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韩信在策拜登坛时讥讽项羽'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成为历代对项羽的经典评价之一,却暗含了韩信自身悲剧结局的命运预言,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斥责司马迁'挟私谤史',其背后隐含着诸多的现实投射。这篇文章就想跟大家谈谈《史记》文字后的命运预言和现实投射。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述了韩信拜将后,在刘邦面前历数项羽之失:
'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韩信作为投诚汉营的楚军中郎将,依然怀才不遇而再次逃跑,被萧何于月下追回,再受汉王刘邦'策拜登坛'之礼遇,春风得意之极,深深地讥讽和嘲笑了老东家项羽的'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笃信项羽虽是'力能扛鼎'的'万人敌','霸天下而臣诸侯',但天下所归注定不是他。其言辞之生动,举例之精当,教无数后生倾心叹服,不愧是太史公手笔。
太史公发愤著书,素来喜欢在文字中倾注自己汹涌澎湃的炽热情感,以至引来船山先生讥'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然而,韩信拜将后的这番话,当真是太史公借韩信之口发表的议论吗?
'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太史公怜之;'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太史公亦深责之。联系到太史公对淮阴侯'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的'太史公曰',不难看出项韩两人在'自矜功伐'方面的相通性,近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镜像结构,且皆为太史公所讽笑。
韩信浑然不觉,建功立业的心像炭火般的红,欲焰跳跃在眼中,野心吐纳在呼吸里。而船山先生于《读通鉴论》信手拈来,仅仅从'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一句,便可看出韩信的性情、才能与格局,令人豁然开朗,茅塞顿通。
'孙吴韩白,用兵之圣也。'韩信的军事才能历代备受赞扬,这点毋庸置疑,可与先秦名将孙子、吴起和白起同台竞技,相提并论,个个都是牛人。'功高无二,略不世出',然而韩信虽然承蒙萧何盛赞'国士无双',却始终只适合当一名'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杰出将领,并不具备'与闻天下之略'的大局观,惜哉他总是不满足,这铸就了将星陨落长乐宫钟室的悲剧收场。
船山先生何故言之?
很简单,'挟市心以市主,主且窥见其心,货已仇而有余怨。'
韩信无疑是个聪明人,他在登坛时说出那番话一定有他的用意,或许是想借打压项王以谄媚讨好汉王,却也怀着深深的私心,带着点儿暗示、要挟与洗脑的意味。韩信希望觅得封侯,世袭罔替,所以言辞里把一切视作买卖,贩卖自己的军事才能,好换取爵位的尊荣,却不知封爵并非君主拿来收买天下人心的工具,不是菜市场上的大白菜任你挑挑拣拣,还能三斤大甩卖。'且爵赏亦岂必其足荣哉?荣以其难得而已。'
物以稀为贵,如果君王只懂得把爵位论斤卖,想拿它收买人心,那么爵位肯定会快速地贬值,变得一钱不值,这属于最基础的经济学常识。汉高祖刘邦也曾'侈于封',大肆封赏有功之臣,却叛乱不断,亦为身后七国之乱埋下祸根。当然,韩信也许真心地认可'爵赏珍稀'这个道理,他是那么骄傲,自不会觉得自家当与'庸才'同台并举,甚至深深为此而感到羞耻(详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羞与绛、灌等列'、''生乃与哙等为伍!'')。但君王不会这么想,臣就是臣,为人臣子的才能重要性远不如忠诚这一美好德行,即便刘邦会因为韩信确实绝伦的军事天资高看他,重用他,抬举他并列为'汉初三杰',却不会纵容他的野心和叛逆。于是齐王信变为楚王信,楚王信沦为淮阴侯,封爵一捋再捋,江河日下,直至武士挥开刀斧,夷信三族。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韩信怀着这样的思想无可厚非,他本是天纵英才的贫家子,生就了才情和壮心,忍得了胯下之辱,学不会谦卑之心。先秦两汉是一个龙蛇辈出的风云时代,礼崩乐坏,青牛西行,麒麟死,春秋绝,诸子百家,战国七雄,祖龙扫六合,失其鹿,豪杰蜂起,中国的黄金时代缓缓落幕,土德之黄旗取代了玄鸟黑旗在华夏飘扬。裂土封侯的背后,是草莽布衣摇身变为劳心者,崭新的门阀士大夫阶级从此崛起。不论是文才还是武艺,鲜活、热烈的黄金时代欢迎任何有心冒险者前来挖掘黄金,追逐神鹿,蔑视战争的艰辛,举着功勋索取爵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那个剧变的时代既不新鲜也不诡异,毕竟,不是人人都具有张子房'愿从赤松子游'的智慧,也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得以善终,并且能让君王终生怀念的。
一切的结局都已经写好,一切的破败都早露端倪,'云梦之俘,未央之斩,伏于请王齐之日,而几动于登坛之数语。'这世间没有一蹴而就、一步登天的成就,也没有一瞬间的大厦坍圮。圣人见微而知萌。君王心机似海深沉,他的杀意在韩信登坛的寥寥数语中已然潜伏,等待着借题发挥的合适时机。
对于项羽之失的揣摩推断,常常'劳心'的文臣自然比隶属广义上'劳力'的武将更为恰当合理。陈平说:'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项羽并非不识得英才奇士,他本身就是不世出的英雄,英雄最容易鉴别英雄同类了。他只是任人唯亲。王船山批之:'琐琐姻亚,踞朊仕,持大权,而士恶得不蔽?'诸项和妻之昆弟们凭借裙带关系位高权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却受到蒙蔽,明珠蒙尘,得不到项王重用。项羽做出这样的取舍,自然也有他的无奈和理由。
项羽是三番五次的叛臣,杀怀王,斩宋义,鸩义帝,故而,同样恐惧着英武聪慧的手下们背叛自己、将自己杀死,惶惶不可终日,只敢信任自己的兄弟姻亲,实则亦是愚信。惜哉兄弟项伯与刘邦约为儿女亲家,'追而迫之刭'的吕马童也是老熟人,而追随他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将士当中,没有一个是兄弟姻亲,'兄弟姻亚不与焉['。项羽纵有千种、万种理由,哪怕这些理由都是合理的,其失败归根结底是'德不配位',所以苏洵叹之'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大局观对于君主极为重要,也称为雄才大略,这才是明主气象。
'德不配位,必有祸殃。'项羽的才德和格局不足以守住天下,所以莫大的勇武和功勋都不能逆转乾坤,横生的桀骜野心反而加速了他的灭亡。他和韩信一样'自矜功伐',是不可'与闻天下之略'的武将。
然而世人是渴望英雄的,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哪怕他们原本看起来并没有英雄的典型脸谱,文人雅士的丰富想象力却能塑造出来,把他们打磨成一尊又一尊显贵的神像。'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传奇瑰丽的英雄人生总是诗家文人的绝佳素材,项羽虽然是逐鹿中原的失败者,却在文艺中永生,韩信亦然。
太史公身受宫刑,方发愤著书,对于喜怒无常的帝王心性,感触想必极为深刻,揣摩亦是极为精微。况且他写过那么多的帝王君主,绝不可能不知晓这点帝王心术,却从来不肯在《史记》中明言,有心师法孔夫子的春秋笔法。帝王术只合纵横家师徒于暗室密话,不传于第三人之口耳。徒留读者埋首草蛇灰线,凭借犀利的眼神从中洞见那些深微的隐言,于汹涌的时代暗潮里觅得历史女神的侧像真面。
司马温公不然,煌煌巨著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写尽风云,虽然不刻意彰明,却也不讳言。
船山先生则历经鞑虏入侵、血洗中原的国破之痛,乃是明朝遗民。他久经世事沧桑,阅历丰富,爱憎分明,笔锋极其辛辣,敢于说出被太史公埋藏在如椽的春秋大笔之下的晦涩玄机。他固然讥讽太史公'挟私以成史',自己的感悟却同样抱着鲜明的感情色彩,并且带有深深的现实投射,倒是果真如克罗齐所言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片段都会成为作者用以表达当下态度的材料,因而也具备着历代不同的现实意义。
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对应文段的最后提出了总结:
不疚于天,则天无不祐;不愧于人,则人皆可驭。正义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广居;无所偏党,而赏罚可以致慎而无所徇;得失之几,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亲贤,行诱饵,贱名器,以徇游士贪夫之竞躁,固项羽之所不屑为者也。
王船山亦嘲讽称'司马迁之史谤史也,无所不谤也。'他抨击太史公《史记》为'谤史'实是为汉武帝的'虚仓廥以振民'、'徙荒民于边疆'等行为做辩护,其心态值得玩味,同样需要和明朝社会现实进行对照,却不是有意针对。
船山先生重视'正义',提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鄙弃结党营私的蝇营狗苟。党锢之祸,肇始于有汉一朝,乃是历代执政者的心头大忌,而朋党古已有之。不论唐宋元明,都非亡于外患边衅,中华只会亡于自身内患,而王船山正痛心于此。'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东林党争是缩影,东林党人虽自恃清高气节,却能践行亡国灭种之事,乃是他们看重个人声名超过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的自然结果。一一看过廷杖、大礼议、伏阙争'大礼',这些'知直不知曲'的君子追逐名声如'游士贪夫',实非国士所为哉。
这等人物纵然道德高洁,也只适合著书立说,和秦末汉初的项羽、韩信等武将只适合领兵打仗一样,都不是成熟的政治家。他们不会有太高的政绩,也许甚至还会学魏晋玄学清谈的诸公那般鄙视世俗,故对黎民苍生、家国社稷没有实际的裨益,加上天灾和藩镇祸乱,即便崇祯帝被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附体,恐怕也难为这无米之炊。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论太史公是'挟私'还是'谤史',其'一家之言'乃是太史公自证。《史记》作为一部精彩绝伦的历史巨著,不论历经千秋岁月,仍旧时读时新,在每个时代都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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