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犯人流放西伯利亚的传统由来已久，沙俄专制恶名昭彰。不少后来执政的苏联领导人都曾被流放西伯利亚，但都得到有别于刑事犯的礼遇，可以带书、纸张和书写工具。斯大林曾经流放西伯利亚 4 次，有 3 次成功越狱，他还因此百般嘲弄沙俄的「软弱无能」。
苏联有史无前例的罪犯类型：阶级敌人。小偷和杀人犯反倒是潜在的盟友，他们犯罪不过因为「被剥削」，只要消灭阶级，犯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于是乎，人开始因为身份而被判刑。
基于这种认知，苏联成立「特殊」的犯人劳改营，由古拉格管辖。其最初对付目标是旧政权支持者，后来就转向所谓「人民公敌」，政权眼中任何敌人都可以纳入其中。
「人民公敌」拖垮经济，是滋事分子、外国派来的间谍，斯大林甚至形容他们为社会害虫、污染源和毒素等，必须「清除干净」。然而，这些可以随时改变， 1939 年二次大战开打时逮捕数十万波兰人，1941 年波兰跟苏联暂时结盟，随即又大批特赦。
在斯大林时代，「外国人」全数被视作有可疑，除外籍人士，有时与海外有联系、收集海外邮票、有亲戚在国外，即使没有可疑举动，也随时被秘密警察盯上。1937 年荷兰共产主义者 Elinor Lipper 入住接待外国革命分子的酒店，但酒店每晚都有人消声匿迹，「早上就会看到更多房门贴上红色大封条」。在这样的时代里，有人甚至觉得被捕是解脱。
劳改营起初尚未有统一规矩，营中指挥官有如山寨王，有人着重改造犯人或自筹经费，有人更在意惩罚和羞辱富人，让他们尝尝劳动滋味。随着苏联站稳阵脚，着力要发展经济，追赶生产目标便成为劳改营的终极目的。
斯大林在 1930 年代推行急速工业化，使得古拉格体制急剧膨胀，成为全国经济支柱，政治犯也不敷应付庞大人力需求，于是监狱中的刑事犯也被动员起来。由 1929 至 53 年间，古拉格体制下共有 476 个劳改营区，但事实上每个营区内部，还有数十至数百个小的集中营，实际数目几乎难以估量，估计多达 1800 万人受过劳役。
古拉格的羞辱是从被捕开始，犯人会被切断与社会的联系，受到严刑拷打质问。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不许犯人睡觉等，是任何国家酷吏的惯用技俩，但苏联的审讯规模却堪称前所未见。在某段时期，几乎每宗案件都会逮捕数百至千人，遍布苏联各地，以致调查马虎了事，审判程序粗疏到只消几分钟完成。
犯人被判刑后会先囚禁于监狱，然后会从监狱运往中转营、从中转营运往劳改营，假以时日又会从一个劳改营转到另一个劳改营。囚犯甫抵达劳改营，便会被带去洗澡和剃毛，男女都必须当众脱光，获分发的衣服总是破烂不堪。一位女囚犯怒斥：「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名字、我们的人格、现在又让我们穿这种…… 我甚至不知如何形容…… 不成样子的衣服……」
脏乱、拥挤、卫生恶劣，几乎是所有劳改营的通病。古拉格高层早就知道臭虫和虱子肆虐，而且有传播斑疹伤寒的致命风险，可能摧毁劳改营的劳动力，因此经常发起灭寄生虫行动，以致所有男女从进营一刻便要强制剃发，又规定犯人每 10 天洗澡一次，但卫生情况几乎毫无改善。
粮食短缺也是所有劳改营面对的难题。莫斯科本身分发食物不足，在苏联大饥荒期间，囚禁共 5,000 名犯人的北方劳改营科雷马，却连一块面包都分不到。面对犯人维他命长期不足，营方总强迫犯人喝下松叶酿制的怪味酒 Khvoyaza，但成效相当可疑；还有一款劣评如潮的汤水，称为 Balanda，味道被形容为相当恶心，疑似用烂掉的甘蓝菜和蕃茄熬成，偶尔会加猪油、鲑鱼头、动物肺脏、甚至是狗肉入汤。
假如发配至西伯利亚的偏远劳改营，犯人可谓九死一生，冬天甚至达摄氏零下 30 至 50 度，很多在囚的作家、诗人和小说家都穷尽所有词汇，想要描写冰天雪地工作的感觉，有人说天气冷得「连手划过空气如此简单的动作，都会发出清楚的嗖嗖声」。所以犯人也总是在点名时跳来跳去、原地跑步、拍打身体，因为稍一不动，身体也就冻僵。面对营方分发的靴子不足，有不少犯人要自行造鞋，如手工参差而渗水，双脚肯定会冻伤。长期在这样的环境工作，即使生还下来也都半死不活。
极端环境把人类推向极限，不少回忆录都描述过营中的「垂死者」。简单来说，他们就是饿到快死的活死人，缺乏维他命而染上坏血病、糙皮病和各类腹泻，起初牙齿松动、皮肤溃烂，最后变得不成人形。他们不仅是生病，而是饿到没有自理能力，先是不再洗澡、继而不控制大小便、不理会他人羞辱、到最后是真的精神错乱。
对于这种垂死状态，营中有人称他们为「烛芯」，意味着他们行将油尽灯灭；他们有时被贬称为「扒粪人」或「捡馊人」，但更常是被戏称为 Dokhodyagi，俄文有「达到」的意思。意即他们终于达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