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江
“著得一部新书，便是千秋大业；注得一部古书，允为万世宏功。”
——清·张潮《幽梦影》
在古代著书立说被称为是“千古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写新书不易，注古书更难。注古书是译注古人的思想与学说，使其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流传。为古书作注，便于今人与后人研读，自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盛事。
注释古籍，起源于战国，当时学术初由官府流入民间，此前为官府专有的《诗》 《书》 《礼》 《易》 《春秋》等成为儒家诵习的教材，称之曰“经”。这些经最初并没有多少高深的含义，到了儒家手里就给予种种哲理化的讲解，用文字写出来就叫“传”或“说”，流传至今的如《春秋左氏传》 《公羊传》 《礼记》以及《尚书大传》 《韩诗外传》之类。到了汉代，秦以前的许多典籍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不能完全读懂，有一些人专门为这些古书做注解，像毛亨、孔安国、马融、郑玄等，都是著名的注解家。
受经传注疏之学的影响，对子部、史部中比较著名的书也先后有人作注释。作为史学名著，历代为《史记》作注的人不少，最早的要算东汉末年桓帝时的延笃，他著有《史记音义》一卷，东汉有无名氏的《史记音隐》五卷。魏晋以后，随着《史记》传播范围的扩大，给《史记》作注释的人越来越多。如东晋南朝时期的徐广、裴骃、邹诞生等。到了唐代，注家蜂起。许子儒、王元感、陈伯宣、徐坚、李镇、刘伯庄、窦群、裴安时、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曾为《史记》作注。但从汉到唐各家注释，到后来只有刘宋时期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得以保存下来，其他各家都先后亡佚了。这三家注释到了北宋时被合刻在一起，称为“三家注”。“三家注”先后递补传承，相得益彰，从文字校订、注音释义、天文地理、名物典章等方面对《史记》作出诠释，几乎是无所不包，对后人深入研读《史记》，了解太史公意旨有很大的作用。即便在《史记》注本已经琳琅满目的今天，它们仍是阅读和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裴骃其父就是鼎鼎大名的《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他少秉家传，酷爱经史，官至南中郎将外兵参军。裴骃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成就，一生的学术贡献就是作成《史记集解》八十卷。裴骃十分推崇司马迁的史德、史才和史识，认为《史记》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著作，但在撰写过程中，“时有纰谬”，“甚多疏漏，或有抵牾”，甚至“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贬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所以他首创了“集解”这一注史新体例。
取名“集解”，即表明内容采自诸家，兼附己见。裴骃以徐广 《史记音义》作为基础，然后汇集前人注释《史记》的成果，再补之以前人注九经、诸子及《汉书》等著作中与《史记》有关的内容，如贾逵、服虔、杜预等为《左传》作的注，以及如淳、张晏的《汉书》注，韦昭的《国语》注等。裴骃作注，严格遵守汉儒“注不破经”的传统原则，随文作注，不对原文错谬提出异议。即便原文明显错误，他也只是客观地引出他说，以注于其后，表现出对原著的尊重。裴骃对不清楚的宁可付诸阙如，也不妄自臆说，但求“不致玷污旧史，愧对积学多识之士”。对《史记》与他书抵牾之处，他“并收诸说”，让读者去判断。对原文缺略处，则补充史料，或为地理，或为可靠史料，或为典章制度。加之以注音训诂，拓宽了注释范围，充实了注解内容。这样，既注明了原文，方便了阅读，又补充了史料，更全面、详备地反映历史原貌，还为后人辑佚、校勘，提供了丰富的佐证。从而使注文具有了与原文不分伯仲的史学价值，发挥了“集解”这一史注新体例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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