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评通鉴
清代学者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评论说:“世之亡国,未有如宋之自取者也。”他认为宋朝的执政者大多是书生,喜欢空谈而不懂时务。他们无视国力衰微、敌人强大的事实,叫嚣着要战斗到底、决不妥协,并且把那些主张和议的官员全都斥为投降派,扣上汉奸、卖国的大帽子,仿佛以卵击石才是有骨气的表现。这种意气用事的做法最终导致北宋违背盟约,激起金兵入侵;而南宋被蒙古消灭,也是因主战派率先挑衅的缘故。因此,魏源认为:
“自古谋国之舛 ,未有如宋人之甚者。”
与魏源相似,清代另一位历史学家赵翼也认为宋朝人被义理之说冲昏了头脑,乃至于不识时务。没有回到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历经千辛万苦,才在杭州站稳了脚跟。彼时他的生母正在在金营里做人质,为了让自己的母亲能够生还,宋高宗不肯与金人火并。对于他来说,救回自己的生母远比恢复中原要现实。然而,就在此时,岳飞却发出了:“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豪言壮语。看着性命岌岌可危的母亲,宋高宗最终选择了秦桧,促成绍兴议和,以杀掉岳飞的代价来救回自己的母亲。
主战派一般根据的是道德,而主和派则立足于现实。
北宋遭金人之害,二帝被俘虏,中原沦陷于敌手,每个国民自然都与金人不共戴天,一定要报仇雪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金兵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宋高宗航海出逃才能幸免于难,国家弱小,无力复仇,这是现实情况。
待到金兵掠饱而归厚后,南宋才能在杭州暂时立稳脚。彼时国家草创,内部群盗不受控制,求安尚且不能,何及北伐?想要在此时长驱北上,迫使金兵畏服,返还中原,让二帝南归,虽三尺童子也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幻想。然而满朝的主战派都咬牙切齿,日夜以报仇为事,一有人主张先修复内政,便被指责是主和的投降派,抛弃了君父,不忠不孝。
绍兴五年,宋高宗想派使者到金国去探问徽宗、钦宗二帝的下落,主战派胡寅便跑出来陈以“大义”,认为国家与金国为世仇,无互通使者之理。大臣们也用道德绑架的方法来劝说高宗,认为不应与敌人交涉,一定要战斗到底。这不仅不识时务,而且不通人情。试问高宗的父兄被金人绑架在北方,做为儿子的却要不顾他们的安危,坚决与强大的金人作战,岂有此理?
因此,宋高宗对宰相赵鼎交底说:“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这正是高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有亲人在金国做人质,岂能满口“绝不妥协”、“战斗到底”呢?就好比我被劫匪绑架了,难道也不能选择妥协,把钱袋交出来吗?那些主战的大臣没有站在高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了解高宗的苦衷,所以宋高宗最后支持了秦桧的和议,也是理势所当然的。
宋高宗不认为南宋有实力灭金,他觉得当务之急是救回自己的亲人
可是自从胡寅的奏疏流传开后,主战思想愈发深入人心,变得牢不可破,谁敢跟金人接触或谈判,谁就是卖国贼。然而,就算让主战派来当政,他们有能力击败强大的金国,收复得了中原旧地,并且将二帝及太后平安地接回来吗?书生不过是站在道德的置高地上呈口舌之快而已罢了。此所谓:
“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是。”
故而主战派必然要受到宋高宗的冷落,他最后只得倚重于秦桧。秦桧把持朝政,诛杀忠臣,是个大奸臣,这是无疑问的,但关于和议还应就事论事,不能因人废言。他曾说:
“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事耳。”
所谓的国事无非两者:
一、是与金人议和以稳定朝政,给国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是议和达成后能将徽宗的棺淳及尚在人世的太后接回来,以了高宗的心愿。
这两件事就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主战派却完全不予考虑,他们一副开战必胜的样子。整天纸上谈兵,仿佛只要朝廷主战,就一定能击败金兵,恢复中原似的。
宋高宗的父母被金兵虏去,是金人导致他国破家亡,他对金人的仇恨比任何主战派都要深,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议和。为此,有些人说高宗是怀有私心,害怕岳飞打胜仗,会将二帝接回来,影响到自己的皇位,《射雕英雄传》里也采用了这种说法。然而这可谓书生论史,迂腐不堪。
绍兴议和的时候,宋高宗的父亲徽宗早就死了,哥哥钦宗就算被接回来,也不过是像安史之乱后的唐玄宗或土木堡之变后的明英宗一样,被尊为太上皇而已,不至于影响到高宗的权力与地位。而且宋高宗倘若有野心,那他也应该鼓动岳飞一路往北杀敌,以便激怒金人,把人质杀掉才是。何必还要跟金人议和,保证人质能够活命呢?
因此,高宗之所以议和,是因为他的生母显仁皇后当时还在金营中做俘虏,从事涴衣院的苦差事。做儿子的,要想母亲平安归来,他只有选择屈辱地向金人议和,这也是人之常情,换做是谁都难以取舍。试想自己的母亲在敌营受苦受难,那么做儿子的只能通过打仗来促成谈判,使母亲得以生还,岂能弃之不顾而与敌人血战到底?绍兴七年,在听到宋徽宗及郑皇后驾崩的消息后,宋高宗想起太后,不禁大哭起来,他对群臣说:
“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
当金人派使者来议和时,宋高宗诉说了自己的心事:
“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
这说明高宗屈辱求和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救出太后,如果母亲在敌国受苦,那么自己就算做皇帝也不会快乐。在高宗看来,岳飞抗金,打的胜仗越多,越失去平衡,太后反而越危险,所以他才最终杀害岳飞,这就是矛盾的根本之所在。当太后归朝后,他在晚年也默许了孝宗为岳飞翻案的做法。
宋高宗之所以同意议和,主要原因还是想救出太后,且保存宋朝,因为宋朝当时实在太弱了。宋高宗为了救回生母而放弃抗金,这无法苛责,真正罪过的是后世那些苟安于江南的子孙们。
滕文公曾问孟子说:小国处于大国之间,就算竭力以事大国,有时仍不免于难,究竟该如何是好?
孟子回答说,要么像周太王一样,选择迁徙往他地,要么誓死保卫故土、效死勿去,这两者只能二选一。
南宋对于金朝和蒙古来说,从军事力量上看,已经处于小国的地位。但是主战派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隆兴北伐、开禧北伐相继惨败后,他们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当更强大的蒙古出现时,宋朝不是南迁避祸,也不是保守边界,反而不自量力的进取中原,开起兵端,最终引祸上身、自取灭亡。
可见,从历史大势来看,宋朝只有主张和议才能存国,冒进征战只会导致败亡。这是天下大势决定的,宋朝人所能做的是通过和议来换取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韬光养晦,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不自量力,道德绑架,最终只会自取其辱。
书生论史容易犯站在说话不腰疼的毛病,没有易地而处,换位思考,而是一味的辱骂、苛责古人。不懂得分析事情背后的隐情,反而热衷于阴谋论。故而读书虽多,既不能吸取教训,也不懂得判断形势,空自误而已。
故知读历史的人,不能只知义理而不晓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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