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探索真理的，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我就想探索个真理。不追求真理的人，是感觉不到其中的乐趣的。
—— 梁存秀
抗战中的童年
1931年6月4日我出生于山西定襄县前高蒋村。我的家乡在晋察冀边区西部与沦陷区交错的地方，我的童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学习环境很不安定，听到日寇出发的消息，老师就带领我们这批学童逃离村庄。课程时断时续，我1937年入学，到1945年才小学毕业。我的学习劲头很大，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参加农业劳动，深知此中之艰苦，觉得这么干一辈子，前途肯定不妙，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母亲来自县城，那里有些知书识礼的文人，他们的谈吐和风度实在令我羡慕不已。所以，我就暗自打定了主意，那就是必须好好学习，也做一个有用的读书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考进了可供学生全公费的忻县农业技术中学初中部。1946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围攻忻县城，我跑回定襄解放区，不仅参加了按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而且参加了县政治部组织的学习活动。之后，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秘密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西行漫记》，经太行区派出的地下工作者白忠俊介绍加入共产党。1949年6月经太原地下工作人员处理委员会负责人王成旺批准，进入太原中学继续学习。1948年改考了正规中学，1951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太原中学高中部，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大的哲学研习岁月
记得还在上初中一年级时，班主任任象贤就勉励我，说我将来会考到北大。我为此奋斗了６年，梦想实现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了５年，前半段在本科，后半段在研究生班。在本系学了４门必修科。第一门是艾思奇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讲课从来不念讲稿，而是讲解具体科学与现实生活中的相关哲学问题，把道理讲得很透彻，这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极有帮助。第二门课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讲先秦部分，张岱年讲两汉部分，任继愈讲魏晋隋唐部分，冯友兰讲宋明部分，最后由石峻讲到辛亥革命。与授课进程相适应，朱伯崑承担了史料选读辅导课。这门课程内容极其丰富，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推老子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和辩证思维的方式，我后来那么喜欢德国思辨哲学也与此不无关系。第三门课是欧洲哲学史，由苏联专家萨波什尼柯夫讲授，他依据的是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按照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编写的教材，让人听过以后，莫不感到枯燥无味。为了补救这个缺陷，班里特请任华补讲古希腊哲学，齐良骥补讲康德哲学，贺麟补讲黑格尔哲学。贺先生讲了６次，详细评述了这位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思想来源、形成过程和整个体系，使我对研究黑格尔发生了浓厚兴趣。第四门课是逻辑学，由王宪钧讲授，前一学期讲的是传统逻辑，后一学期讲的是数理逻辑，我虽然没有走上研究逻辑学的道路，但我从中学到的公理化方法给我后来深入理解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提供了入门的钥匙。
北大哲学系参照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学计划，请其他系教师给不同的哲学专业学生开设了必修科目。作为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专业的学生，我学了数学系刘世泽讲的斯米尔诺夫编《高等数学》、物理系郭敦仁讲的弗里斯编《普通物理学》、生物系陈祯和张宗炳相继讲的达尔文主义基础、经济系赵靖讲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系邓广铭与杨人缏分别讲的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这些系的领导也像哲学系的领导一样，把本系最好的教员推举到讲坛上，给青年学子传授基础知识，这是当时各个大学普遍坚持的原则。我在北大哲学系和其他系学习了这些课程，给我之后在学术事业上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我升入的研究生班以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人员为宗旨，导师萨波什尼柯夫指导我们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撰写毕业论文。由于我学得比较扎实，系里在1955年下半年派我到专门为教员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夜大学的物理系学习班，主持辩证唯物主义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我看到叶企荪、黄昆、王竹溪等著名物理学家那么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心里十分感动。1956年上半年，我被派往这个大学的附属中学学习班，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由于我的任务完成得不错，负责这个学习班的数学教员兼党支部书记张克文成了我的挚友，而且我们的友谊维持至今。
毕业前一年，我的专业定为研究黑格尔。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据是要学习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贺先生大力支持了我的决定的实施，他与西语系主任冯至谈妥，允许我去听外籍教师托姆·玛丽开的大学一年级德语课。不仅如此，他还指导我钻研他翻译的《小逻辑》。这本书是思辨体系的第一哲学，其中充满了光辉的辩证法思想，但很晦涩难懂。我定期到贺先生家里汇报阅读心得，并提出问题，请他解答，给予指教。就这么努力钻研了半年，总算读完了这本在欧洲哲学史中最重要的古典著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认识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关锋，他希望我毕业后到他那里工作。但在1956年8月党支部组委谢龙拿着要人单位的名单，询问大家的意向时，我没有选择那条道路，而是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到了前一年调入这个研究所的贺麟先生身边。
投身古典哲学研究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何思敬聘请郑昕讲康德，聘请贺麟讲黑格尔，我当了他们的助教，与钱广华合作，给郑先生整理讲课记录，与叶秀山分工，给贺先生整理讲课记录，这就使我得到了进一步研读《纯粹理性批判》和《小逻辑》的良好机会。与此同时，贺先生为了培养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人才，经哲学所领导同意，请来了外籍教员威廉·蔡思克给我们讲德语。这位德语老师用英语编写教材，给我们讲授语法，并且从歌德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梅林等人的哲学作品中选取了供我们学习的篇章。在1957年年底这个学习班结束以后，我从民主德国《建设》杂志上译出《牛顿、马克思与爱因斯坦》一文，对时空问题有研究的杨一之先生把译文拿去校改以后对我说：“我改的不多，你能在短期内达到这个水平，可嘉！”
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会议，提出了加强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准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哲学的任务。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我的专业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向了现代外国哲学流派。哲学所当年组建了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最初称为编译组），我被调入这个组。组长杜任之是20世纪２０年代末参加地下共产党的老革命，又是在德国留过学的山西大学教授。他尊重科学，崇尚民主，不仅保护我，而且重用我，让我长期担任《哲学译丛》“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栏”的责任编辑。我在《哲学译丛》上发表过１００多篇译文和书评，近来被编入相关的论文集。在给中共中央提供国外哲学动态时，我从联邦德国《东方集团与发展中国家》杂志摘译出《毛泽东的辩证法——从中苏分歧来看》一文，毛主席看到后觉得很有趣，中宣部出版处处长鲍之静特地来学部，要求我和裘辉将全文译出呈送。在这个领域里，我做过编译工作７年，看了西方国家的不少哲学书刊，深深地感到，正像物理学从牛顿力学发展到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从它的古典阶段发展到现代阶段，辩证发展的对应原理对它同样有效。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都对此感到欢欣鼓舞。我被派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在这个研究室里，我一方面补习物理学、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史的知识，负责编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和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自然辩证法条目，并且修订此前译出的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放弃原定的专业方向，完成了自己在黑格尔《自然哲学》中承担的校对工作。
贺麟先生要我协助他修订《小逻辑》第19—130节译文，并对我完成的这件工作表示满意。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邀请他讲解这部名著，而他感到精力不济时，他把我推荐给了他们。正是经过贺先生的提携，我才开始在大学里走上讲授此书的讲坛，在准确把握、深入研讨此书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1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以王子野为主任委员、以汝信为第一副主任委员的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委员会决定，由我修订贺先生所译的《小逻辑》并首先出版。后来我接受商务印书馆高崧的倡议，把工作转到了考虑编译《费希特著作选集》。恰恰在这个时候，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费希特全集主编赖·劳特访问北京，他大力支持我实现这个计划。我不仅从他那里得到编辑这套全集的信息资料和新近问世的费希特著作，而且接受了他给我提出的建议。在王玖兴和薛华的鼎力协助下，我与我的合作者于1986年3月建立了费希特课题组。我们课题组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地进行的，也遇到一些难题。不过，课题组的成员都是真正的共产党教育出来的，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不把那些难题视为不可克服的。就是这样，我们不断地努力，如期完成了第一项任务。随着编译工作的进展，我写过三本书,即《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和《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这三本书也许可以说是我们课题组的整个研究工作的绪论，其他各本专著则都分门别类地拓宽了视域，推进了深度，而这就是谢地坤写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文堂写的《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Sein》（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郭大为写的《费希特的伦理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最后由张东辉写的《费希特的法权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当然我们仍有缺陷，没有来得及研究有助于界定现时代的历史哲学和提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哲学。
我们课题组的全部工作都是放眼世界，在国外同行的支持下，或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进行的。德国费希特全集编委会一直给予我们编译《选集》多方面的协助。我们的各本研究作品都是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写成的。就我个人来说，我出国五次。每次出去，一是参加会议，二是与同行交流，三是进图书馆复印绝版书。我写过五篇文章，在国际费希特会议上宣读，有些文章还受到好评。我在少则两周、多则六周的出访期间，主要是更多地了解国外费希特研究的动态。我们课题组的全部工作都是一个出成果、出人才的过程，大家通过边干边学，都有很大提高和进步。德国语言与文学系出身的李理获得了必备的哲学知识，已经成为众人称赞的翻译家。对于三位在读的博士生，即谢地坤、李文堂和郭大为，我没有采取“放羊”的办法，而是采用贺麟先生的“手把手”（王太庆用语）的方式，首先给他们讲授未曾翻译的德国古典哲学原著，然后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原著去翻译，并仔细校改了他们的译文，最后才让他们进入自己研究的领域，搜集和钻研相关文献，写出研究费希特的博士论文。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他们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和不同意见，都使我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对于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我都组织过多次讨论会，以利于钻研原著。这三位博士生跟着我，吃过不少的苦头。他们后来继续努力，已经成为既能独立迻译古典哲学著作，又能拿出像样研究成果的学术骨干。每当我看到他们发表的作品时，我内心的喜悦总是不禁溢于言表。
我们课题组的全部工作给国内各大学讲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项支持。老师们在讲费希特时要看我们译的和写的，许多学生在学习时也是如此。在张慎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还注明了讲这位古典哲学家的篇章“参考和吸收了费希特课题组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一位哲学爱好者看到俞吾金等撰写《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没有这么注明，对此表示不以为然。我向他解释说，我们的工作是给别人盖房添砖加瓦，他们吸收得越多越好，也就使我们工作的成果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如果他们在引用时还能发现我们的差错，那就对我们帮助更大了。不是立志做有用的读书人么？我为自己发挥了这种作用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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