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官，大家想起的肯定就是包拯和海瑞了。海瑞在官场是一个孤胆的勇士，倍受同僚的排挤，甚至还因上疏被世宗关进了诏狱，海瑞的结局是悲剧的。
包拯和海瑞一样一生清廉，不畏权贵、敢于直谏君王。但包拯一生官运亨通，在他为官的26年间，竟然升迁了25次，平均每年一次的升迁速度堪比开挂了一样。包拯虽然偶有降官的经历但官路总体上是一帆风顺的。
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少清官，从春秋时期的西门豹到西汉时期的赵广汉，到唐朝时期的狄仁杰、徐有功，宋朝的包拯，元朝的张养浩，明朝的海瑞，再到清朝的汤斌，无一不是以清廉公正而著称。他们不畏生死，只争对错，是百姓们心中敬仰的父母官。
那么是什么让一样清廉刚正不阿的清官有了不同的人士命运呢？这就要从中国古代的“清官文化”说起了。清官文化的发展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官员清廉则国家兴旺，国力强盛，百姓生活幸福。官员腐败则国家动乱，国力衰败。
儒家提倡以德治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鼓励文人无才则安居立业，有才则报效国家。“吾日三省吾身”要求人民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并积极改正。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每个时代的清官都不会断层。不畏权贵者有之，以死明志者有之，用生命谏言者有之，与国共存亡者亦有之。
包拯在29岁就考中进士，宋代的进士号称“将相科”，这一届的榜单更被成为“第一榜”。官至宰相者便有7人，文彦博、韩琦两任宰相都名列其中。可见当时的文风之盛，官位有才者居之、有德者居之，当时的朝堂和社会风气肯定不会太差。
包拯任职端州知府期间，历任知府都敛取相当于进贡数十倍的砚台，用以赠送结交权贵。但包拯命令仅能制造满足进贡的砚台，在职期间没有拿一方砚台带回家里。如此之小事便可看出其为官之清廉。包拯在朝廷为人刚强坚毅，宦官贵戚都不敢太过放肆，大大地收敛自己的行为。
包拯的《包孝肃公奏议》对当时和后世的政务治理有着很大的研究意义。他订立《家训》，并刻在堂屋的墙壁上，昭示后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儒家文化对包拯正面的熏陶是成就其“包青天”的一大因素。
仁宗亲政时，诗人柳永已三度落榜，年至五旬。仁宗特开恩科，对历年落榜的老年考生放宽科举条件，柳永才得以入仕。因此，柳永非常尊崇仁宗，作诗“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来歌颂他。
包拯相对于海瑞是幸运的，因为宋仁宗的确是一个好皇帝，史载，宋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宋仁宗能够接受包拯的犯言直谏，因此仁宗和包拯可以说是互相成就了对方，就像唐太宗和谏臣魏征一样。
仁宗时期，敢于批评朝政的人有很多，好像当时的皇帝有多么昏庸一样。但是，一个好的统治者，不就应该是其在位时期，各种批评谏言之声不绝于耳，而当其故去之后百姓们却是一片的怀念和礼赞吗？只允许出现褒奖和赞美之声的朝堂肯定不是清明的，当时的礼赞之声其实恰恰能凸显出统治者的黑暗和狭隘心胸。
宋仁宗死后，褒奖他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将仁宗在位时期成为两宋最好的时候。怀念仁宗及仁宗时期，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化潮流，后世将仁宗治理国家的时期成为“仁宗盛世”。
自包拯去世后，其故事在民间流传。包拯为官时期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剥削灾民、私扣赈灾粮的事迹，被创作为驾驭互相的包公戏《陈州放粮》。从最早宋代的《合同文字记》，到明代的《蝴蝶梦》《留鞋记》等十余种包拯断案戏，再到明朝的《龙图公案》，清代的小说《三侠五义》。把包拯塑造成为了清正廉明、断案如神、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文学形象。
元朝时期，政治黑暗，大量包公戏在元杂曲里流传，包拯北塑造成可以上天入地的半人半神判官形象，可见当时的百姓是多么期待清官能够为他们主持正义，这是百姓对现实黑暗的不满，也表现出了对官员刚正不阿的心理幻想。
宋朝以后的朝代，如若百姓处于贪官横行、冤假错案无数的时期，就会把自己对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的企盼赋予历代清官的故事之中。“包青天”的形象即是如此，在百姓权利缺失的封建时代，清官的存在对于被统治人民来说是一件幸事。
从“包拯”到“包青天”，反映出了古代清官对朝代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民间对清官的期望。
对于清官来说，遇上一个好的君王和政治环境，做个清官可以仕途和名声双丰收；反之，做个清官只能使身体和精神都受苦。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缺点是从皇权到士大夫阶层牢牢的控制着下层民众。儒家思想教化百姓人民忠君爱国、德才兼备的同时，也固化了官民之间的鸿沟，垄断了百姓人民获得更多权利的可能性。
当然好的清官爱民如子、为政清廉，大大缓和了底层人民与上层官员之间的矛盾。既然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制度和秩序已然不可改变的情况之下，清官的政务治理对当时的民众已是最幸福的生活了。
参考文献：
1、《从人再到神，包拯是如何成为“包青天”的》
2、《时代决定官运：中国历史上两大清官的仕途比较》
3、《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4、《浅谈儒家思想对官吏德能的影响》
5、《浅谈中国古代的清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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