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轻武,是宋代的立国政策。
毫无疑问,重文轻武国策是源于政治动机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一国的政策导向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重文轻武带来的倾向性深刻影响了宋代士人风气。
士风是一个时代士大夫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士大夫作为宋代统治集团的主要阶层,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士大夫的风气是两宋社会风气最真实的写照与缩影。
宋代士风,在重文轻武国策影响下,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但更出现了追逐之风,奔竞之风,奢靡享受等不良风气。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
这是宋代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作为皇帝,宋真宗抛出了读书的几大好处:
良田、黄金、车马、美人。
统治者亲自劝道,自然效果奇佳,一时间在士人之中形成“窗前勤读六经”的良好风气,并上升到“男儿平生志向”的高度。
“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
家人朋友都以此劝学,学了三日,就畅想“良田、黄金、车马、美人”,想着以后穿青着紫,一朝富贵了。
读书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参加科举考试了。
宋代重文轻武国策的另一个导向是,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引导士大夫追逐功名。
宋代科举制对士大夫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取士名额大幅度增加。
有学者做过研究,宋代科举“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有资料显示宋代“通过科举共取士 115427 人,平均每年 361 人”。
二是一般知识分子录取比例大,最大限度地笼络各种出身的人为统治者所用。
据《宝佑四年登科录》所载,仅宝佑四年一年录取的进士就有601 人,其中官僚出身的达184 人、平民出身的 为417 人。
此外还格外突出科举出身的重要性,科举进士不但授官从优,而且升迁也迅速。
仅仅以宰相为例,有资料显示,“整个北宋的 71 名宰相中,有64 名为进士或科举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
皇帝倡导士人读书,录取之时又突出皇帝的选用之权,体现出“皇恩浩荡”,将士大夫纳入统治集团之内,描绘出所谓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的景象。
宋代科举
北宋苏辙在笔记中记载道:“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宋代科举政策对士人的吸引,引发了士人们对科举考试的狂热追求,使士人倾毕生精力专注于追求科举功名。
这样士人就没时间没精力产生有悖于封建统治的意识和行为,这也是统治者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除了在科举上给与士大夫优待外,朝廷对于已经当上官的文人也格外优厚。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就曾将他的一番道理诠释得非常清楚: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到宋真宗时,他做的更直接,鼓励甚至亲自劝导臣下“厚自娱乐”,“与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他还下令“许群臣士庶选胜宴乐,御史台、皇城司毋得纠察”。
宋真宗为了封禅泰山,更是直接“贿赂”宰相王旦,把金珠藏在酒坛中,嘱咐王旦“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回家好好享受品尝。
宋代对宰相等文臣高官极尽笼络,给予的物质待遇优厚可谓是古来少有的。
单以每月的俸禄为例,包括使月、春、冬服的绫绢绵、各种禄粟在内的正俸、职钱、元随、傔人(随身) 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饲马刍粟、米面羊口等。
此外还有各类恩赏。
史载,“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这套笼络手段自然让士大夫感受到了“皇恩浩荡”,对皇帝感恩戴德。
但是也直接诱发了士大夫爱慕荣华富贵的“保富贵”和“奢靡”的风气。
宋代文人聚会
我们可以从《宋史》及宋人笔记中看到,士大夫这种沉迷于酒色财气的享受风气。
“才得富贵,便多改节。”
“士庶之间,侈靡成风。”
“士人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
“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
这样的记载很多,俯拾即是。
直到南宋末年,面对风雨飘摇的江山,士大夫仍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
重文轻武之下厚养出来的文官,少有社会责任感,少有使命意识。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
这两句话,是两宋社会的极佳写照。
在满朝都是受重视优待的文官大环境下,武将的憋屈可想而知。
重文轻武的政策在两宋的特殊时段,也是有过变化的。
两宋之际和南宋末年,宋朝内外皆困,面临国破家恨,然而绝大多数文官士大夫束手无策,无振作无作为,仍是“好为高论而不务实”,令世人鄙视。
文人士大夫“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据,亦投牒理索否? 士大夫于家事则知之,至于国事则讳言之,何哉!”
看看,士大夫只关心家事,在乎个人利益,早忘记了国事。
重文轻武,导致官员数量无限膨胀,为了笼络官员,大肆提高官员待遇,“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宋代武将
费劲民脂民膏养活出官员士大夫,这也是重文轻武的另一个消极影响。
江山破碎之际,武将在常年压抑下发出了令人心痛的疾呼呐喊:
“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于是,朝廷不得不依赖武人。
只是这是时事造成的权宜之计,整个国家重文轻武的政策已经变成了祖训,融入到宋朝的骨髓里,想彻底改变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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