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艺术是一种逃避，也有人认为艺术是一种征服手段，双方各有自己的道理。可是人们可以自己逃去做隐士，可以躲进疯狂，也可以遁入死亡。人们可以用武器来进行征服。那为什么又非要写作来进行逃避或征服呢？因为在不同作者的形形色色的目标后面，存在着一种我们大家共有的更深入更直接的选择。我们试图去阐明这个选择，看一看作者必须介入选择，到底是不是由于这个对写作的选择。
我们的每一个观念，都伴随着这样一种意识：人类现实是一个“展示者”，那就是，只有通过人类现实才有所谓的存在，换句话说，人是一个手段，通过人事物才显示出来。由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才使得各种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是我们，使这株树与那一小块天产生关系。由于我们，那颗死了一千年的星，那一弯新月，那一条黑色的河流，才在浑然一体的景色中显现出来。正是我们，汽车和飞机的速度把这大块大块的土地组织在一起。随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世界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新的面貌。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存在的导演者，那么我们也知道自己并非存在的创造者。要是我们掉头不看这片景色，它就会沉回到永恒的黑暗中去。至少，它会往回沉，可是谁也不至于傻到认为它将被消灭。将被消灭的是我们自己，而地球则将在无生命的状态下继续存在，直到另一个意识出现把它唤醒。因此，我们除了确认自己是“展示者”之外，还确认我们都对展示物来说是非本质的。
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是某种感觉上的需要，那就是感觉到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我们是非本质的。如果我要确认要在画布上或在写作中描写旷野中的某个方面，或是描绘大海，或是描绘我所发现的某人脸上的神情，我知道自己是通过凝练各种关系，引进本不存在的秩序，以统一的思想，控制五花八门的事情，这才把它们创作出来的。也就是说，我感觉到在我与作品的关系中，我是本质的。可是现在正是那被创造出来的客体离我而去；我不能同时既展示又创造。在作品与创造活动的关系中，作品变成非本质的。
首先，即使对别的创造物来说它似乎是明确无误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好像永远都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我们总是可以改动一下这根线条，改动一下那片阴影，或是改动某一个词。因此，作品不会把自己强加于人。一个学绘画的新手问他老师：“什么时候我可以认为自己的画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老师回答说：“当你可以惊讶地看着你的画，并对自己说：‘画那张画的就是我啊’的时候。”
这等于说：“永远不会达到。”因为这实际上是用另一人的眼睛来估量自己的作品，展示自己创作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并不是很意识到自己的创造活动。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要制作一件陶器或是木器，那么我们就拿起工具，依据传统规范的要求进行工作，这些工具的用法都是早有规定的；这里，用我们的双手进行工作的，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著名的“他们”。
在这个事例中，其结果似乎是十分奇怪的，因为他在我们眼中保存了自身的客观性。但如果由我们自己来定制作规则，确定方法，立下标准，如果我们的创作冲动出自我们内心深处，那么我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了。用以评判的作品的法则，是我们自己构想出来的。我们在作品中认出来的，正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爱和自己的欢乐。即使我们看着它而不再进一步去碰它，我们也决不能从中领受到那种欢乐或爱。我们把那些东西放进作品中去了。我们从画布或纸张上取得的效果，对我们似乎绝不是客观的。我们对产生那些效果的方法太熟悉了。这些方法仍然是一种主观上的发现；它们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灵感，是我们的计谋；当我们要想见到我们的作品时，我们就再一次把它创造出来，我们在脑子里重复这个作品的各个制作过程；它的每个方面都作为一个效果显示出来。因此，在观念中，客观成了本质的东西，而主观却变成非本质的了。前者在创作中寻求本质并得到了它，可是，正是这个客观，接着又变成非本质的了。
这个辩证关系在写作艺术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要明显，因为文学客体是一个只存在于运动中的特殊尖峰，要使它显现出来，就需要一个叫作阅读的具体行为，而这个行为能够持续多久，它也只能持续多久。超过这些，存在的只是白纸上的黑色符号而已。要知道，作家不能读自己写的东西，而鞋匠却可以穿自己刚刚做好的鞋子，只要尺寸合脚就行；建筑家也可以住他自己建造的房子。阅读时，你在预测，也在等待。你预测句子的末尾，预测下一个句子，预测下一页书。你等待它们来证明你的预测是否正确。阅读是由许许多多假设、许许多多终于要醒的梦、许许多多希望和受骗所组成的。读者总是走在他们阅读的那个句子的前头，进入一个他们读下去是一部分逝去、一部分相应地聚集来的未来之中。这个未来从一页退到下一页，形成了文学客体的一个移动着的地平线。没有了等待，没有了未来，没有了无知，那也就没有了客观现实。
于是，写作活动包括一种不言而喻的准阅读在内。这种阅读使得真正的阅读成了不可能的事。当词儿在作者笔下形成时，他无疑是看见这些词的，但是他看见的与读者看见的并不一样，因为他在把它们写下来之前就知道它们是什么了。他写字时盯住看着，并不是为了要展示这些等待人们来阅读的沉睡的词儿，而是为了要控制这些符号的构图，简而言之，那纯粹是一项规划工作，在他眼前展示的只不过是钢笔的轻轻滑动而已。作家既不预测也不猜想，他是在进行规划。常有这样的情况，他等待着人们所谓的灵感，可是一个人等待自己与等待别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他犹豫不决，他知道那是因为未来尚未构成，而他自己将要创造这个未来；如果他还不知道他的主人公将有怎样的遭遇，那只是意味着他还没有想到这一点，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因此作家的未来是一页空白，而读者的未来是他与结局之间印满文字的两百页书。这样，作家无论在什么地方接触的只是他的知识、他的意志、他的计划，一句话，只是他自己。他只触及他自己的主观；他所创造的客体是他所不能触及的，他创造这个客体并不是为他自己。若是他来重读他自己的作品，那已经太迟了。句子在他眼中再也不能成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他到达主观的极限，但却没有跨过这个极限。他欣赏某一笔、某一警句、某一用得恰到好处的形容词所产生的效果，但这只是对别人产生的效果。他可以评判这种效果，却感觉不到它。普鲁斯特从未揭示查勒斯搞同性恋爱，但他甚至在写书之前就这样决定了。如果有一天，这本书对它的作者呈现的客观的外貌，那一定是经过了许许多多年、作者已经把它忘掉、这本书的精神对作者来说已经十分陌生的时候；毫无疑问，这时作者再也不能写这样一本书了，卢梭在逝世前重谈他所写的《民约论》时，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说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自己，那不符合实际。只为自己写作是十分糟糕的，在你把你的感情投射在纸面上时，你只不过在设法使这种感情做无力的延伸而已。创作行为在作品创作中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抽象的瞬间。要是作者是孤立地存在的话，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他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作为客体的作品将永远不能问世，而作者也就不得不放下笔来，或者陷入绝望之中。但是，写作活动包含着阅读活动，后者与前者存在着辩证的联系，而这两个互相联系的行为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代理者。正是由于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才使那个虚虚实实的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为它是头脑的产物。没有一种艺术是不为别人或是没有别人参加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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