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不妨看做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史，个人的经历在历史中往往更具真实感。
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两封当时在居延地方戍边的两名下级官吏写给各自妻子的书信。
一封是名叫“赏”的写给妻子“子卿”。现存原信文字约50字。开头为：“赏伏地再拜请子卿足下”，内容是感谢在家的贤妻恪尽孝道，代他敬事父母，并嘱她冬寒要注意身体，多穿衣服，按时酒饭。
一封是名为“宣”的候长一类官员写给家中名叫“幼孙”的妻子的信。开头为：“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内容是让妻子代向妻兄和岳父请安，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强衣足食”，注意身体。还谈到妻兄幼都曾乘便来到边境探望自己，可惜幼都行时仓促，未曾见到幼孙，故写此信告知此事。
信中还提及宣以前曾通过邮亭另写信给妻弟幼孝一事。
这两封书信可能是因为没发出去，才能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很多信息。
首先汉代人即便是两口子也很客气，写信都很讲究。由此我们对汉代一些称谓有所了解。另外赏和宣身为边境小吏，给家里发封信也没那么容易。
汉朝古乐府诗《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一首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
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足见书信的珍贵和通信之难。
居延汉简
敦煌汉简中有一件一个叫“政”的人致“幼卿”、“君明”的书信，说道五年多来由于自己的“官薄身贱”，书信不通。可见，即使是边防小吏，也由于身份低下，不能随便的发邮件。
在秦汉时期，邮递与军事密切相关。
刘邦政权建汉之初，就着手对战争时遭到破坏的邮驿设施进行恢复。西汉帝国的巩固，邮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比如在平定英布叛乱时，就有效利用了英布手下将领贲赫“乘传”（即乘坐驿车。传（zhuàn）即驿车，也指传达命令的马车）到长安及时递送的情报。解除樊哙兵权，也是因派陈平“乘驰传”（可理解为快递），带着周勃去接收了樊哙的部队。
景帝时七国之乱，大将周亚夫奉命讨伐，得益于乘了“六乘传”（汉文帝从代王为天子做过，应该是一种专用高级快车）迅速到达前线。
西汉的邮传还被赋予政治需要，用来向全国及时宣告犯罪分子的罪行和进行押送。如七国之乱后吴王刘濞被处死，朝廷命令将他的头“驰传”当地示众；淮南王刘安因谋反发配四川，他的囚车便是顺着邮车的大道行进。
当然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国防。边防上一些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送的。
大量出土的汉简还记叙了当时邮驿通信的程序：“以邮行”、“马行”、“驰行”。说明了当时邮驿制度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规定信件的投递方式。
“以邮行”就是步递，“马行”就是以马为主力，“驰行”是快马急传的文件。这些规定都在邮件的封面上明白标注。类似现今平信、快信的分等。
此外，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公文信件标明的发出方向，有的简上写着“入西书”，有的标明“南书”、“北书”，如同现在的邮政编码，使投递时不至混乱。
从汉简上还可看出汉代人封发公文的格式：一般在公文中都写上寄件人发信日期、地址以及姓名，同时写上收件人的官名、地址和姓名。这些格式都和现代寄快递类似。可见当时的邮递制度已经有了严格的程式。
在汉简中还可看出，当时对公文信件的收发规定是很严格的，若投递转送中有失误，要负法律责任。有一份汉简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日限奉书，不及以失期，毋状，当坐罪留。”即是说限制书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则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民和出土的汉代“陇西中部督邮印”
从官员设置上也可以看出两汉政府十分重视邮传工作。三公中的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
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中，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和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武帝的。
地方邮驿管理也比秦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 督邮最早的职能是督送邮书，举凡国家政令，郡治政策，以及相关政令的文书等，都需要督邮负责传递到各县。这就要求有便捷的交通和邮驿为督邮提供方便。后来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位置。
《三国演义》中有有个张飞鞭打督邮的故事。其实正史上是刘备鞭打的督邮，由此可见那时督邮的权势。
同秦朝相比，汉代邮传的最大进步是实行了驿和邮的分流。其中步行递送方式，以“邮”命名，骑马递送方式，以“驿”命名。为提高效率，骑马传递占主流，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时称“驿置”，即后来的“驿站”。
另外汉初邮传制度一大创新就是“改邮为置”。东汉应劭写的《风俗通》记述：“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即就是说把原来称为“邮”的邮传设施，改称为“置”。
为什么叫置呢？就是根据测量出来的远近来设置办公机构。驿与驿之间的距离一般为三十里，称为一置。
置，实际上是邮传信使的中途休息站。
汉代驿舍设传吏(驿舍的官吏)，传马(驿站所用的马)，传车（驿站的专用车辆），传乘(驿站的车马)，传宰(管理驿站的小官)。
由于传车过于笨重，武帝以后朝廷财政困难，设备繁杂豪华的传车也就顺应时势逐渐让位给轻便的单骑传递。而这种以马骑为主的信递方式，便以“驿”正式命名。
一般而言，驿置是指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设施。汉朝的紧急和重要公文都由它来传运。驿置的长处在于传递迅速，通常以轻车快马为主。驿置预先备好车马，随时供兼程来往的驿使使用。
至于原来“传”的名称，两汉时虽仍然在使用，但已大部分用于表示一种政府招待所的性质，仍称为“传舍”，变成专门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的场所。
驿加上传，往往合称为“驿传”或“驿置”。
这两个词在两汉的史书中是常见的。
“武阳传舍比二”铁炉
1958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镇曾出土一件刻有（“比二”应该是同样的铁炉有两个，是一炉所铸）。据考证这应是汉代传舍的炊事用具。武阳是汉代犍为郡的首府，故地在今四川省成都以南。这件文物应该是四川古武阳所造或从属于武阳的驿站传舍所用。也说明两汉时川贵间就已经有驿道相通。
除以马传为主的“驿置”外，汉代还设置短途步行投递书信的机构---“邮亭”。亭，也作为步传信使的转运和休息站。汉代亭的称呼更普遍，邮亭的通信业务通常是步传接力运递。
《汉旧仪》记载：“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即是指邮间距离是五里，亭间距离为十里。邮亭的信差，在两邮中间的两里半处接力。据说现在河北一些地方还有“二里半”的地名，或许就是古时邮亭制的遗风。
但需要说明的是，汉时的亭并不全是负责邮传任务。兼管邮务的亭，一般在交通要道沿线，有专门负责传书的“邮人”。比如西汉时青海地区的西宁称为西平亭，西平亭就兼有邮亭的功用。
而大部分亭则是地方基层行政单位，负责征丁收税及治安捕盗之事。汉高祖刘邦曾出任过泗上亭长，就属于这普通的亭。
刘亭长
当然，为了皇帝生活需要，邮传也会给皇帝办点私事。比如汉宫中常年要求南海向长安进贡荔枝，也是通过快马速递，而把新鲜水果及时送到京城。
谢承的《后汉书》说：“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
送一趟鲜荔枝，路途十分辛苦，有可能被虎狼吃掉，为了皇帝吃口新鲜水果，都会死上不少人。
当然我们现在幸福多了，因为我们有了强大的物流和快递，想吃海南的水果也不麻烦。
两汉的官邮制度很严格。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如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
当时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从西边的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间隔共1450里，七天就可跑一个来回。
而《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西汉时河湟地区的驿传急递效率非常高，赵充国屯田河湟时，一些紧急文书从河湟地区传递到长安，4000里路途，往返只需要七天。
边防烽燧
汉代没有合法的私邮。邮亭和驿置最经常传递的是国家的官文书。这些官文书中最大量的则是皇帝下达的军政命令。皇帝诏令一般由丞相府下达郡县，然后再层层传送到每一个边防烽燧。除此而外还有中央一级大臣发给州郡的文书，也由邮驿传送。中央和地方之间日常政务联系，如年终人口钱粮的统计、盗贼狱讼等向中央的定期汇报，也都通过邮驿。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有时通过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
所以底层官员和平民百姓很难使用这套传递系统。
当然有权有势的“诸侯王”会自己搞一套私邮系统。西汉初年，不少诸侯王曾设立过自己的私人通信网。比如淮南王刘安就有不少宾客为他组建了一套通信系统收集各地情报。
汉武帝时的酷吏王温舒也自组一班人马作他的私驿，据说曾拥有“私马五十匹为驿”。从河内（今河南省武陟西南）到长安达700余里，王温舒的私驿马跑两天接力便可往还。
当然这是个例。
所以边关小军官“赏”和“宣”那两封本应寄给妻子的信就没能传递出去，而成为一段历史的实证。
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书信逐渐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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