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虽然让儒学被认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也同时把儒家思想神学化了。
其实天人感应理论源于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意象思维即以取象比类的方式，通过把握事物的“象”（外在形象、结构等），进而分门别类，“同其象，合其类”，即只要物象相同或结构属性相似，就可以将其归为同类。
在古代的实际应用中，取象比类主要是将外在形象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划归一类，如果所要认知的事物与已经认知的事物在“象”方面相同或相似，就可以据此得出二者的性质存在共同性或共通性。
董仲舒的本意是要借上天的力量制约人间的君主。让上天通过灾异天象的谴责来告诫君主：国家政治出问题了，应该施行德政了。
但天人感应采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有一个大漏洞，导致灾异天谴容易被人利用。这个漏洞是：天象与人间事物表面的“象”相似或者相同，事物可以归于一类；但是，对应于天象的人间事物，该采用什么方式方法处理呢？
这个漏洞，正面看的话，统治者可以灵活掌握，以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比如，皇帝可以把天象灾异的警示，解释为除旧布新的启示，以消除改革阻力，达成政治一致。
但是，从另一面看，当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不明真相、或者皇权旁落时，灾异天谴成了寻找替罪羊、除掉政治对手的工具。
按照天人感应和灾异天谴的本意，上天显示异象，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的，而不是其他人。只要君王觉悟，改正过失推行善政，上天就会高兴，异象也就消除了。
这一层意思，在汉初的皇帝身上可以看到。
前167年夏季，天气有异常情况，汉文帝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天下的异象，百官的过失，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主管的秘祝（类似巫师，负责解释天象，以前习惯是把天象异常的原因从皇帝身上转移到官员身上）官员不该把过失的责任推给臣下，这种做法应予废除。
汉文帝勇于承担该负的责任，然而，见于《资治通鉴》的此类示例极少。汉武帝的《轮台诏》只是悔过，不是应对异象。
从此以后，在灾异天谴面前，更多的是皇帝没事，由大臣来承担异象的责任和后果。
汉元帝时有这么一个记载。（前43年）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
意思是说，农历九月下霜严重，庄稼被冻死了，天下严重缺粮，百姓饥饿。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等高官，认为是自己的责任，纷纷请求辞职。而皇帝竟然也同意了。
由于人性的弱点，像于定国、史高、薛广德这样觉悟高、勇于承担责任的大臣毕竟是少之又少。
而皇帝承认了灾异天谴可以由大臣来担当，这个局面一开，事情继续向不利于大臣的方向发展。
公元前7年2月，天空出现了一个严重不利于帝王的天象“荧惑守心”，这个天象在星相学上意味着人间有帝王要驾崩。
看到这种天象，汉成帝吓坏了，赶紧要想办法。
当时的丞相叫翟方进，与李斯一样出自上蔡县，从平民中崛起。“荧惑守心”出现后，翟方进丞相府议曹李寻直接对翟方进说：严厉的天谴灾祸，应该由丞相去应承。翟方进因此忧愁不知所措。
朝廷中有个郎官叫贲丽，这人精通天文星象，他对皇帝说：应该用大臣代替天子身当灾祸。刘骜一看，真正主持汉朝天下朝政的大臣就是丞相啊，只好委屈丞相了。翟方进万般无奈，只好自杀。
当时，天象发生在汉成帝中风摔倒后不久。现在汉成帝一看翟方进替自己挡了灾祸，就很高兴，以为灾祸过去了。于是汉成帝依然故我，夜夜笙歌。两个月后，汉成帝暴卒。看来找大臣做替罪羊是糊弄不了上天的。
两位“懂”天象的小官就决定了丞相的生死，灾异天谴逐渐成为借机言事和诛杀政治对手的工具。
前28年四月出现日食。光禄大夫刘向借机向汉成帝上书说：“四月衔接五月，出现日食的月份与孝惠帝时相同，出现日食的日子与孝昭帝时相同，孝惠、孝昭二帝均无嗣，这种巧合，预示不利于继嗣。”此时成帝专宠许皇后，后宫其他美女很少有机会进见皇帝，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没有继承人而忧愁。
其实刘向的这个言事还不算偏，是针对皇帝而言。而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灾异天谴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前24年冬又发生了日食，王章向汉成帝上书说：“发生日食，都应归咎于王凤（汉成帝的舅舅）专权，蒙蔽主上。”成帝召见王章，进一步询问，王章则振振有词地向汉成帝解释了一通。但他忘了，灾异天谴针对的是人间的帝王，怎么能是某位臣子呢？
从此以后，灾异天谴经常被朝廷的各派政治力量拿来作为打击甚至除掉政治对手的工具。这种操作到了后汉魏晋南北朝时更加频繁。
公元191年9月，东汉太史观察天象后声称，朝廷大臣中将有人将被杀死。此时的天象已经被用来随意解释了。但董卓恰好以此为借口，借机诬告反对他的卫尉张温，说张温与袁术秘密联络。最终董卓将张温在闹市中鞭打而死，以应天象。而实际上，仅仅半年多后的192年4月，董卓为其亲信吕布所杀。看来权臣也糊弄不了上天。
我们看到，此时的天象已经演变为权臣清除政治对手的手段和借口。
董卓借天象杀张温是一个例子，我们再来看一个前秦帝国时期的例子。
王堕是前秦的开国元勋之一，351年王堕的官升为右仆射，355年4月又升为司空。
但王堕有个特点，就是性格太直，说话无所顾忌。当时的右仆射董荣、侍中强国都是靠着阿谀奉承谄媚而得宠的，得到了重用。史载“王堕恨之如仇”。每次上朝，王堕见到董荣都不和他搭话。有人劝他稍微克制一点，至少表面上尊重董荣。你知道王堕怎么说的？他说：“董荣是什么样的鸡狗之徒，而让国中的贤杰人士和他搭话呢！”
这就埋下了祸根，而王堕还不知道。
恰巧这时天象有变故。董荣与强国便一起向前秦国主苻生进言说：“如今上天的谴责非常严重，应该以显贵的大臣去应接谴责。”苻生说：“显贵的大臣只有大司马和司空而已。”董荣说：“大司马苻安是王室的至亲，不能杀。”于是就杀了王堕。
始建于前秦的敦煌莫高窟
至此，天人感应和灾异天谴，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初的本意。之后直到唐朝，借天象诛杀政治对手的史书记录屡见不鲜。
董仲舒希望用上天这最后的权威来限制人间君主的愿望不但落空，还把天象演变成了人间政治斗争的利器。
今天我们知道，意象思维擅长于表达和描述事物宏观、整体方面的特点。以对事物“象”直觉的感知来理解和表达事物之间内在或者相通的关系。意象思维的实质是想通过表面认识事物的内在性和规律性。
但可惜的是，这套理论方法太简单，通俗地说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以熟悉的知识去类比揣度表面相似的事物，方法很粗略。言事者只要有心，从很多方面说都可以使之很像，无论怎么表述都可以把话说圆。缺乏理性逻辑思维的细致和严密，以至于漏洞百出，最后被人利用，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中国古代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
公元前3年，天象有异，有人建议斩一个郡守应对。汉哀帝还不算太糊涂，就去问丞相王嘉。王嘉说：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的，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对于不识字的小民，仍然不可以使用诈术，更何况怎么能欺骗上天神明呢。
王嘉说出了天人感应和灾异天谴的本意，君王才是灾异天谴的对象，上天是无法糊弄的。
天人感应和灾异天谴理论的应用史实说明，失去了人文和理性、被神学化的儒家思想，结不出文明的硕果，日渐演变成一个怪胎。粗糙神学化的异端道路，是导致儒家从汉末开始衰落了800年的一个原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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