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7月3日，一种叫“铁路”的洋玩意，突然踢开门闯入了中国民众的视野，在吴淞这个小地方激起了一层不小的涟漪。那一刻，铁路被中国人看作一种具有威胁性、毁灭性的力量，似乎祖祖辈辈浸染其中、不能割舍的肥沃土地，正在被一种自身拥有内在力量之源、黑压压喷着骇人火焰、发出震耳欲聋呼啸、横冲直撞的庞然大物所吞噬。
1904年8月，从青岛开往济南的火车。
直至清政府甲午战败，铁路上升为变法自强的紧要时务。随之，卢汉、中东、京奉、胶济、津浦、滇越、平绥等铁路如雨后春笋般相继修建扩建，广袤的神州大地上，铁路权益成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争夺的焦点，铁路意象成为民众传统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1938年12月，胶济线上的一次火车倾覆事故。
火车给人们带来惊奇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感，一方面偶发的铁路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使人们产生在车上无力掌握自我命运的恐惧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火车上对坐的乘客。
另一方面是一种心理上对未知的揣度，火车车厢使彼此陌生的人长时间共处一个封闭的空间内，不仅是近距离相对而坐，而且很可能偶尔对视却始终相互不说一句话，只是用纯粹的视觉感官观看对方外表，却无法获知对方的任何身份信息，无法进一步交流，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安全，由此产生着困惑、焦虑、束手无策或烦躁不安，这种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相比起城镇与乡村的熟人社会显得格外荒谬。
民国期间，一个男子正在看“小心火车”的警示牌。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众，大多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脑海中的时间单位是日月年，最精细的计时刻度也不过是“时辰”“刻”，挂在嘴边的往往是“头午”“晌午”“过午”，连杀头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也才精确到“午时三刻”。火车总是依照时刻表前行，相比畜力车、木帆船等传统交通工具，飞驰的速度和对时间的精确要求深刻改变着民众固有的观念，人们似乎总想不明白，这个大家伙为什么总是服从那一个个小方格里密密麻麻的数字。整个社会生活在逐渐纳入标准时间的体系之中，中国传统时间概念也不得不让位于小时、分钟等西方人规定的现代时间概念。
20世纪早期，修建中的铁路路基。
那张“神秘”的火车时刻表也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人们开始以时间而不是以空间来感知距离，原来去某个地方习惯说“有多少里地”，而现在往往会说坐火车需要“几个小时”。“准时”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生活法则，同时也影响、塑造着人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铁路一方面通过提速大大减少了原来点与点之间的运行时间，从而缩短了空间距离；另一方面，在同样的时间内凭着比人力、畜力等交通方式快得多的速度，又大大延展出新的空间。可以说，铁路改变人们对时空认知的同时，让普通人的生活，乃至和原来相对而言比较静止的农业社会真正流动起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天桥观看火车造型“拉洋片”的中国百姓。
铁路被民众普遍接受后，不仅成为一种时尚便捷的交通工具，更激发着人们不同以往的想象。火车不再是神牛、异龙那般魔幻的怪兽，也不再是毁我村庄、占我农田恶魔般的梦魇，而是凝聚着资本，驮载着平等，带来了福音，激发着灵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站台上准备乘车的乘客。
坐火车象征着一种平等，无论何种社会阶层，不分性别与尊卑贵贱，只要能买上车票，就可以享受列车在高速运行中的休闲与快乐，而不必担心以往乘坐二人小轿、四人中轿还是八抬大轿惹祸上身的“僭越”之罪。在火车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注视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生活体验，人们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身份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之前森严的社会等级结构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旅客从一个单独的个体，转变成了大众的一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火车驶过河道码头的场景。
同时，坐火车也是社会地位的一面镜像，让人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和处境。一段旅程就像一场宴席，总是要散的，一站一站的前行，旅客都有各自的目的地，朝四面八方散去，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到相同的列车上，大多行色匆匆，没有听戏品茶的悠闲，有的是不得不算计着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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