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哲学的特征——或至少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思想流派的特征——就是，用客观的标题（问题或学科领域）来划分章节，一般来说要比用人物名称来划分章节更好。这首先是因为哲学的“科学化”，哲学已经不再专注于创建庞大的体系，而更加注重思考具体问题；其次，如今的通信和旅行更为便捷，从而使国际间的交流和讨论增多，一个思想家因此能够更快地了解别人对他的思想的反应和批评意见，并能迅速地对此做出回应。
但是卡尔·莱蒙德·波普（1902—1994）却是个例外，从他的著作的多样性、意义和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来讲，他都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人物之一。波普出生于维也纳，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他也来自一个殷实的、有教养的犹太家庭。后来，他曾经在他的一部哲学著作里详细地记述过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可惜这本书只有英文版。在维也纳，波普曾经与维也纳学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并没有加入这个学派。那时，他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曾经短时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好感。此外，在这一时期，他还研读了康德的著作，积极参加音乐活动，并在大学里学习了数学和物理。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兼并（波普对此有所预见）之前，他就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经英国去了新西兰。二战结束以后，他又返回英国，自1945起，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
波普的主要著作有《研究的逻辑》（1935年出德文版，很久以后又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名出了英文版，后来这本书又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两卷本，1945年出英文版，1957年出德文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年）、《客观知识》（1972年出英文版，1973年出德文版）。1984年，他发表了一部著作集《寻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面收录了他三十年代的讲演和文章，其内容显示了他的广泛兴趣和对哲学的热爱。
波普在许多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深刻见解，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认识的基础和基本问题，而且也包括历史和社会学问题，他与许多重要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薛定谔、弗朗克和尼尔斯·波尔始终保持着紧密的思想交流。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是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中的主线。此外，他的著作也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可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此详加论述。简言之，对波普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严密的规律性，它既不是被预先决定的，也不能被完全认识。任何关于历史发展的预言都经不住历史的严格检验，因此也不可能上升为科学的规律。如果我们企图发现历史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制订出大规模地改造人类社会的计划，这就是违反科学的乌托邦。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一切知识始终都带有一种暂时的和假说的特点。
关于科学假说或科学理论能否通过证实而一劳永逸地得到确认，波普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科学家都是先提出命题，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检验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在经验科学领域内更是如此，科学家首先会提出他的假说或理论体系，然后再通过观察和试验对他的假说或理论体系进行检验。通常人们采用归纳法去证明一个命题或假说，也就是从特称命题到全称命题。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假的，因为无论我们见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实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只要我们见到一只黑天鹅，这个命题就可以被证伪。因此，“评判一个理论的科学性的标准就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在波普的激励下，卡尔纳普为命题的可检验性和可证实性提出了一般的规则，后来他又为此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一个命题的或然性程度必须得到估价或判断。
这个如此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大厦不久之后又被动摇了。美国的尼尔森·古德曼（生于1906年）对自然规律这个概念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并提出如下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可以被看作“规律”的确凿无疑的标准。事实证明，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古德曼认为，只有当人们能够不单单从个别假说出发，而是将其（科学和语言）背景也考虑在内，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古德曼的主要著作有《现象的结构》（1951年）和《艺术的语言》（1968年），在其中的第二部著作中，除了归纳推论（在科学实践中，人们总是在不停地运用它）问题，他还特别讨论了（自然科学）规律的概念问题。
简而言之，自然科学的复杂的理论概念不能仅仅依据观察来做阐释。一般来说，我们不可能把“观察语言”转化为“理论语言”。如果我们打个比方，那就是，理论的“楼层”不是在每个地方都以观察为基础，但是它也不是毫无根基地空悬其上，两者在一些重要的地方会通过一些“依附的规则”而相互联结在一起。但是理论概念并不是从物的语言中通过逻辑推导而得出的，毋宁说，理论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或者说是幻想，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彻底了：
我深信，甚至可以断言：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中所出现的各种概念——从逻辑上看——都是思想的自由创造，它们不能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地获得。我们之所以不那么容易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某些概念和概念的关系（命题）与某些感觉经验如此确定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意识不到有一条在逻辑上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将感官经验的世界与概念和命题的世界隔离开来。比如说，全部的数的系列显然就是人类头脑的一种发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它使某些感觉经验的整理变得更加容易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让这些概念能够从经验中自己长出来。我之所以在这里列举数的概念，是因为它属于前科学的思想，尽管如此，它的构成性的特点仍然是容易看得出的……
为了不至于使思想变成“形而上学”或空谈，有必要使足够的概念体系的命题与感觉经验充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鉴于概念体系的任务就是整理感官所经验到的东西并使它变得显而易见，因此，概念体系应该表现得尽可能一致和简约。此外，这种“体系”也是一种（逻辑上的）自由游戏，它是按照（逻辑上）任意规定的游戏规则与符号之间进行的。这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也适用于科学中有意识地和系统地构造出来的思想。
在科学和认识理论方面，波普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兴趣放到研究和巩固既有的知识上面去，而是把兴趣放到了如何获得新知识这个问题上去，也就是说，他更感兴趣的是知识的发现、发明和增长。波普始终没有放弃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1972年，也就是在他首次发表自己的见解过了将近四十年之后，他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书中就归纳问题的解决又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在这里我引述其中的一段如下：“解释性普遍理论是真的这一主张能由‘经验理由’来证明吗？也就是说，能由假设某些检验陈述或观察陈述（人们可能说这些陈述‘以经验为依据’）为真来证明吗？”波普的回答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休谟的一样：否，我们不能。没有任何真的检验陈述会证明解释性普遍理论是真的这一主张。”但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某种检验陈述会证明一个理论是错误的。于是科学在许多彼此竞争的理论中做选择时就拥有了一个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他就能够把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剔除掉。原则上讲，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那些保留下来的理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新的检验陈述证明为假的而被淘汰。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归纳而获得我们的（探索性的和不确定的）理论呢？也就是说，我们能否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经验推导出某种理论假说来呢？对于这个问题，波普的回答也是否定的。他认为，科学假说并不是以这种简单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而更多的是通过瞬间的和直觉的灵感获得的认识，这种认识后来又转化为一种在经验上可被检验的假说。在科学史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波普否定归纳的有效性，并且也对休谟为归纳法寻找心理学根据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通过归纳，我们既不能获得必然真理，也不能获得或然真理。不仅如此，“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推翻”。但是，“另一方面，我绝不认为我们要放弃寻求真理；我们对理论的批判性讨论受寻找一个真的（和强有力的）说明性理论的想法支配着；而我们通过诉诸真理观念为我们的优选辩护：真理起着规则性观念的作用。我们通过消除谬误来测定真理。我们对猜测不能给出证明或充足理由，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猜测到真理；我们有些假说很可能是真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波普的一个更为有名的论点：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被看作他的本体论的核心部分。波普把世界划分为下列三个：第一，是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1）；第二，是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世界2）；第三，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世界3）。世界3也可以被看作是客观精神世界（并不完全等同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世界2既与物理世界也与精神世界发生相互作用，而世界1和世界3若没有世界2的媒介作用则不可能相互产生影响。（遗憾的是，波普并不赞成尼古拉·哈特曼关于世界划分的理论，众所周知，哈特曼认为，还有第四个存在领域，即人的无意识的世界。）波普的世界3是人的创造物——也就是说，若没有人，世界3就不会存在；而且世界3是作为一种独立起作用的东西与人相对立的。数和数学的王国也属于世界3。
在德国，卡尔·波普的学说主要经由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汉斯·阿尔伯特（1921年出生）的拥护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阿尔伯特的《批判理性主义纲要》（1971年）可以作为了解批判理性主义（我们可以这样称呼波普及其学派的思想特点）的思想和论证方式的入门书，这本书中收录了作者的五篇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批判理性观念”原本是1963年发表在《伏尔泰俱乐部》年鉴上的。
继这本书之后，阿尔伯特又发表了文集《结构与批判》（1971年）。在其中，阿尔伯特进一步发挥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和论据，而且他还针对其他哲学观念展开了批判。他主要讨论了三个学派：第一，分析哲学；第二，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阿尔伯特是个好争论的人，在书中他针对于尔根·哈贝马斯展开了激烈的攻击）；第三，解释学思想。
我们可以把阿尔伯特的论战看作一种用意广泛的尝试的组成部分。在哲学内部的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特别是在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在认识与决定之间，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简言之，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不同范围之间，他不是想竖起一个屏障把它们分隔开，而是想架起一座桥梁，使它们彼此相连。他明确地指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为解决这种“架桥的问题”而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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