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明镜说
中国与朝鲜半岛在明朝就已经建立起了友好的外交关系。这一友好关系的形成主要是得益于两国的地理位置相近，汉字的传入以及广泛使用使得朝鲜半岛与中国有着相同的汉字文化圈。
这为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提供了良好而重要的基础，因此在相似的文化底蕴以及相似的文学形式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外交方式。双方在文学上的交流也增加了两国的友谊，在为之后推动和解决两国在政治方面的问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在历史中并没有留下很清晰的记载，但是从中国保留下来的古老文献中，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之后便作为主要的文字在朝鲜被广泛推广和使用，这不仅使得汉字书写在朝鲜半岛流传，而且汉字所负载的中国文化也在被其吸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朝鲜文化继续得以发展，从而在朝鲜半岛慢慢形成了以汉字为主要文字的“汉字文化圈”。
“汉字”作为这个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载体，为朝鲜使臣提供了与中国交流的必要基础，其所蕴含的文化也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认同感，深受朝鲜统治者的喜爱和尊崇，为之后在朝鲜境内推广中华文化和儒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基础，这也表明两国的相互交流是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汉字在传入朝鲜半岛后，并不是直接利用，而是结合着当地的文化特色形成了其独特的使用方式，这也大概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是直接使用汉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朝鲜是保留了汉字原有的含义，而去除其在中国的发音，利用朝鲜的音韵将汉字加以使用。
在这个基础上，尽管两国的发音，语音音调各不同，但是在统治者官方的推行下，朝鲜的大部分文人和高级官员都可以熟练的使用汉字并正确把握其意味，独立创作出文学作品，以此达到与明朝文人交流的目的。
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充当着两国之间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角色。二是随着汉字的发展，之后又形成了“吏读”阶段——是将朝鲜语用汉字的发音来标注读音，这是一种汉字与朝鲜本土语言相结合的混合文字，由此发展阶段也可以看出朝鲜和中国始终终都处在“汉字文化圈”中。
但因为吏读的难度较大，推广起来也极具困难，为了简便其发音便形成第三个发展阶段——与《训民正音》并行的时期，但是根据记载：
“在儒教传统社会里，谚文只利用在妇女之间往来的书信或歌词中而已。”
这也表明谚文并没有在朝鲜境内得到很好的发展与广泛的应用。
朝鲜半岛汉字的传入与运用，使得朝鲜逐渐步入“汉字文化圈”，为之后与中国的政治交流提供了基础。
汉字在朝鲜半岛历代中都是扮演着官方文字所存在和被推行使用的，而被现在所使用的韩文是之后的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后才逐渐形成与发展的。所以在历代朝鲜的史书文集，统治机构内部的书信来往都是通过汉字来交流，甚至连当时的教育也是以推行汉字的使用为重。
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的汉字以及其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与思想价值观是被当时的朝鲜统治者和社会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阶级所喜爱和追捧的。也正如史书记载：
“他们崇尚中国文化，以掌握汉字，阅读汉文典籍，写汉文文章为读书人的正统。”
在明朝时期，因为经过了唐宋元三个朝代的经济基础，所以那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达，各种技术发明等也是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这些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明朝还继承了前三个朝代对外开放的优良传统，积极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制定合时宜的对外交流的规章制度，并出台政策积极鼓励民间百姓与国外的商人友好“互市”，这一些系列的制度政策大大促进了当时明朝与国外的经济交流，推动了前期对外贸易的发展。
对于明朝时期外交，统治者是本着宣传中国大国的文化政策的目的与国外开展交流与发展，在当时程朱理学盛行的朝代，对外交流的宣传中自然也少不了对此思想的介绍和宣传。
郑和的六次下西洋为中国打通了与世界各国往来的海上之路，这也为宣扬程朱理学铺垫了道路。于是在此期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流更加密切，两国从单纯的经济贸易往来互动，逐渐上升到文化政治层面——明朝前往朝鲜的使臣会带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在朝鲜各阶级中流传阅读，扩大了儒学咋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满足了朝鲜半岛的各阶级的文化需求并获得了朝鲜统治者的认同。
之后在朝鲜也发展出了与中国朱子学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朝鲜朱子学，且将其作为朝鲜的主要统治思想。这一做法也是基于两国有着相同的汉字，而保证了在文学思想的交流中的沟通，进一步促进了朝鲜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的认同感。
朝鲜半岛使用汉字时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保留了汉字本身所富有的含义，在发音上却是去除了中国的发音音韵，将其汉字的发音加上朝鲜的音读方式，这样便足以确保朝鲜的文人志士与中国文人书信文学之间的交流并无阻碍。随着两国之间文学思想交流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诗词歌赋”为主要方式的“诗赋外交”。
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记载表明，对于两国诗赋外交的记载是以最初通过做诗二十四篇而解开了现在所称为的“表笺事件”的误会，从而打消了朝鲜统治者的疑虑，增加了两国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巩固了两国的友谊。诗赋外交从在此之后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解决了两国之间许多的政治问题和政治误解，推进两国的进一步交流。
而这以独特的外交方式的形成自然与两国有着相同的汉字文化圈作为基础，以汉字作为载体，从而实现文字交流。当然这也得益于在明朝时期，朝鲜半岛的统治阶级痴迷于中国文化以及统治思想、规章制度，并在朝鲜内部大力推崇中国文学以及价值观，常常以“小中华”自居与世界，奉明朝为中华正统，鼓励各阶级学习中华文化。
正如《朝鲜王朝实录》所记载的如此：
“我国衣冠文物，一遵华制，独婚礼尚循旧习，甚为未便，宜参酌古今定制。”
当时的朝鲜统治者对于明朝规章制度的尊崇由此可见一斑。因为越发相似的文学背景，和诗赋外交的独特交流方式，明朝与朝鲜的关系越发亲密，明朝经常会派遣国内学识丰富之人出使朝鲜，为其带去经典的文学作品，与其朝鲜文人深入交流思想文化。
在《明史》中就有这么形容两国关系的句子记载：
“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
除此之外，朝鲜半岛的统治者还规定了，朝廷颁布的文书以及官员们的书信来往、甚至到史书的记载都要用汉字所书写。在这样崇尚明朝文化的国家，历代官员也都精通汉字，并非常想要与明朝的文人志士进行思想文学等方面的交流。
“诗赋外交”的模式也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与深化。不仅如此，此后的朝鲜还将每次与明朝交流时所作的诗赋编撰为诗集，为后世所传诵，这诗集也是当时两国之间友好往来，以文化交流推动政治交流利，用诗赋达到外交目的的有力佐证。也为之后中国与朝鲜的政治友好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汉字在传入朝鲜半岛之后，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与应用，使两国位于相同的汉字文化圈之中，并结合当地的文化背景形成了朝鲜富有特色的运营汉字的方式。但是汉字在朝鲜始终保留着自己在中国所被赋予的文化含义。
朝鲜统治者对于中华文化以及明朝统治者所运用的规章制度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两国利用汉字进行文学交流的社会基础的形成。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朱子学在朝鲜的发展，中国与朝鲜的文化背景也越发相似，逐渐形成了“诗赋外交”这一独特的外交方式，为此后朝鲜和明朝解决政治上的误会矛盾，保持深厚的友谊提供了最有效的方式，对两国的关系影响深远。
参考历史文献：
《明史》
《李朝太祖实录》
《朝鲜王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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