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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里，经常听闻学者们讲到“胡三省”这个名字。观众中，多数好像还不知道这位给年长他111岁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作注，名扬天下的宋代大学者。其实，胡三省真的是一个大学者、大文豪，尽管他是“山泽遗才”。他的著作《资治通鉴音注》，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一笔。特别要说的是，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失陷后，胡三省在流亡新昌（今广东台山）途中，这部手稿不幸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才完成，其精神真令今人感动。
胡三省生于浙江宁海中胡村，出身书香门第，父亲胡钥笃爱史学且成就不凡。他自幼受父影响，功课之余攻读《资治通鉴》。当时，父亲有感于《通鉴》各家注本虽富，但于音义、释文等方面乖谬甚多，又见儿子天资聪慧，好学不倦，遂有寄托勘误《通鉴》之嘱。胡三省15岁时父死，家境艰难，但他牢记父亲遗愿，益加勤奋攻读《通鉴》。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同登进士榜，被朝廷任命为吉州泰和县尉。但他因为父亲早亡，兄弟夭折，为侍奉老母而未赴任。后来，朝廷改任他为庆元府慈溪县尉。在这个岗位上，胡三省由于刚正不阿、不事谄媚，得罪了庆元知府厉文翁，很短时间便被弹劾罢官。不久，因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使，他为李荐“文学行谊”，授杨州江都县丞，离家不远。“县丞”、“县尉”，都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前者管民政，后者管治安等。
尽管管理民政工作离文化工作较近一些，胡三省还是觉得政务太多，且时刻牢记父亲嘱托。几年间，他在案牍之余致力于《通鉴》的勘校工作——宦游所至，见有不同版本，务必搜罗；遇有方家，立即登门求教。在这个任上，胡三省编就《资治通鉴音注》97卷，论著十篇。宰相贾似道的门客廖莹中闻听其名后，出重金聘请教授弟子，不久又将胡三省推荐给贾似道。
宋度宗咸淳十年（1247年），胡三省出任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升朝奉郎（七品）。翌年，改任贾似道幕僚，从军江上。但由于他与主公政治立场不同，处境不妙，凡有建议，概不采纳，甚至背道而驰。是年，贾似道督师芜湖，二月惨败于吕港，胡三省借机返回故里，自此长期匿于山野，隐居著书，直至终年。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陷临安，俘宋恭帝北去，元将董文炳率军南下，兵祸骤临。胡三省携家逃难。乱过返家，发现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的《资治通鉴音注》荡然无存。有道是志不可夺，他悲痛之余，变卖家产，再购《通鉴》，发愤重新作注。还要说的是，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政权，对汉族士人采取怀柔政策，委派侍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文士，罗致为官。这种形势，对注重民族气节的胡三省来说，又是一种严酷选择，但他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完成父愿。
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重撰文稿即将完成，胡三省又寄居鄞县南湖名士袁桷家中，在此最后完成《资治通鉴音注》校勘。翌年，他又著作《通鉴释文辨误》。正在这时，宁海杨镇龙在“二十五都”起义，攻城掠地，震动浙东，袁桷家也不安稳。为了避乱，胡三省只好把刚完成而尚未付印的《资治通鉴音注》及其他著作，藏于袁家东轩石窟中。起义平息后，全部著作完整无缺，流传于今。此石窟，后人称为"胡梅涧藏书窟"，今天还在，文人多去瞻仰。
胡三省著作，除《资治通鉴音注》外，还有《通鉴辨误》12卷，《通鉴小学》2卷，《竹素园稿》100卷。后两部已失传。此外，他还曾编《通鉴地理考》100卷。稿成后，见到同代学者王深宁著作与自己所著大略类同，毅然毁去己稿，不传于世，由此可见高风亮节。
就体例演变而言，胡三省所撰《资治通鉴音注》大体分为两个过程：一是先按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体例，写成《广注》、《通论》、《辨误》三书；二是因稿轶，待重撰时，总成《资治通鉴音注》。此书，对《资治通鉴》记载的有关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有详细注释，特别是对音训、地理诸项，考证尤为精详，订谬殊多，是截至目前研究“通鉴学”最完整的资料。
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在我国文化和思想领域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音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许多人名、地名、术语非常怪僻，难为后人解读。胡氏则在书中一一作注。比如，《汉纪三》中有“阏氏”一词。胡注：“匈奴之阏氏，犹中国之皇后。阏，於连翻，氏，音支。”等等。在当时尚无规范的字典可供查考的历史背景下，胡三省把“音注”列为注释著作之首，且书名《资治通鉴音注》，实为读者阅读《资治通鉴》扫除文字障碍起了开路作用。二是训诂。《资治通鉴》中不仅有大量怪僻难读之字，以及难以数计的复杂词汇、典故，若不予以注释，读者不解其意，还可能引起误会。如对“威烈王”这一称谓，胡三省注曰：“名午，考王之子。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再如“商贾”一词，胡注：“行卖曰‘商’，坐贩曰‘贾’。”言简意赅，当然今天无论坐着卖还是走着卖，都已称作“经商”了。三是拾遗。即对《资治通鉴》中记叙不详或遗漏的内容，给予补充。如《周纪一》记载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一事，胡三省在此14字之后增补了180字，补叙了魏、赵、韩三家世系，并就三家分晋一事，作了评价。四是辨误。《资治通鉴》在记叙或评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或因取材，或出于疏忽，或思想认识之故，难免有差错或不当。胡三省“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对《资治通鉴》中的舛错或不当之处，他直书己见。如在《晋纪四》“散骑常侍石崇”条下，胡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错。盖因旧史成文也。”指出司马光在史料取舍上，由于疏忽，导致内容先后矛盾。此外，他不仅为《资治通鉴》正文辨误，且作《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对前人的释文，也进行逐一甄别。五是布道。以史布道，古今一体。孔子作《春秋》是代王立法，捍卫王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是“续素王（孔子）之旨，归成万世之标准”。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则是阐发司马光的“以史为鉴”的思想。此三位大人物思想观点一脉相承。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对历代政治措施、明君、贤臣、孝子的德行大书特书，对“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暴君、乱臣、贼子丑行给予鞭挞，并写了104条“臣光曰”述评。胡三省在这些述评之后，大都没有注释，即表示完全赞同。对其他记叙之处，有些则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如《汉纪四》记汉高祖刘邦“还洛阳，闻淮阴侯（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胡注曰：“喜者，喜除其逼，怜者，怜其功大。”今天读来非常有趣。
胡三省继承历代史家注史的优良传统，在“通鉴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值得肯定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坚韧、执著的意志人格。北宋司马光花19年时间修成《资治通鉴》294卷，系统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如果没有相关释读之书，很难了解历史事件原委、历史人物真实情况乃至于地名等纷繁之事。鉴于这一情态，自从《资治通鉴》问世后，为该书作注的释文迭起，虽达数十种，多不准确，唯以胡三省历30年所著《资治通鉴音注》对后世影响最大。胡三省人生旅程和仕途充满艰辛，经历磨难，但对注释坚韧不拨。二是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格。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真相作为神圣职责，这也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透过胡三省的注释历程，求真求实精神有着深刻的展示。以“地理注”为例，前人言：单是地理注，即有七八十万字，牵涉到大量“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在中国地名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三是讲究气节、忠于国家的政治人格。胡三省与民族英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本是同榜进士，透过《资治通鉴音注》，可强烈感受他讲究气节、忠于国家的政治人格魅力，也包括他通过此书倾诉自己对亡国的惨痛心情。在注释过程中，他从来不用“前朝”、“赵宋”等词语，而是称“我宋”、“本朝”等词，在个别地方还称“皇宋”、“吾国”等等，至死都不承认元朝政府，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民族气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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