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向往，不过对于自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
在宋代，杭州人的标准是：有螃蟹无通判。
这个标准出自一个有趣的故事。
欧阳修
北宋时有个叫钱昆的杭州人在京为官，他请求外放到地方为官。
有人问他“所欲何州？”
杭州人喜爱吃螃蟹，于是钱昆答道：“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
这个故事出自欧阳修的《归田录》。
这是赞美螃蟹最好的一个故事，也是讽刺通判最好的一个故事。
通判到底是何官职，使得钱昆如此避之不及呢？
事实上，不仅是钱昆，两宋的地方知州们几乎没有喜欢通判的。
钱昆像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简称，是中央派到地方兼行政与监察大权的官吏。对知州来说，这是来监督自己并分自己权力的中央官员。
北宋初年，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割据作乱，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荆南后，“始置诸州通判”。
通判的地位极为特殊，“既非副贰，又非属官”。但他们是由皇帝直接委派的，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
说白了，通判就是朝廷派到知州身边的眼线耳目，这是宋太祖为控制地方而设立的官职。
通判经常和知州争权，因为通判代表着朝廷，知州往往是争不过通判的，也不敢轻易和他争。
一旦通判和知州有分歧，争执起来，通判经常会把一句话当作杀手锏甩出来：
“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
很多知州在这句话面前都会把不满憋回去，毕竟人家是朝廷，是官家的特派员。
宋代官制
由此，地方知州最烦的就是通判，“举动为其所制”。
宋太祖后来听说通判和知州争权，特地下诏要求通判与知州协作，同押文书，“非与长吏同签书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
由此形成定制，通判或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和知州一起署名方能生效。
表面上这是协调了与知州的关系，但实际上更是明确通判的特殊职权。
对于通判来说，“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
这时候的通判绝对是个实权官职。
想到没有通判的地方为官，其实是地方官员对自由的一种渴望。
通判最令人畏惧的职权是监督。
《宋史▪职官志》记载：
“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
所以，很少有人认为通判是知州“副贰”，更多的是认为通判是“监州”。
历来知州和通判二者不和居多，没有大臣想到有通判的地方任知州，分权掣肘也就罢了，还动不动向朝廷打你的小报告，给你穿小鞋，这让人受不了。
这是很多知州觉得不称意、不自由的最重要的原因。
宋太祖设通判
宋代的知州是由文官担任，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判成为制约文人权力的一种制度，文人官僚集团的矛盾开始激化。
通判以监郡自居，可以否决知州的命令，还可以向朝廷报告知州的恶行或小报告，知州也不会听之任之。 “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更有甚者，知州和通判往往相互揭发，互为报复，“相与告讦”。
知州和通判的相互告发，有时候会搞得皇帝极度头疼。
到没有通判的地方任知州，其实是知州对自由的一种渴望。
那什么样的州才不设通判呢？
“时大郡置二员，馀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
只有人口不到万户的州才不设通判。不过若知州是武将出身，即便人口不足万户，也要特置通判。
北宋大文豪苏轼曾有一首诗，用了钱昆“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的典故。
诗名很长，叫《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其中一句说道：
“欲问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
诗题中的“二钱”是钱易和钱惟演。
这两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们都是钱塘吴越王的后人。
钱易与上文提到的钱昆是亲兄弟，二人都是吴越国第四任君主钱倧之子。钱倧死后，传位弟弟钱俶，钱惟演则是钱俶之子。
宋太祖平定江南时，钱俶出兵策应有功，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后入朝，宋太祖仍封其为吴越国王。
“太平兴国三年，诏俶来朝，俶举族归于京师，国除。”
钱俶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钱俶告别宗庙，泣别钱氏祖宗，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入朝。
钱昆、钱易和钱惟演也都随着钱俶入朝。他们本都是王子，入宋后虽然仍是望族子弟，但身份的落差是可想而知的。
端拱元年（988年）八月，钱俶六十岁。在庆贺六十寿辰的这一天，宋太宗派中使前来祝贺，然后当夜钱俶就死了。
钱俶死因是个谜，但是对钱家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警告。
作为钱俶的子侄辈，钱昆、钱易等人要小心翼翼。
他们离开杭州，远离家乡，杭州美食螃蟹也变成了他们对家乡的记忆和牵挂。
苏轼调侃杭州钱家人害怕到有通判还没有螃蟹的地方做官。
苏东坡引用钱家的故事，是一种调侃，也带有北宋官员是通判的普遍不满。
有通判，知州就无得自由。
没有螃蟹，生活就无得乐趣。
在钱家人看来，有螃蟹且没有通判，才是真正的自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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