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笔走游龙，有感而发写就《蜀道难》。“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连绵的山峰距天不过一尺，绝壁上的枯松，生怕会坠落万丈深渊，只能紧紧依附其上。
蜀地由于被崇山峻岭所环绕，自古就是容易形成割据政权的所在。有代表性的当属三国时期的西蜀，以曹操天纵奇才，尚且欲求之而不可得，苦恼的很。
秦岭入川古道
由于秦岭横亘，古时由北向南入川，大多翻越秦岭至汉中，如著名的陈仓道、子午道，再越过大巴山脉进入成都平原。或是由西北甘陇之地进入，如邓艾袭蜀走的阴平道。
这些道路无不崎岖艰险，更要紧的是，即使这几处险关隘口，也均有重兵把守。面对着强大中原势力的窥伺，蜀地政权不得不小心翼翼，一旦被突破防线，就会直扑无险可守的成都平原。昔日马谡丢了个街亭，硬是被诸葛亮挥泪而斩，后果太严重了。
相比陆路，长江水路入川似乎好走得多，从宜昌逆流而上即可抵达重庆。贴着长江岸边还有一条道路，即刘备伐吴的路线，由宜昌（夷陵）经巫山县、万县、涪陵入渝，这也只是仅供人行的羊肠小道。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就打过这个主意，发动鄂西战役试图打通长江水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夺取封锁水道的石牌要塞，结果被胡琏所率十一师拼死击退。
沿长江入蜀通路
从古至今，入川对于军事家们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那么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我军是如何巧妙解决这一军事难题的呢？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已有退守西南的打算，准备凭借秦岭、大巴山脉、以及位于湘鄂渝黔交界处的武陵山脉天险固守，形成割据西南的态势。
为了迷惑敌人，我军以一野十八兵团，佯攻秦岭一线，这使国民党方面出现判断失误：以为川北才是我军重点攻击方向，此处是历史上入川的传统通道，可能性最大。而川黔一线由于地理情况复杂，不适合大兵团行动，况且有桂系重兵集团驻防于湖南、广西。如果我军经湘黔迂回入川，不仅绕了远路补给不易，而且有遭受两面夹击的危险。
出于这种设想，川北以及川东北成了国民党军重点防御地区。川北门户秦岭一线，部署了胡宗南部16万人的军事集团，川东北与鄂西交界处巴东—恩施一线，由宋希濂部10万兵力看守，其余数十万军队分散在川黔滇各处。
形势已经很明朗了，能否顺利解放西南，解决这两处国民党重兵集团是关键。
当一野十八兵团紧锣密鼓吸引胡宗南注意力时，二野四兵团已配合四野南下两广，在扫清盘踞两广及湖南的桂系集团后，再由广西迂回入云南，截断川内敌军退往国外的通道。
二野主力三、五兵团，则在广西战役发起之时，三兵团由湘西、鄂西进入川渝，攻取遵义、彭水、黔江一线，五兵团直扑贵州，而后两个兵团由南向北回兜重庆，控制川东同时关上通往云南的大门。
与此同时，四野一部以及湖北军区部队，亦对部署在鄂西的宋希濂集团张开天罗地网，逼使该集团向重庆方向西撤，再左右夹击将其会歼于彭水、黔江地区。
后知后觉的国民党军，这才发现我军由湘黔迂回重庆、成都的意图，不得不命令秦岭一线的胡宗南集团南撤回援。他们前脚刚走，原本以佯攻吸引为主的一野十八兵团，顺势南下进入成都平原，此刻的胡宗南部及川内数十万国民党军，已被压缩于成都周边地区，插翅难飞。
综上，西南战役的要点在于，一野在秦岭一线频繁佯动，令敌产生川北才是主攻方向的错觉，使胡宗南重兵集团被牢牢吸引于此。
而四野声势浩大的两广战役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
一、扫清桂系势力。
二、吸引足够的关注，掩护二野由湘黔隐秘迂回入川的行动。
三、断绝川内逃敌的南下通道。
二野主力则在兄弟部队的协助下，迂回到敌军大后方，彻底将胡、宋两大军事集团包抄合围，达到歼灭西南地区国民党有生力量的战略目的。
声东击西使敌做出错误决策，一二四野相互协同呼应，加以配合强大的政治攻势，令国民党在四川的统治土崩瓦解。纵观西南战役全过程，我军始终掌控着节奏和全局，而国民党军则是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古人经年累月费尽心机没能做到的事，就这么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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