完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这股“穷讨词学” 的风气，不断完善和催生着词学学科的形成。初具科学形态的“词学”建构者应该归属于梁启勋。梁启勋不仅专以“词学”二字名书，而且其对“词学”的范围和主要内容作了初步的探讨。他的《词学》完稿于壬申（1932）年。《词学》开篇的“总论”即试图解释“词学”之含义，他说：“词学二字颇生硬。过去虽有此名辞，未见通显。计词之传于世者，今尚得八百三十馀调，一千六百七十馀体。然而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今但视作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则词学二字亦尚可通。”梁启勋的这个解释很可能受到了况周颐的启发，因为早在1924年汇刻的“惜阴堂丛书”本《蕙风词话》中，况周颐就对词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已还，大雅鸿达，笃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谐，非有所附丽。”（卷一）虽然况周颐和梁启勋对“词学”的界定还不免显得模糊，但他们将词学主要定位在“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笃好而专精之”，显然是确凿无疑的。梁启勋之所以先认为“词学”二字有“生硬”的感觉，乃是觉得“词学”似乎没有将词体的音乐特征包括进去。但面对音谱失传的事实，词从一种音乐文学而演变为一种单纯的“读品”，则“词学”的生硬恰恰有了名副其实的归宿。其《词学》一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总论、词之起源、调名、小令与长调、断句、平仄、发音、换头煞尾、慢近引犯、暗韵、衬音、宫调十二章，以词的音、声、律为本位，梁启勋视之为“词之本体”；下编分概论、敛抑之蕴藉法、烘托之蕴藉法、曼声之回荡、促节之回荡、融和情景、描写物态（节序附）、描写女性八章，侧重论“词流之技术”。梁启勋试图构建“词学”的体系意识是相当明显的，但综览其书，还是比较多地停留在以“学词”为“词学”的，还是以为学词者导引为著述目的的，作为“词学”应有的理论建构，还是不完善的。而且梁启勋虽然号称“是书之作，全部用严整之科学方法，于每一标题之下，无处而非用归纳法或比较法以求得其公例”，但除了上编的“总论”和下编的“概论”理论陈述略见规模和深度，其他各章还大体停留在现象的归类比勘阶段，理论的剖析仍相当单薄，且有相互抵牾之处，如梁启勋在例言中一方面对以往选本形式深致不满，一方面又在这本薄薄的《词学》中选了166首词来作简要分析，其选本的意味仍是可以体察出来的，只是与“以主观作标准，任意去取，不付理由”的选本不同，梁启勋自称是“以客观的精神，在一标题之下，搜求名作以为例证”而已。不过梁启勋既以“词学”名书，且非一般性的编辑而成，而是自我探研，将“词之本体”与“词流之技术”汇聚在“词学”的名下，其努力为“词”成一家之学，其主观建构的精神仍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言词学者多好攀附于诗歌不同，梁启勋显然十分重视词体的特殊性，他在《词学·例言》中认为，意志和感情都不外通过语言和歌曲来得以表达，“诗词歌曲，表示情感之工具也。兹数者，各自有其格律，故亦各自成为一种艺术”。梁启勋虽没有讨论词学与诗学的关系，但察其言论，实是将其囿别区分的。
梁启勋的肇端虽然不免粗浅，而且立足于“作法”，相当程度地沿袭了此前各家对“词学”的关注范围，其上下两编乃是分别从音乐与文学两端来展开分析的。但后续的研究有如獉狉方启，苑囿新开。次年（1933年）出版的吴梅的《词学通论》则在论平仄四声、韵、音律和作法之外，将著述重点放在词史勾勒方面，全书占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是论述唐至清代的词史发展，则“词史”无疑是吴梅“词学”的主体。然而遗憾的是吴梅的“词学”虽然在词史方面拓展了梁启勋《词学》的疆域，但他对“词学”的理论认知仍显得模糊，他的《词学通论》开篇就说：“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似乎将张惠言《词选序》中的言论，将“体”易为“学”，便暗渡陈仓为“词学”了。其以词史为词学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以词史为词学的理念可能与当时词史研究的盛行有关，如胡云翼的《宋词研究》出版于1926年，是现代词学史上第一部断代词史著作。1931年刘毓盘的《词史》出版，是最早的一部通代词史。1932年出版的王易的《词曲史》，在词与曲的体制源流和宫调格律的比较中，勾勒两种文体的发展历史。以此为学术背景，吴梅的“词学”偏重于词史就显得比较自然了。稍后出版的任二北《词学研究法》（1933年），分作法、词律、词乐、专集选集总集四个部分，前三者属于词的本体研究，第四部分则属于词学文献研究。与梁启勋相比，任二北对词集研究的拓展，为词学研究提供了一方重要的领域。
大致而言，在吴梅之前的“词学”，都还停留在比较粗糙的阶段，虽然有音律的探讨与总结、作法的归纳与示范、词史的勾勒与分析，但其著述目的无非都围绕着填词创作，即如立志将词作为“文学中之一种以研究之”的梁启勋也不能例外，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创作界提供理论支援的努力，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填词创作的再次兴盛准备理论基础。
真正将词作为一门学问或者科学来看待的，应该是从龙榆生开始。龙榆生明确提出“词学与学词，原为二事”的说法 。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论文《研究词学之商榷》，将“词”与“词学”首先作了区别：“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前者在词之歌法未亡之前，凡习闻其声者，皆不妨即席填词，便付弦管藉以娱宾遣兴。即在歌词之法已亡之后，亦可依各家图谱，因其‘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藉长短不葺之新诗体，以自抒其性灵抱负。文人学士之才情富艳者，皆优为之。后者则在歌词盛行、管弦流播之际，恒为学者所忽略，不闻著有专书。迨世异时移，遗声阒寂，钩稽考索，乃为文学史家之所有事。归纳众制，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非好学深思，殆不足以举千年之坠绪，如网在纲，有条不紊，以昭示来学也。” 龙榆生的这一节话体现了他对“填词”与“词学”关系的科学认知。综其所论，填词与词学之分别约有三端：其一，填词在歌法未亡或亡后，皆可填写，而词学则一般在填词呈衰落之势时才会出现；其二，一般懂得音韵声律的文人学士皆可填词，而词学则是文学史家之事，前者兼指文人与学士之创作，后者乃专指学者之学术；其三，填词的目的是自抒性灵抱负以娱宾遣兴，词学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对创作现象的分析归纳，梳理词体发展之规律和“盛衰转变之情”。可见无论是在时间、作者身份，还是目的上，填词与词学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在词学的起源上，龙榆生认为当可断于宋、元之际，以张炎的《词源》为标志。他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中说：“自唐迄宋元之际，互数百年，词人辈出，惟务创作，罕著成规。词乐一线之延，至宋季已不绝如缕。张叔夏氏，始著《词源》一书，于是词乃成为专门之学。”“词之有学，实始于张氏，而《词源》一书，乃为研究词学者之最要典籍矣。”而词学的昌盛则是到了清代。龙榆生认为此前科学的词学建构已经取得部分成果，如以万树《词律》为代表的“图谱之学”，以凌廷堪《燕乐考原》、方成培《香研居词麈》为代表的“音律之学”，以戈载《词林正韵》为代表的“词韵之学”，以张宗橚《词林纪事》、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渐以形成的“词史之学”，以王鹏运、朱祖谋在校勘梦窗词时确立的校勘五例为代表的“校勘之学”等等，皆端绪已开，学已渐成，但作为一门专门之“学”，龙榆生主张在以上“五学”的基础上，尚需增加三事：其一为“声调之学”。唐五代乃至北宋时期，倚声制词，声调与情志大体吻合；南宋以还，曲谱散亡，声、情渐乱，无所准则。建立声调之学的目的就在于由歌词以推测各曲调所表之情，在声调与歌词的复杂关系中，寻绎其共通之点，以自成一家之学；其二为“批评之学”。宋末以来诸多词话著作，体例芜杂，未尝以批评为职志，如周济、刘熙载等始立一家批评之学，但偏任主观，王国维《人间词话》与况周颐《蕙风词话》“庶几专门批评之学”，然王欠精审，况多抽象，所以龙榆生主张在补偏纠弊的基础上，重开“批评之学”，他说：“今欲于诸家词话之外，别立‘批评之学’，必须抱定客观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与其利病得失之所在。”其宗旨是还原作者的真实面目，重新估量其在词学史上之地位。其三为“目录之学”。歌词之有目录之学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后附“歌词”一类始，其后《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词曲类对各家利病得失及版本源流，时有纠正阐明，但限于当时以词为小道的观念，甄录不多，未成规模。而近代以来，王鹏运、朱祖谋、吴昌绶、陶湘、赵尊岳、叶恭绰等汇刻历代词集，其总数已足惊人，其中除了赵尊岳作有《明词提要》外，其余之“提要”尚付阙如。然“不有目录提要之作，以抉择幽隐，示学者以从入之途，则兴叹‘望洋’，亦同其他载集”。龙榆生力倡词的目录之学，正有为治词学者提供津梁的用心。就具体编纂提要而言，龙榆生主张首先要对作家史迹允宜重新考证，以作知人论世之资；其次对各版本变迁和善恶详加考辨；第三对词人的品藻要特别谨慎，既免厚污古人，也免贻误来学。
以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八者建构起来的词学体系，不仅是既往“词学”的历史反映，也是以科学的精神考量词学而得出的合理结果。当然龙榆生建构的词学并非完美无缺，譬如对于词的别集和总集就显得重视不够，虽然“目录之学”涉及到词集的提要，但“提要”与系统的研究毕竟尚有很大的距离。再如“词史之学”，龙榆生的理解从理念上来说，似乎存在着偏差，他以张宗橚《词林纪事》、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为已有词史研究的典范，即在学理上难以自足，王国维及夏承焘之作乃是对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和整理，虽与词史有关，但毕竟是立于词史背后的。张宗橚《词林纪事》虽然以词为本，收录词人418家，词1024首，词之本事及评论1303条，并附有按语179条，但此书“有事则录之，否则词虽工弗录。间有无事有前人评语，亦附入焉” 的体例，显然不复计词之妍媸，类似说部，中多传闻无实之事，则其对词人或词史的整体考量无疑是有严重缺憾的，执此以为成例，未免自乱阵脚。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后词学的展开都基本上是在龙榆生所立体系基础上的调整增补而已 。如詹安泰作于四十年代初的《词学研究》一书，分论声韵、论音律、论调谱、论章句、论意格、论修辞、论境界、论寄托、论起源、论派别、论批评、论编纂十二章，其意图就是在古代特别是清代中期以来出现的诸多词话类著作的基础上，将略显汗漫的思维方式和著述特点上升到“词学”的高度来进行综合考量，建立一个兼顾“学词”和“词学”、具有内在逻辑体系的词学学科。詹安泰在《词学研究·绪言》中说：“声韵、音律，剖析綦严，首当细讲。此而不明，则虽穷极繁富，于斯道犹门外也。谱调为体制所系，必知谱调，方得填倚。章句、意格、修辞，俱关作法，稍示途径，庶易命笔。至夫境界、寄托，则精神命脉所攸寄，必明乎此，而词用乃广，词道乃尊，尤不容稍加忽视。凡此种种，皆为学词所有事。毕此数事，于是乃进而窥古今作者之林，求其源流正变之迹，以广其学，以博其趣，以判其高下而品其得失。复参究古今人之批评、词说，以相发明，以相印证，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其有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为之衡量之，纠核之，俾折衷于至当，以成其为一家言。夫如是，则研究词学之能事至矣，尽矣。”
《词学研究》原十二论，只有七论流传下来。前八论为“学词所有事”，侧重以“学词”来建立“词学”，具体再分为体制（声律、音韵、调谱这）、作法（章句、意格、修辞）和精神（境界、寄托）三个方面；后四论则是在学词基础上的推衍和提高，“追源溯流以明其正变，参酌各派以广其学识，参究批评而折衷至当，如此则词学宛然已成专门之学。” 詹安泰区分词学的基础层面和提高层面，将龙榆生的相对平衡的词学八事作了进一步的归类，体现了词学学科逻辑观念的进步。此后的词学在学科内涵上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调整，如唐圭璋将词学研究分为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等十个方面 ，似乎琐碎了些，如关于“词集”就分了三类，但唐圭璋是针对以往词学研究的历史而言的，倒也名副其实。王兆鹏从史料学的角度切入对词学的理解，其《词学史料学》分词体（第一章）、词人（第二章）、词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词论（第七章）、词学研究工具书（第八章），其以四章的篇目投入到词集史料学的研究，在承续任二北《词学研究法》中“专集选集总集”和詹安泰《词学研究》“论编纂”等的基础上，相当全面地总结了词集研究的已有成果。
学科的确立和建设既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以等待学科的过滤和澄清，更需要有一二特立杰出人物的提炼和创建。回想20世纪以来对词学的建构，从单一朦胧到清晰而体系化，龙榆生和詹安泰两人实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没有他们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建构，则“词学”学科的涣散可能还是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的。而词学学科的建立尤其还须克服“词为小道”的观念，那种把词视作诗的附庸，或者对词的价值和地位未能充分认同的学者 ，自然不愿去将词上升到“学”的地步，“词学”之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从清代以来形成的推尊词体之风，不仅促进了清词的兴盛，而且客观上也带动了学术界对词学的关注和逐步建构，从词章之学、词体到偏于一隅的词学，再到体系严密的词学，从侧重学词的词学，到兼顾学词与学科体系的词学，词学学科的内涵是在不断补充和调整中走向成熟和定型的。不过使我们略感惊讶的是：在词学学科已趋明朗的新时期，关于“词学”的使用和理解却依然表现出比较随意的特点，如方智范等合著的《中国词学批评史》作为最早的一部词的分体批评史，在梳理词论历史方面极有条贯，纲领清晰，观点稳实，但却没有对“词学”下定义，而且仅以“词论”代替“词学”，所以其书实是一部“中国词论史”。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注重词学的源流与发展，虽也有关于词律、词乐、词韵以及词集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但其比重既轻，也相当边缘，也是以词论为核心的。蒋哲伦等合著的《中国诗学史·词学卷》除了在观点上时有新意外，在“词学”体系的格局上与方、谢二著也似曾相识。其他诸如词史、词集笺注等内容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看来梁启勋在《词学》一书中所说的“音谱失传，徒供读品”是“词学”可通的前提，真是不幸而言中，但由此而作为学科的“词学”所损失的就不仅仅是音谱，而是连词韵、词律等包孕在早期“曲子词”或者“倚声”中的内涵也一并消逝在学科之外了，这无论如何都是对“词学”的一种残酷解构了。
四、余论：词学与诗学之关系
在现代学术史上，诗学与词学都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但内涵又比较混杂的概念。不少学者以西方的诗学概念直接借用到中国文学中来，既然西方的诗歌、戏剧、小说都可以纳入到“诗学”的范畴中来，则“词学”也自然是“诗学”的一个分支了。这种宽泛而模糊的诗学语境源于西方诗学初建时期的内容上的驳杂。在希腊文中，“诗学”一词就是指作诗的技巧或作诗的艺术。亚里斯多德《诗学》原名即为《论诗的》，意即“论诗的艺术”，如果直译，也许应该译作《论诗艺》 ，讨论的对象是抒情诗、史诗和戏剧，诗学已非单指诗的理论了，实际上把“诗”放到一般的“艺术”上面，指称一般的文艺理论。贺拉斯的《诗艺》讨论诗歌、戏剧的原理和法则，但将一封《与庇梭书》译为《诗艺》，也不免有误译的嫌疑 ，所以从诗学的名称起源来看，最初的“诗学”从理论上来说是并不充足的。
在这种驳杂的的诗学背景之下，简单移植西方的诗学观念，带来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因为中西诗歌的创作背景呈现出的更多的差异性。朱光潜在《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一文中分析说：“中国诗和西方诗的发展的路径有许多不同点，专就种类说，西方诗同时向史诗的戏剧的和抒情的三方面发展，而中国诗则偏向抒情的一方面发展。我们试设想西方文学中没有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可勒斯、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拉辛诸人，或是设想歌德没有写过《浮士德》，莎士比亚只做过一些十四行体诗，就可以见出史诗和悲剧对于西方文学的重要了。中国恰是一个没有荷马和悲戏三杰的希腊，杜甫恰是一位只做过十四行体诗的莎士比亚。” 西方诗学的产生是以西方诗歌的创作方式来规定的，相应的，中国诗学也应立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词是中国特有的，它虽然会与西方的“诗学”产生种种理论上的呼应和联系，但作为在中国本土形成的一种文体，它在西方的理论语境中注定是很难找到完全的归宿的，所以简单套用西方的诗学，并简单化地把词学纳入到诗学中去，不仅会造成理论概念上的不周延，而且由此引起的学术混乱也难以根治。如果把西方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诗学”作为广义的诗学，则“中国诗学史”丛书为何遗忘了“戏剧学卷”、“小说学卷”和“散曲学卷”？如果戏剧、小说和散曲被自然排除在“诗学”之外，则“词学”何以在在诗学的领空中独享“诗学”的余泽？如果词是因为被视为“诗馀”而纳入到诗学的范畴中来，则作为“词馀”的散曲似乎也应在“中国词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至今没有一个词学家在撰写中国词学史时为散曲留下篇幅。看来诗学前面加了中国，就是针对中国的文学史而言的，只有“诗学”真正从理念上回归到中国本土的那一天，词学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的。
如果诗学以“诗”为研究对象，则词学自然应以“词”为研究对象，作为中国特有的“词”，只有放在中国特有的学术背景下来考量，才能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解读。对此詹安泰言之十分精详，他在《中国文学上之倚声问题》一文中说：“夫我国文学之由来尚矣。……递嬗演变，历世滋多，其体制之繁复，遂为世界各国所罕觏。近人采取西法以类分之，纲举目张，条理井然，持较前修，实为简括。顾或以名同，或以体近，必有据依，斯免凿枘。至若倚声，为调既繁，为体尤多；且调有定字，字有定声，按谱填倚，制限殊严。名称体制，俱为异域之所无；循名核实，岂可混同于诗歌！而或以派入诗歌一类，似亦未为精确也。” 詹安泰的分析确实将中西文学与文体的背景做了区别。“守定词场疆界，方称本色当行” ，词学是以词的自成一家、自成一境为前提的。有鉴于此，本文所谓词学，乃是指专门针对“词”这种文体而形成的一家之学，她从本质上是逸出在诗学范围之外并与诗学形成双水并流态势的。
The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Ci
——A study on the breach of learning system and the academic fountainhead
of the theory of the Ci
PENG Yu-ping
(Chinese Depart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has backward the developing progress of the theory of the Ci from a subject in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as a laudation for graceful dic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to an independent breach of learning in the modern times. It is based o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he Ci, that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lassical formation which represen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