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对大多数人来说，“漕运”是个比较陌生的词汇，但京杭大运河想必大家都听过，通过运河将南方的粮食运往北方，这就是漕运。江苏与浙江两省同为漕运粮食的重要输出地，浙江的漕粮运输势必要经过江苏，两省在漕运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矛盾，互相推诿扯皮。
国家为了维持实现其职能，需要强制地、无偿地从社会财富中收取一部分，这就是税收。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多样，在种类上有土地税、人口税、商税、盐税等，在形式上有实物纳税、货币纳税等等。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应对水旱蝗灾的手段不能与现代相比，粮食产量有限，对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底层百姓来说，敞开肚皮随便吃或许就是最大的愿望。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始终贯穿整个中国社会，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础，所以才会不断强调民以食为天和重农抑商政策。粮食作为最主要的硬通货，虽然古代也有用银两等形式的货币纳税，但政府最喜欢的还是粮食，毕竟很多时候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粮食。
漕运总督衙门
赋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地方收完税后，要将赋税尽量送到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京畿地区，满足中央政府的各类支出需要。到明清时期，首都位于北方，全国的经济中心已经移向南方，需要通过京杭大运河将南方的收集到的粮食运往北京供应中央需用，这就是漕运。明清时期涉及到漕运主要是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和和河南、山东两省。
历代漕运线路
由于漕粮对于维持政府运行极端重要，明清时期政府对于漕粮的征收、转运等方面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例如明代要求江南、江北及过江的漕船必须分别于每年的七月一日、八月一日、九月一日前抵京，如果出现延误，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各地官员在漕运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相互推诿，推卸责任。
清朝咸丰年间，江苏与浙江两省因为漕运中的经费分配、职责分工等原因互相指责，矛盾纠纷不断。
漕运可以分为征收和运输两个环节，浙江的漕运粮食征收完毕后要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在运输过程中沿途经过的江苏等地负有保护漕粮安全的责任。清咸丰二年（1852年），因为黄河决口导致的水灾，朝廷要求将一部分的浙江漕粮直接拿来救济山东地区的灾民，但两江总督希望浙江将由此造成的漕粮缺口折算成银两补齐，这等于增加了浙江的赋税摊派，浙江征粮任务本就已经繁重，自然是不愿意的，双方意见并不统一。另一方面，本年度由于浙江的漕粮运输船运输周期长，头船已经过了长江，剩下的船还没离开浙江省境，导致江苏的护漕任务加重。意见的不统一和加重的护漕工作加剧了江苏对浙江的不满，以至于江苏的总督巡抚每天给浙江巡抚送一件六百里公文，通篇斥责，把漕粮运输延误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浙江。
京杭大运河
浙江不理会江苏的指责，认为江苏是在推卸责任。当时的浙江巡抚黄宗汉相当恼怒，干脆向清廷上奏将浙江的漕粮改成海运，直接绕开京杭大运河。选择海运的话，漕粮运输的出海口选择了上海，一方面浙江虽有乍浦、宁波等港口，但在上海装货运输更加便利；另一方面，浙江可能出于责任分担的考虑，毕竟漕运这么重要的事情出了岔子是要问责的，若输出港也在浙江，出了问题责任全在浙江，若输出港在上海，上海属于江苏辖境，出了问题至少还有个推卸的对象。
浙江从上海出发海运漕粮少不了与江苏的跨省协调。经过江苏与浙江协商，商定“倘有米无船，即将苏省经理委员查明参处；若有船无米，或有米而无水脚，即将浙省办漕各县揭参惩办”，这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划分的协定，意思是浙江的米已经到位了，但没有出海的船只，这就属于江苏的责任；若是船只到位了，但浙江的米还没到位，或者浙江的米到位了但运输费没有到位，那就是浙江的责任。
粮仓
虽然有了这么一个协定，但浙江巡抚黄宗汉不太放心，他打心底是不信任江苏的，担心船只这块会出问题，自己又搜罗了一批。黄宗汉这次算是有先见之名，浙江的漕粮运输大概需要200多条船，但江苏只提供了十几条。
其实江苏这也不能全怪江苏给浙江小鞋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江苏也有自己的无奈，毕竟自己本身的漕运任务就已经很重，征粮、护漕等方面捉襟见肘。本来按要求江苏漕粮运输要于二月前完成，浙江距离稍远，可以于三月前完成，但到本年度二月底，两省起运米数仅及一半，江苏自己都完成不了任务，更顾不得浙江了。
清廷过问此事的时候，浙江解释浙江的漕粮已经运到上海30余万石，漕粮运输延误是江苏的责任。但江苏反驳，浙江的漕粮到上海的就6万石，双方打起了口水仗，两个数字相差这么大，搞得咸丰皇帝也稀里糊涂。不过几经曲折，两省勉强把这一年度的漕粮运输任务给解决了。
海运路线
次年，双方又起争执。因为太平军的原因，上海已经无法办理漕粮海运，户部咨询浙江能否将本省的漕粮海运出海港改在乍浦，浙江找了一堆理由回绝，最后改成从江苏浏河口起运。但浏河口需要进行河道疏浚，双方因为经费问题又开始扯皮，江苏认为浏河口疏浚是为了运输浙江的漕粮，疏浚费用应该浙江出，浙江认为漕运是由江苏和浙江两省共同负责的，疏浚河道又有利于江苏，经费应该江苏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以一张空头支票结束了这场纠纷，江苏先向浙江借款，日后经费充足后再归还。
除此之外，由于处在战争时期，形势紧张，浙江要求江苏增加浙江的护漕力量，江苏压根不理浙江。
总体来说，浙江对江苏漕运的不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江浙同为漕粮输出大省，浙江巡抚黄宗汉认为，浙江全力办漕，江苏不认真完成此项任务，下属州县常以江苏为例反驳，给浙江的漕运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二是浙江的漕粮运输需要经过江苏，江苏多方掣肘，阻碍浙江浙江完成漕运任务；三是浙江认为江苏将漕运相关的开支全部转嫁给浙江，频添负担。
后来，虽然人事几经更迭，但两省之间关于漕运的矛盾一直存在，势同水火。
由于漕运的重要性，朝廷对漕运工作是非常重视的，这种重视自然而然就转化为地方官员的压力，漕运出现问题时，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的。作为地方官员首先要全力以赴完成此项工作，同时中间也少不了推诿指责，尽可能减少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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