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评通鉴
清代学者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评论说：“世之亡国，未有如宋之自取者也。”他认为宋朝的执政者大多是书生，喜欢空谈而不懂时务。他们无视国力衰微、敌人强大的事实，叫嚣着要战斗到底、决不妥协，并且把那些主张和议的官员全都斥为投降派，扣上汉奸、卖国的大帽子，仿佛以卵击石才是有骨气的表现。这种意气用事的做法最终导致北宋违背盟约，激起金兵入侵；而南宋被蒙古消灭，也是因主战派率先挑衅的缘故。因此，魏源认为：
“自古谋国之舛 ，未有如宋人之甚者。”
与魏源相似，清代另一位历史学家赵翼也认为宋朝人被义理之说冲昏了头脑，乃至于不识时务。没有回到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北宋灭亡后，宋高宗历经千辛万苦，才在杭州站稳了脚跟。彼时他的生母正在在金营里做人质，为了让自己的母亲能够生还，宋高宗不肯与金人火并。对于他来说，救回自己的生母远比恢复中原要现实。然而，就在此时，岳飞却发出了：“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豪言壮语。看着性命岌岌可危的母亲，宋高宗最终选择了秦桧，促成绍兴议和，以杀掉岳飞的代价来救回自己的母亲。
主战派一般根据的是道德，而主和派则立足于现实。
北宋遭金人之害，二帝被俘虏，中原沦陷于敌手，每个国民自然都与金人不共戴天，一定要报仇雪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金兵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宋高宗航海出逃才能幸免于难，国家弱小，无力复仇，这是现实情况。
待到金兵掠饱而归厚后，南宋才能在杭州暂时立稳脚。彼时国家草创，内部群盗不受控制，求安尚且不能，何及北伐？想要在此时长驱北上，迫使金兵畏服，返还中原，让二帝南归，虽三尺童子也知道这是不现实的幻想。然而满朝的主战派都咬牙切齿，日夜以报仇为事，一有人主张先修复内政，便被指责是主和的投降派，抛弃了君父，不忠不孝。
绍兴五年，宋高宗想派使者到金国去探问徽宗、钦宗二帝的下落，主战派胡寅便跑出来陈以“大义”，认为国家与金国为世仇，无互通使者之理。大臣们也用道德绑架的方法来劝说高宗，认为不应与敌人交涉，一定要战斗到底。这不仅不识时务，而且不通人情。试问高宗的父兄被金人绑架在北方，做为儿子的却要不顾他们的安危，坚决与强大的金人作战，岂有此理？
因此，宋高宗对宰相赵鼎交底说：“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这正是高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有亲人在金国做人质，岂能满口“绝不妥协”、“战斗到底”呢？就好比我被劫匪绑架了，难道也不能选择妥协，把钱袋交出来吗？那些主战的大臣没有站在高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了解高宗的苦衷，所以宋高宗最后支持了秦桧的和议，也是理势所当然的。
宋高宗不认为南宋有实力灭金，他觉得当务之急是救回自己的亲人
可是自从胡寅的奏疏流传开后，主战思想愈发深入人心，变得牢不可破，谁敢跟金人接触或谈判，谁就是卖国贼。然而，就算让主战派来当政，他们有能力击败强大的金国，收复得了中原旧地，并且将二帝及太后平安地接回来吗？书生不过是站在道德的置高地上呈口舌之快而已罢了。此所谓：
“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是。”
故而主战派必然要受到宋高宗的冷落，他最后只得倚重于秦桧。秦桧把持朝政，诛杀忠臣，是个大奸臣，这是无疑问的，但关于和议还应就事论事，不能因人废言。他曾说：
“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事耳。”
所谓的国事无非两者：
一、是与金人议和以稳定朝政，给国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是议和达成后能将徽宗的棺淳及尚在人世的太后接回来，以了高宗的心愿。
这两件事就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主战派却完全不予考虑，他们一副开战必胜的样子。整天纸上谈兵，仿佛只要朝廷主战，就一定能击败金兵，恢复中原似的。
宋高宗的父母被金兵虏去，是金人导致他国破家亡，他对金人的仇恨比任何主战派都要深，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议和。为此，有些人说高宗是怀有私心，害怕岳飞打胜仗，会将二帝接回来，影响到自己的皇位，《射雕英雄传》里也采用了这种说法。然而这可谓书生论史，迂腐不堪。
绍兴议和的时候，宋高宗的父亲徽宗早就死了，哥哥钦宗就算被接回来，也不过是像安史之乱后的唐玄宗或土木堡之变后的明英宗一样，被尊为太上皇而已，不至于影响到高宗的权力与地位。而且宋高宗倘若有野心，那他也应该鼓动岳飞一路往北杀敌，以便激怒金人，把人质杀掉才是。何必还要跟金人议和，保证人质能够活命呢？
因此，高宗之所以议和，是因为他的生母显仁皇后当时还在金营中做俘虏，从事涴衣院的苦差事。做儿子的，要想母亲平安归来，他只有选择屈辱地向金人议和，这也是人之常情，换做是谁都难以取舍。试想自己的母亲在敌营受苦受难，那么做儿子的只能通过打仗来促成谈判，使母亲得以生还，岂能弃之不顾而与敌人血战到底？绍兴七年，在听到宋徽宗及郑皇后驾崩的消息后，宋高宗想起太后，不禁大哭起来，他对群臣说：
“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
当金人派使者来议和时，宋高宗诉说了自己的心事：
“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
这说明高宗屈辱求和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救出太后，如果母亲在敌国受苦，那么自己就算做皇帝也不会快乐。在高宗看来，岳飞抗金，打的胜仗越多，越失去平衡，太后反而越危险，所以他才最终杀害岳飞，这就是矛盾的根本之所在。当太后归朝后，他在晚年也默许了孝宗为岳飞翻案的做法。
宋高宗之所以同意议和，主要原因还是想救出太后，且保存宋朝，因为宋朝当时实在太弱了。宋高宗为了救回生母而放弃抗金，这无法苛责，真正罪过的是后世那些苟安于江南的子孙们。
滕文公曾问孟子说：小国处于大国之间，就算竭力以事大国，有时仍不免于难，究竟该如何是好？
孟子回答说，要么像周太王一样，选择迁徙往他地，要么誓死保卫故土、效死勿去，这两者只能二选一。
南宋对于金朝和蒙古来说，从军事力量上看，已经处于小国的地位。但是主战派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隆兴北伐、开禧北伐相继惨败后，他们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当更强大的蒙古出现时，宋朝不是南迁避祸，也不是保守边界，反而不自量力的进取中原，开起兵端，最终引祸上身、自取灭亡。
可见，从历史大势来看，宋朝只有主张和议才能存国，冒进征战只会导致败亡。这是天下大势决定的，宋朝人所能做的是通过和议来换取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韬光养晦，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不自量力，道德绑架，最终只会自取其辱。
书生论史容易犯站在说话不腰疼的毛病，没有易地而处，换位思考，而是一味的辱骂、苛责古人。不懂得分析事情背后的隐情，反而热衷于阴谋论。故而读书虽多，既不能吸取教训，也不懂得判断形势，空自误而已。
故知读历史的人，不能只知义理而不晓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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