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韩愈写于早年的《出门》与中年的《示儿》切入，通过对韩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所撰写有关长安的诗的文本分析，结合史事，勾勒出诗人大约三十年曲折的政治生涯中对都城长安的情感变化。结论为，韩愈的长安印象以单一的符号为开端，其内涵的演变与韩愈自身的经历及政局有密切联系。它的内容经历了权贵世界――国家治乱的缩影――险恶的官场等阶段，其生活上的期待也渐渐加强，随着韩愈政治抱负的步步实现，都市的生活意义得到重视。最终，实现了家国责任与生活归宿的统一。
关键词：韩愈 长安 贬谪 中唐 城市研究
元和十一年（816），49岁的韩愈自考功郎中、知制诰转任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接近了政治生涯的顶峰。从元和元年（806）他自贬所江陵召还长安以来，在洛阳、长安历任要职，渐渐进入中央权力的核心。此年前后，韩愈在长安靖安坊购置了宅第，并写下《示儿》一首抒发此刻的感怀：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馀。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
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1}
引文是此诗的主要部分。第一节翔实地叙述了自家建筑的环境与布局；第二节则表现了与当时最高社会地位的人们应酬往来的喜悦心情。诗末点明写作主旨：
嗟我不修饰，事与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于朝儒。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
不过，韩愈对长安生活的怡然自得显然没有感染后世的全部读者。《示儿》的这几句颇受诟病，责难声中有代表性的是苏轼和朱熹：
东坡云：退之《示儿》云：“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所示皆利禄事也。{2}
此篇所夸，乃《感二鸟》《符读书》之成效极致，而《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者则已不复言矣，其本心何如哉！{3}
是追求利禄还是行道忧民？后世聚讼纷纭。确实，将《示儿》与三十年前韩愈应进士试孤身入京之际所写的《出门》一诗对读，其间的境遇和情感形成巨大的反差：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此诗见其与现世繁华格格不入之孤愤心态，与其说展现了青年韩愈孤高自持的品格，毋宁说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时焦虑心情的激切投射。本文的问题即从二诗的落差处切入。有异于前代读者多从追求利禄还是行道忧世两方面展开拉锯，这里选择的角度，是韩愈在诗中明白表露的这种对长安的“家”的归宿感――从茕茕孑立之际的《出门》到官高名就之时的《示儿》，历经三十年，韩愈对于长安的归宿感是如何步步建立的？我们希望通过考察韩愈这位中唐重要文人、政治人物不同人生阶段的诗文中长安城所呈现的形象，包括关注其中的情感内涵、演变过程、塑造动因等，从城与人的关系入手来解读《示儿》一诗。
一、长安初印象（贞元三年至十九年）。贞元三年（787），背负着个人与家族的生计重担，20岁的韩愈独自从宣州来到京城科考。此后直到贞元十四年（798），韩愈在长安先后投身于礼部进士科考试、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所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上宰相书》）{4}。十四年，失意困顿的韩愈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另谋生计。前述《出门》诗记录了他初到长安的感受。一方面，“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都城壮丽而无一处栖身之地，凸显出个人与城市的对立疏离关系；另一方面，“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相信上天对自己的终极眷顾，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实现心中的抱负。
《出门》诗中统摄了韩愈面对自身处境时拥有的两种不同的情感，随着韩愈在长安居住时间的增长，各有演化。不过九年应试，虽然进士及第，而终于没能进入九品之列，无疑对立感和疏离感占了主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出门》用“百万家”笼括长安的纷繁喧嚷以来，韩愈笔下的长安，一直只是个单一的符号：
登高望烽火，谁谓塞尘飞。王城富且乐，曷不事光辉。（《烽火》）
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与夫子亲。所尚苟同趋，贤愚岂异伦。方为金石姿，万世无缁磷。无为儿女态，憔悴悲贱贫。（《北极赠李观》）
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长安交游者赠孟郊》）
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岂识天子居，九重郁沈沈。一门百夫守，无籍不可寻。（《孟生诗》）
所谓“单一”的城市形象，来自这些诗歌一以贯之的边缘视角。首先，韩愈眼中的长安社会呈现出“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长安社会从“富”、“贫”的角度截然二分，亦即在朝、在野之别。与之相应的特征，则是“贤”和“愚”。幸好在心理层面有富愚、贤贫的一一对应，韩愈及其同道举子的怀才不遇之愤才稍稍得到缓解，《北极赠李观》《长安交游者赠孟郊》二首中他对李观和孟郊的安慰就是好例。不过，在韩愈看来，他们这些“贫而贤”的士子终究只是这个社会的边缘存在，而那些沉湎于“笙竽”的权贵才是长安的主体。其次，在这些涉及都市印象的诗中，我们只看到公卿、富贵、高门，而看不到这个大都市其他方面在韩愈心中的投射，或者政治活动以外生活场景的记录。
对于韩愈，生活时间的增长和交游的扩大并没有丰富他对长安的看法，他基本保持了这种笼统的印象。相比于居住的久暂，长安印象更受主体的身份和生活状态的影响。韩愈“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 （《与李翱书》）。当他未在长安站稳脚跟时，出游、交友就难以成为其生活的常态。而性格的激切、坚毅也是原因之一。政治抱负未实现时，安逸生活便不值得挂怀。 《出门》诗的另一内涵――“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所表达的自信与抱负也在日后有所演化。置诸城与人的关系中来理解，当下的政治层面的“长安”是愚昧堕落的权贵世界，对韩愈而言并不理想，但他又不甘心被排斥在外，“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上宰相书》），这就产生了张力。韩愈平衡张力的方式能够表明他的立身之道和政治理想，这就是自信对“道”的把握。除了上引《出门》一诗外，又如安慰后来成为同年进士的李观：
方为金石姿，万世无缁磷。无为儿女态，憔悴悲贱贫。
只图享乐的权贵世界自然难以容纳贫贱而贤能的士子，他们一旦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必然具有强烈的改革意图。所谓“改革”，不是具体政策的构想，而体现在执着追求理想、不与世俗妥协的独立人格。“道”是他们的自我认定，因此，当他们进入一个新的空间，其结果不是同化，而是力图对空间有所改变，使之成为理想的舞台。
贞元十六年（800），韩愈终于通过吏部守选，得到了四门博士（正七品上）的学官职位。正式踏上仕途。
至此，韩愈的长安初印象趋于形成。一方面，为应试在长安生活九年，但呈现于韩愈诗文中的都城从来只是政治层面的单一的笼统印象，他以边缘人的疏远视角感受长安。读者看不到对长安的具体、生活化的认识。另一方面，韩愈虽然关注政治意义上的长安，却并不满意，他希望能凭借个人的努力进入长安政坛，改变这一政治空间。对理想的执着和才能的自信支持他在“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困窘局面下不断努力留在长安。
二、第一次贬谪期间的长安书写（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从唐代开始，贬谪成为文人官员仕宦生涯中可能遭受的严重挫折。韩愈一生两次外贬，都远至岭南。因为前后时间相隔较大，本节只讨论第一次贬谪。
贞元十九年（803）七月后，韩愈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岁末，即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离韩愈踏上长安政坛还不到两年。永贞元年（805）正月{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韩愈遇赦。他离开待了一年半的阳山，前往郴州等候新的任命。八月，顺宗禅位宪宗，韩愈再次接到赦书，量移江陵府，任法曹参军。此后直到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自江陵召还，诏拜国子博士。
韩愈的贬谪时期跨越三朝，此时的长安政坛经历了王叔文、韦执谊集团由成而败的风波，韩愈的外贬、调任与召还都与政局息息相关。在贬谪期间，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对韩愈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坐标，因为遥不可及，更多凭追忆与想象来支撑，投射的情感更为鲜明。这一时期的书写中，长安印象的内涵可以通过两条路径来把握。其一，长安的政治意义被无限放大；其二，随着韩愈境遇的转折，一个生活层面的长安第一次浮现。
（一）长安书写：国家治乱的征象
此前参与朝政的时间非常短，韩愈并没来得及找到理想的着落点。又如他日后修撰《顺宗实录》时所记载的：“德宗自贞元十年以后，不复有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以微过忤旨谴逐者，一去皆不复叙用。”（《顺宗实录》）有了这些先例在，在德宗朝的余下年月里，他对于政治前途充满绝望，对来路也固无眷恋可言。相较于十七年后作为在朝廷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官员，因《上佛骨表》而远谪潮州，离开长安之际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难以割舍的悲号大不相同，这时期的韩愈表现出的情感是黯淡而消沉的，诸如“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答张十一功曹》），“羁旅感和鸣，拘囚念轻矫。潺■泪久迸，诘曲思增■”（《同冠峡》），情感倾向虽然明白地表露在诗句中，但嵌入平实的句式和精致的对偶，就显得颇为消沉。何焯《义门读书记》称“怨而不乱”{6}，程学恂评论：“公南迁诗，似无甚意义者，中极悲消。须是反复沈吟，乃见所感深也。”{7}
所以说，第一次贬谪历程中，长安对于韩愈的归属感尚未建立。相比于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在贬谪途中互相唱和，通过回忆在长安共同生活的日子表达怀念之情，韩愈的贬谪书写中便缺少了这一份眷恋和认同。
然而长安也并没有就此淡出韩愈的生活，特别是随着德宗去世后王叔文、韦执谊集团执政的风波，它以另一种书写方式得到呈现，即韩愈的目光定格于当前长安的政局变幻，时时在想象中予以描绘、评判。这成为韩愈长安印象的关键内容。这里引录较典型的两段予以分析：
东方半明大星没，独有太白配残月。嗟尔残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须臾期。残月晖晖，太白■。鸡三号，更五点。（《东方半明》）
昨者京使至，嗣皇传冕旒。赫然下明诏，首罪诛共■。复闻颠夭辈，峨冠进鸿畴。班行再肃穆，璜■鸣琅■。伫继贞观烈，边封脱兜鍪。三贤推侍从，卓荦倾枚邹。高议参造化，清文焕皇猷。协心辅齐圣，致理同毛■。小雅咏鹿鸣，食苹贵呦呦。（《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
据清人注释，二诗分别代表韩愈评述长安政局的两种手法――比体和赋体，他们的共通点是出之想象。《东方半明》比意显然，应是写于唐宪宗立为太子，王叔文、韦执谊开始不和之际，以太白、残月拟于二人，写他们即将失势的情形。同样手法的作品，像《醉后》王叔文诸人如同醉客胡作非为，《杂诗四首》以蝇蚊雀鸠讽刺当时“一时欲速侥幸之徒”，《射训狐》也是把王叔文等比为不吉的鸺■。至于赋体，铺陈其事的实质是去想象、呈现具体场景。所引《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段落是韩愈在想象中描绘了唐宪宗登基后清除王、韦集团，新的朝廷人事格局。
对长安政局的想象与评判寄寓了韩愈对于国家前途的忧思与信念。“长安”的政治意义在谪臣韩愈心目中被无限放大，它关涉国家的命运。
（二）长安“生活”的期待
永贞元年（805）秋末，宪宗即位后大赦天下，韩愈量移江陵后，他笔下的“长安”形象却显得亲和、明丽多了。不仅是纯粹的政治空间，也是生活的落脚点。在写于元和元年（806）春，江陵府法曹参军任上的《杏花》诗中，第一次浮现出生活层面的长安形象： 居邻北郭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曲江满园不可到，看此宁避雨与风。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恒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山榴踯躅少意思，照耀黄紫徒为丛。鹧鸪钩■猿叫歇，杳杳深谷攒青枫。岂如此树一来玩，若在京国情何穷。今旦胡为忽惆怅，万片飘泊随西东。明年更发应更好，道人莫忘邻家翁。
弥散在这首诗中的虽然仍是“惆怅”之情，但与长安的距离已然接近许多。这大概是因为，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以来，清除王、韦集团，锐意改革弊政，皆令韩愈感奋。此时的长安政坛重新在韩愈那里获得合法性，阻止韩愈回到长安政坛的最大障碍也已不存在了。韩愈在《杏花》诗里第一次表露了生活意义的依恋。“若在京国情何穷”，现在的长安才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既是伸展抱负的舞台，也是可供韩愈这样的士人享受生活之地。诗中的“曲江”也是韩诗里首次出现长安地名。此后，韩愈结束贬谪生涯，在长安渐渐官高名就，诗文里地名、环境细节的刻画方大量出现。这首诗可谓一个先声，和长安的距离日趋拉近。
以上我们分析了贬谪期间韩愈诗文中呈现的长安印象。其内涵随着韩愈的处境和政局的变动而不断变化，主要围绕恋阙望归、国家治乱、安适生活几个要素展开，这三个方面都是由迁谪产生的。初印象里的“权贵世界”的长安被淡化，虽然同样突显作为政治空间的长安，但长安的政治意义大大提升，关乎国家治乱，这表明韩愈的视角从庶民转变为官员，实现政治理想的追求也更为迫切。由于岭南环境的恶劣，更因政局的改善，“安适生活”这一要素首次进入韩愈的视野，落实到他对长安的期待中。可见政治的归宿有所着落后，他才会考虑安定生活的寻求。
写作《杏花》诗后数月，韩愈被召还长安，拜国子博士（正五品上），开始了覆盖他后半生的在两京为官的生涯。长安形象随着韩愈仕途的沉浮又显示出新的一面。
三、洛阳、长安与潮州：“家”的建立。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自江陵召还担任国子博士后，次年为避嫉妒者中伤，自请分司东都，任国子博士等职。但韩愈在“本应”闲散的职务环境中没有调适出安详恬静的心境。诸如“东都绝教授，游宴以为恒”，“譬如笼中鸟，仰给活性命”等诗句都说明此地既非生活的归宿，也不是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场所。这和白居易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晚年主动远离长安的政治生活，选择了生活化的洛阳作为自己的归宿，也即“家乡”。
元和六年（811）以来的长安印象日渐具有了“家”的意味。在诗文中的表现，可以举二例而言：
其一，从江陵召还在长安任国子博士期间以及分司东都时，长安印象具备的机巧、险诈等元素，此时已不再出现。
其二，韩愈对长安的风景名胜、四季景色表现出浓烈的向往，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细腻描写。值得注意的是，初到长安、贬谪等境遇下对景致的书写中，情感的宣泄浓于物态的刻画；但此时对于长安的具体描写，却常突出对象本身的特征，作者自己倒是隐在背后，仅仅表达一种情趣或哲思。以下两首诗都记录了游春的场景，不妨对照阅读：
幽怀不能写，行此春江浔。适与佳节会，士女竞光阴。凝妆耀洲渚，繁吹荡人心。间关林中鸟，亦知和为音。岂无一尊酒，自酌还自吟。但悲时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视古犹视今。（《幽怀》）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
《幽怀》大约写于贞元十六年（800），未进入长安政坛，内心是较为苦闷的。写下《早春》这首历代传诵的名篇时的韩愈已值“官忙身老大”的晚年。在作者与外物的关系上，《幽怀》侧重表现作者自我，士女的盛装、林间的鸟鸣、四季景色的更迭等周身的一切都成为自我情感的助推，也被情感所攫取。外物与作者之间一触即发，充满紧张感。而到了《早春》，作者已放下心中的纷纭牵扰，能与草色留影保持一定的距离，让细腻的物态自然而然流露于笔下，令人感到由衷的欣喜和轻快。
伴随着韩愈作为士大夫其人生理想的步步实现，“家”的认同逐渐建立。此时来看本文开头所引的《示儿》诗，可以理解，这是一位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得到实践后所建立的生活的归宿感。
并且，这种归宿感落实到了一个实体的“家”之上。据妹尾达彦氏考察，8世纪后半期至9世纪前半期，官员居住地集中在街东中部，韩愈居住的靖安坊正位于此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以及宰相裴度、武元衡等中唐著名文人的居住地均集中于此。这里自然环境优美、交通方便、地价较低，又因为官员聚居，其作为官员同僚之间的交流场所的作用也凸显了出来。因此，新进仕途的官僚而言，在这一地段拥有自己的住宅，进入精英圈子是他们的具体目标。{8}
所以，当韩愈在《示儿》里提到“此屋庐”时，必定也在强调融入了社会最高阶层的交往圈，这里既给他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平台，实现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又是一个生活圈，他能自如地与所欣赏的精英应酬往来，保持生活的品味。《示儿》诗里抒发的强烈的长安归宿感便在此种语境下生成。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迎佛骨入长安，朝野轰动。素来反对崇佛的韩愈上奏《论佛骨表》予以极谏。宪宗盛怒，将其远贬潮州。在贬谪途中，韩愈屡屡以“家”指称长安。唐代京官贬谪，家属一律随行，韩愈限期离开长安后不久他的亲人便随同赶来，一起前往潮州。在这一情形下，长安之为“家”，就更体现为精神上的归属。每到一处，韩愈都慨叹长安的遥远，他在诗中屡屡使用数字来表示距离的渐行渐远，我们将这些诗句摘录如下，结束本文的讨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番》）
不觉离家已五千，直将衰病入泷船（《题临泷寺》）
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食曲河驿》）
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别赵子》）
四、结语。韩愈的长安印象以单一的符号为开端，其内涵的演变与韩愈自身的经历及政局有密切联系。它的内容经历了权贵世界――国家治乱的缩影――险恶的官场等阶段，其生活上的期待也渐渐加强，最终，随着韩愈政治抱负的步步实现，都市的生活意义得到重视。《示儿》诗中所表现的，正是家国责任与生活归宿得到统一后的满足与怡然，是对都市生活完完全全的融入。这对韩愈这样的士大夫来说，来之不易。
韩愈曾说：“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送杨少尹序》）可见归宿与出仕为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当是当日士大夫的共识。中唐以后科举制成熟，士族进一步衰弱，当日多数士大夫走过韩愈的道路，从举子到朝官，从京都到边地，热切地盼望在长安实现政治理想，实现政治归宿和生活归宿的统一。
{1} 本文韩愈诗歌文本及系年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版，以下不再标注。
{3}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4} 本文所引韩愈文章文本皆据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不再标注。
{5} 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唐宪宗即位，改是年为永贞元年。本文为论述方便起见，将该年统称“永贞元年”。
{7} 程学恂：《韩诗臆说》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版，第8页。
{8} 妹尾达彦：《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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