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初步发展，市民群体快速扩大使得通俗文学趋于成熟，才子佳人的故事层出不穷。虽然有时为了戏剧冲突的需要，才子佳人之间必然产生矛盾，但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花好月圆。同样是风月故事，还有一类题材同样深受观众喜爱，那就是'痴情女子负心汉'。在这一类故事中痴心女子往往是以村姑发妻的形象出现，负心汉则多为书生。例如《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和蔡二郎》。
《赵贞女和蔡二郎》的剧本已经亡佚，但是故事情节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的资料推断出来。徐渭的《南词叙录》中记载'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结合京剧《小上坟》的片段，故事应该是这样的：蔡伯喈上京赶考，考中了状元之后在京城又娶一妻。此时家乡大旱，爹娘双双饿死。蔡伯喈的发妻赵五娘'身背琵琶描容像，一心上京找夫郎'但是在找到了蔡伯喈之后，蔡担心影响自己的仕途，不认赵五娘，甚至放马践踏赵五娘，最后得了一个被暴雷轰死的下场，也算是罪有应得。在这个故事当中，蔡伯喈的形象是一个自私残忍，背信弃义为了荣华富贵不惜一切的小人形象。这一故事在宋元时代传播的极其广泛，已经达到了'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地步。
随着故事的流传，情节也就越来越丰满。于是文人开始参与创作，其中最为成功的当属高明的《琵琶记》。高明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创作了《琵琶记》，不仅改动了相关的故事情节，而且赋予了这个故事以全新的主题。在保留了赵五娘有贞有烈的基础上，将蔡伯喈塑造成了一个全忠全孝的形象，虽然最后是团圆的结局，但是整部书充满了深厚的悲剧意蕴。在《琵琶记》当中，蔡伯喈考虑到家中的老父老母不愿意进京赶考，但是家有严父相逼，不得已进京赶考，此为'辞试不从'。一试得中，受到了当朝丞相的青睐，意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蔡。蔡上书辞官，希望能够回到家乡做一个小小的地方官，被皇上驳回。此为'辞官不从'。蔡伯喈被迫留京，牛丞相强行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此为'辞婚不从'。而赵五娘在丈夫离家之后尽心侍奉公婆仍遭猜忌。最后公婆双双去世后，赵五娘祝发葬公婆，亲手绘了公婆的遗容进京寻夫。进京之后寻至牛府，见牛氏贤淑就把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带五娘见了蔡伯喈，夫妻团聚。五娘将家中事悉数告知，蔡伯喈辞官回乡守孝，三人同归故里。
在《琵琶记》当中，蔡伯喈试图在封建伦理中求得平衡，但是也正是他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但不管怎样，至高明的《琵琶记》蔡伯喈的形象已经从一个自私残忍的道德沦丧之人变成了全忠全孝的道德楷模。那么这种人物形象的变化一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种原因既包括社会背景又包括作者的主观因素。从社会背景来看有两个原因：
1.南戏流传较少。
南渡之后，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温州成为了除杭州外最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温州商业经济快速发展，各色艺人聚集于此，推动了南戏的诞生。也正是因为如此，南戏又被称为'永嘉杂剧''南词'等。但是在当时南戏并不受文人士大夫的欢迎，甚至有人将南戏视为'亡国之音'。
在这种背景之下，南戏剧本传世极少。除了《赵贞女蔡二郎》之外，现存宋代南戏剧目一共有五个，但是传世的只有《张协状元》。在这五种当中《张协状元》《王魁》讲述的都是贫贱书生在一举得中之后抛弃发妻甚至杀害发妻的故事，塑造的形象也和《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的形象相同都是自私残忍的忘恩负义之人。可见在南宋这些赶考的科举士子在婚变戏当中是谴责的对象。
2.书生地位的变化
宋朝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相当的尊崇。科举制的大力推行也为这些书生提供了改换门楣的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情况数见不鲜。而在这些书生开始步入仕途之后，借助婚姻的手段攀龙附凤就成为了当时口诛笔伐的对象。这些书生不仅有着尊崇的地位，同时饱读圣贤书的他们还应当是社会道德的传承者。但是他们却带头破坏了社会公德，于是宋代南戏中的书生就成了被谴责的对象。
而到了元代，科举中断长达七十余年，书生的地位也从传统的'士、农、工、商'变成了'八妓九儒十丐'。在这种情况之下，再谴责负心书生已经失去了意义，书生反而变成了同情的对象。因此在元代的作品当中，书生或平庸怯懦或备受屈辱。如《小孙屠》中的书生孙必达就是一个寻花问柳软弱颓废的书生形象。再如元代南戏《朱买臣》中就塑造了一个穷困潦倒拾柴为生被妻子索要休书的一个悲惨书生形象。人们对这些书生越来越同情，于是歌颂书生一些作品也就应运而生。高明的《琵琶记》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以一种宽容怜悯同情的态度塑造了蔡伯喈的形象也就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而从高明自身来看同样有两个原因。
1.'功名为忧患之始'
高明年少博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做地方官的时候也曾希望有所作为。但后来目睹世风日下时政日非，就慢慢的产生了'功名为忧患之始'的念头。隐居之后创作了《琵琶记》聊以自娱。因此在高明眼中，考取功名并不意味着飞黄腾达，更不意味着可以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反而是忧患生活的开始。因此在《琵琶记》当中，虽然蔡伯喈一举得中，但也正是这次考试酿成了蔡伯喈的悲剧。
2.合乎教化的创作主张
同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高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认为戏曲同样应当起到教化的作用。他希望通过戏曲和伦理的结合抬高南戏的地位。在这种创作主张的影响之下，高明既保留了赵五娘的有贞有烈，又加入了蔡伯喈的全忠全孝。虽然歌颂'子孝妻贤'但是不管是蔡伯喈还是赵五娘的结局都让人们对封建伦理产生了些许的疑惑。封建伦理自身所存在的矛盾被展示出来，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从宋到元，书生形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虽然不免有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和社会息息相关。因此这种转变也是当时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虽然戏曲文化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亡失，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根据现存的资料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窥见一斑。而高明的《琵琶记》以其生动形象的唱词、恰到好处的戏剧冲突和深厚的悲剧意蕴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词曲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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