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热闹非凡的'百家'纷争中，最后是法家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商鞅变法的巨大成功使秦国从一个不被看好的西方'蛮戎'，一跃成为令东方六国谈之色变的'虎狼之秦'；秦始皇在韩非子、李斯等法家代表的匡助下一举歼灭六国，结束了中原地区持续数百年的分裂和战争状态，却也使自己'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的梦想，在他身后的二世就被历史无情地辗轧。
秦灭六国顺序图
这使人们很容易想到，商鞅变法时为秦国颁布的'法'，与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秦始皇所奉行的'法'是一回事吗？
提到先秦时期的'法'，人们自然而言会联想到'百家'之中享有赫赫威名的'法家'，进而联想到法家的代表人物们，早些的比如齐相管仲，接着有楚国的吴起、魏国的李悝，以及在历史的上影响最大的商鞅、慎到、申不害，和战国末期的韩非、李斯等。
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商鞅形象
法家与儒家、墨、道等诸家最大的不同是，儒、墨、道等关心的范围都是'普天之下'，致力于解释这个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也是全面性的主张，因此，反而因为其全面性的观照，而难以解决特定的人在特定情境中的具体困难。而法家则专注于解决，在这个纷乱的大环境中，身系一国命运的君王应当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的问题。
此外，法家与儒家、墨、道等诸家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其他各家都是在各自的理论诞生之后，再边向外界宣传自己的道理，边对之前的主张进行局部的微调；法家却恰恰相反，他们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逐渐总结出了一套被后世称之为'法家'的理论。
其实，在'百家'的大框架当中 ，很多内容都是后世为了方便研究，把原先不那么现成和系统的内容逐一安排在各'家'名下，又被更后来的人们当成'本来如此'的东西，在脑海中固定下来。以法家为例，前文提到的从管仲一路到李斯的那个'法家'谱系，其实形成的很晚，而且被认为是法家源头的管仲、吴起、李悝乃至商鞅，无一不是对当时所在的国家政局有深入影响的实干者，而并非坐而论道的理论家。直到韩非子'横空出世'，才对已经相当成熟的法家思想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子既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也可以称作是法家（理论）的创立者。
韩非子
知道法家'谱系'中的那些人是由后人为了研究方便而排列起来的，我们便可以回到本文开始提到的拿个问题。使秦国强大起来的商鞅变法所推行的'法'，与使秦朝二世而亡的'法'是一样的吗？
1. 以商鞅为代表的'重法派'
这还是得从商鞅变法说起。我们知道，商鞅变法的理念承袭自李悝变法，但是将李悝的理念执行得更为彻底。他不但从根本上推翻了世卿世禄，把世卿原来享有的'特殊待遇'变为'及身而终'，解除了原来少数世卿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为国君直接发动和管理庶人提供了条件；而且通过对爵制的改革，为庶人打开了一条上升的通道，使衷心为国君服务的普通人也能够通过'军功'来获得爵位、减少徭役负担，通过爵位的提升而跻身于受人尊敬的行列。
为了树立法的威信，商鞅通过城门立木取信于民，彰显了执政者'信赏'的决心；也通过对犯了法的太子的师和傅的惩罚，给民众留下了'有罪必罚'的强烈印象。从此，秦国像拉满的弓射出的箭一样所向披靡，成为六国乱局的整合者。
城门立木
商鞅变法的巨大成功，与商鞅个人被车裂的惨烈结局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还有一种质疑的声音在拷问，如果法的地位高于王，为何不直接处理犯法的太子，而是由太子的师与傅替太子受罚？
商鞅没有，恐怕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笃定的——法是商鞅制定并颁布的，法的权威却是支持他的秦孝公，也就是国君所赋予的，也就是说，王高于法。但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指出，历代秦王大都守法，法高于王的主观意志，也是秦国能够迅速达到富国强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顾炎武
顾炎武的看法，与人们印象中对秦王一贯的绝对权威、独裁专制印象似乎有所不符。但其实，这也正显示了法家前后期思想的不同侧重，以及后期法家思想对历史的深刻影响。以商鞅为代表的前期法家，结合前人'变法'的实践经验和各自国家当时面临的实际需求，树立了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权威，并且有国君本人来保障这种权威。一般认为，前期法家属于重'法'派。
2. '术'与'势'对法家初衷的背离
到了商鞅之后的慎到和申不害那里，法家思想的侧重点发生一些变化。重法的商鞅被车裂的惨剧使法家不得不思考，既然法不可避免要低于王权，那么如何才能使发生在商鞅和秦惠文王之间的惨剧不再重现呢？说的直白一点，也就是在'法制国家'的前提下，如何安顿国君与法的关系，还不影响法的权威呢？
出身赵国的慎到，与出身郑国的申不害，分别以重'势'和重'术'闻名。
以慎到为代表的重势派认为，为了使法的统治效果最大化，使人们对法的权威有一套稳定且可靠的信赖，君主应当着重为自己'造势'，以'势'将自己和普通人区别开来，以此为法的权威背书。君主越强势，法的权威就越能得到保障。为了使法的效用得到最有效和最大程度的发挥，君主不应当以个人意志去干扰法的统治，因为君主只要有作为，就有可能会犯错；不但可能犯错误，更严重的是影响自己高高在上的'势'，同时也就破坏了法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君主成了法的象征，成了不干预'人间'事务、高高在上地俯视人们的'神'。
以申不害为代表的重术派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国君作为法的来源的权威性，就不能让人们很容易就把法琢磨透了，因此国君要重用'术'来使人们感到赏罚难测。一旦人们发现国君的赏罚没有固定模式，就不会轻易挑战法的权威。同时，君主也获得了近乎绝对的自由。
到此为止，'重术派'的主张与商鞅变法时的初衷已经完全背离了。前者强调通过君主的神秘莫测来维护法的权威，实际上是君主在法外获得绝对的自由；后者则主张以法来替代旧的封建制度，去安排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以自己的老师——荀子的'性恶论'为前提，在总结前人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刑名之术'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理论。尽管他强调君主应当以法为重，将法、术、势进行有机结合，但从我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自韩非以后，重术派的主张明显获得了历代君主的实际青睐。
秦始皇借助几辈的积累和自己的雄才大略，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统一了六国；却也因为对'术'的迷信，将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早早地推向末路。无论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口号多么响亮，我国君主专制历史上'外儒内法'的实际统治传统也是从汉武帝开始的，这个'内法'，其实就是后期法家强调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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