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进私塾读书，小学中学期间开始学习英语和德语，高中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创作短篇小说。
1930年高中毕业同时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1934年，大学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的邀请任国文教员。
1935年9月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留学期间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二战”的原因，无法回国。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发表于《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
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十年动乱期间受到残酷迫害，依然不忘学术，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1978年复出后恢复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职务，并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之后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包括《〈大唐西域记〉校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糖史》等。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逝世。
季羡林老先生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诸如吐火罗文、巴利文最是生僻晦涩，而他却精于其中。他的读书方法，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看似平淡，实则最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
壹
在哥廷根的10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穷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仅仅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会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来看，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贰
我读书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读的，一类是浏览的。细读的数目不可能太多。学梵文必须熟练地掌握语法。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虽有许多优点，但是毕竟还太简略；入门足够，深入却难。在这时候必须熟读Kielhorn的《梵文文法》，我在这一本书上下过苦工夫，读了不知多少遍。其次，我对Oldenberg的几本书，比如《佛陀》等等都从头到尾细读过。他的一些论文，比如分析Mahvastu的文体的那一篇，为了写论文，我也都细读过。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Debruner续Wackernagel的那一本书，以及W.geiger的关于巴利文的著作，我都下过工夫。但是，我最服膺的还是我的太老师Heinrich Lüders，他的书，我只要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他的论文集Philologica Indica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有的文章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读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
叁
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人们一般读文学作品能得美感享受，身轻神怡。然而我读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怪癖；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癖”，然而毫无“怪”可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肆
上面谈的是我读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感受。但是，当时我读的书绝不限于梵文典籍。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哥廷根大学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所内有一个比梵文研究所图书室大到许多倍的汉文图书室。为什么比梵文图书室大这样多呢？原因是大学图书馆中没有收藏汉籍，所有的汉籍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女真文之类的典籍都收藏在汉学研究所中。这个所的图书室，由于Gustav Haloun教授的惨淡经营，大量从中国和日本购进汉文典籍，在欧洲颇有点名气。我曾在那里会见过许多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AthurWaley等等。汉学研究所所在的大楼比Gauss-Weber-Haus要大得多，也宏伟得多；房子极高极大。汉学研究所在二楼上，上面还有多少层，我不清楚。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偌大一座大楼是做什么用的。10年之久，我不记得，除了打扫卫生的一位老太婆，还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院子极大，有极高极粗的几棵古树，样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树龄，地上绿草如茵。楼内楼外，干干净净，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静，也更幽雅，真是读书的好地方。
伍
我每个礼拜总来这里几次，有时是来上课，更多地是来看书。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有一段时间，我帮助Waldschmidt 查阅佛典。他正写他那一部有名的关于释迦牟尼涅槃前游行的叙述的大著。他校刊新疆发现的佛经梵文残卷，也需要汉译佛典中的材料，特别是唐义净译的那几部数量极大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至于我自己读的书，则范围广泛。十几万册汉籍，本本我都有兴趣。到了这里，就仿佛回到了祖国一般。我记得这里藏有几部明版的小说。是否是宇内孤本，因为我不通此道，我说不清楚。即使是的话，也都埋在深深的“矿井”中，永世难见天日了。自从1937年Gustav Haloun教授离开哥廷根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讲座教授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汉学研究所就由我一个人来管理。
陆
我每次来到这里，空荡荡的六七间大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寂，静到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在绝对的寂静中，我盘桓于成排的大书架之间，架上摆的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我翻阅的书很多；但是我读得最多的还是一大套上百册的中国笔记丛刊，具体的书名已经忘记了。笔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体裁，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宇宙，下至鸟兽虫鱼，以及身边琐事、零星感想，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技的记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资料。我读完了全套书，可惜我当时还没有研究糖史的念头，很多有用的资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读梵、汉典籍，情况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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