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晔旻
历史上的辽、金往往并称。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原是契丹属部，后来才取而代之。由于辽朝的文化制度和国家制度都比较完善,所以金人在文字方面也明显受到了契丹人的影响。1119年，完颜希尹奉金太祖阿骨打之命创造了一种女真文字，其具体做法是“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也就是跟契丹大字一样，以汉字为原型，通过增减笔画、改变形体而形成新字。它既像汉字，又不是汉字，即使有少量与汉字相同的字，音义也不一样。史书记载，到了1138年，金廷又创造出一种女真文字。习惯上将前一种称为“女真大字”，后一种为“女真小字”，如契丹故事。
与契丹文的命运称得上殊途同归，女真文字先在金朝统治者的极力提倡下登堂入室成为官方文字，甚至《四书五经》中的一些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女真文。但在金朝灭亡之后，女真文失去官方的庇佑后便迅速从巅峰跌落，逐渐趋于消亡。元代，在中原的女真人已经与契丹人一样“只用汉字”，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里就将这两个民族一起列入了“汉人八种”。留在东北本土的女真人对本民族文字坚持稍久，但在明代中期以后，其书面文字也改用蒙古文。创立不过3个世纪的女真文终于难逃沦为“死文字”的命运。
令人奇怪的是，流传到现在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形式，不分“大”“小”。有人猜测，存世的女真文字与“契丹大字”关系密切，显系“女真大字”；也有学者认为，“女真大小字”实为一体，“小字”是“大字”的改良版本。孰是孰非，尚无定论。
《奥屯良弼饯饮碑》拓片
不过，比起契丹文字，女真文字的破译堪称“简单模式”。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女真文虽然湮没，但女真语与后世的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彼此是近亲语言，两者语法一致，大量词汇也相近。作为清代的官方语言，满语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且至今仍有人使用。这就为破译女真文提供了“触类旁通”的便利。
第二，从金代一直使用到明代早期的女真文留存大量双语对照的文献。其中，《大金德胜陀颂碑》（1185）碑面为汉文，碑阴为女真文，汉文与女真文完全对译，约1500字。明代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峭壁岩巅上竖立的永宁寺碑碑阳有汉文，碑阴有简易的蒙古文、女真文翻译，其中女真文约700字。此外，明代还编有《华夷译语》，分“杂字”和“来文”两个部分，“杂字”收录词汇，与汉语对照外，并有汉字注写的读音。“来文”收录当时的进贡表文，也有该种文字与对照的汉文。现存的《华夷译语》有三种，其中永乐年本有《女真译语》。早在1896年，德国学者葛鲁贝（Grube）就把柏林图书馆藏本《女真译语》中“杂字”部分的698个女真文单字按笔画排列，逐字定音、释义，又把“来文”进行转写和德译，编成《女真语言文字考》，成为一部女真文的工具书。这项成果，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后世学者又在其基础上去芜存真。经过国内外学者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被历史遗忘了500多年的女真死文字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为世人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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