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是指中国古代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从宋代开始,称为经筵,形成制度,以后的元明清三朝都沿袭此制度。
宋代大儒程颐认为经筵很重要,它的重要性堪比宰相。程颐曾说:“臣以为,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经筵图
经筵,就是帝王的辅臣们想通过课堂讲授经史来教育帝王,使帝王养好良好品德,成为明君。
经筵的老师,一般称为侍讲。侍讲都是千挑万选的,都是在经义或史学方面有造诣者。
侍讲的教学风格不同,也会对帝王出生不同的影响。
宋仁宗时期,身边有一个侍讲叫杨安国,乃“胶东经生也”。杨安国教学时就很幽默风趣,令人发笑。
他“言行鄙朴,动有可笑”,他每次给仁宗讲课时,言语都十分搞笑,“每进讲,则杂以俚下鄽市之语”,很接地气,使得课堂好笑活跃,以至于从皇帝到侍臣,甚至是太监“见其举止,已先发笑。”
某一日,杨安国给宋仁宗讲《论语》,讲到“一箪食,一瓢饮”时,杨安国以家乡的胶东口音解释道:“颜回甚穷。但有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浆水。”
再讲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杨安国对仁宗说道:“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
宋仁宗
宋仁宗哈哈大笑,也心领神会,第二天便发钱赏赐各位侍讲,其他侍讲“皆恳辞不拜”,有些虚伪推脱不要,只有杨安国毫无做作地“受之”。
像杨安国这样的侍讲算是“另类”,绝大多数侍讲从都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
宋哲宗继位初,“春秋尚少”,深沉少语。
因为皇帝年幼,宰相司马光格外重视皇帝的教育,经筵讲课的内容和侍讲老师他都是精心挑选,以期待将皇帝教育成一代明君。
但是经筵侍讲都是严肃老成之称人,讲课枯燥乏味,宋哲宗在课堂上很少说话。
某一次经筵,讲授《洪范》,侍讲是宰相司马光之子司马康。
司马康在讲到“乂用三德”之时,一向不说话的哲宗突然问道:“只此三德,为更有德?”
宋哲宗质问难道就只有三德吗?
宋哲宗
结果“群臣耸然”,不知如何作答。
最后还是司马康答道:“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
无疑,这还是一番大道理。
宋哲宗听后,点头道:“然。”
尔后又是一言不发地听他讲课。
宋哲宗亲政前,司马光和高太后等人没有顾忌哲宗的感受,给年幼皇帝的心理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使得他亲政后,出现叛逆的倾向。
经筵讲课的内容一般都是有执政大臣制定好的,但是有时候皇帝的个人喜好也决定讲课的内容。
明代万历皇帝时,一次经筵讲读《贞观政要》,但是万历皇帝很不喜欢魏徵和唐太宗,于是他问阁臣申时行等人:“魏徵为何如人?”
申时行答道:“徵能强谏,亦是贤臣。”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徵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后事太宗,忘君事仇,固非贤者。”
接着他又批评唐太宗说:“唐太宗协父弑兄,家法不正。”
申时行解释道:“伦理果亏,闺门亦多惭德,但纳谏一事可取耳。”
但是万历显然听不进去,对唐太宗还是不喜,于是下令罢《贞观政要》,改讲《礼记》。
《贞观政要》
话题还是回到宋代大儒评价经筵的那句话上来,程颐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数百年后,到了清朝乾隆皇帝时期,这句话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强烈不满。
乾隆皇帝甚至御制一篇文章来批判程颐的观点,他在《书程颐论经筵札子》里,强烈反对“天下治乱系宰相”这个离经叛道的论调。
乾隆
乾隆说“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他认为宰相是皇帝任用的,宰相只是皇帝治理天下的工具,因此说宰相身系天下之治乱安危是无稽之谈。
乾隆最后对程颐的观点下了结论,四个字,叫“目无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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