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志斌
平心而论，《宋史》修纂的底子非常之好，说编纂宋史的这些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工作，甚至也不为过——宋朝正是我国传统史学趋于完善的时期，修史制度严谨完善、各类史料呈爆炸性增长趋势，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言。用宋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而元灭南宋时，元将董文炳又认为“国可灭，史不可没”，将临安宋史馆中的“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全部送到了大都的国史院中，据说其中包括了宋太祖到宋宁宗的实录三千卷、北宋到南宋的国史六百卷，编年一千多卷，以及宋理宗和宋度宗的日历、实录共计两百余册。因此在元修宋史的过程中，史官们所能掌握的各种史料是相当丰富的。
可恰恰也正因为史料过于丰富完善，导致了史官们甚至可以直接“移花接木”，大段大段地对这些史料进行摘抄、裁剪，甚至是不假思索地把宋人国史中的内容塞到《宋史》之中。据统计，《宋史》的十五个志中，有十二个都或直白、或隐晦地提到自己取材于宋朝国史之中，比如《天文志》中说“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兵志》说：“今因旧史纂修《兵志》”，而《舆服志》干脆坦言：“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篇，作《舆服志》。”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陈振甚至认为：“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共修国史七部，现行的元修《宋史》，就是在宋代《国史》的基础上，稍加编次删补而成的”。
其实除了宋代的国史等史料以外，《宋史》也广泛使用了墓志铭、宋人书信、笔记乃至私家史料，只不过史料的来源虽多，但元代史官们运用起来却一视同仁，该抄的抄，该裁的裁，怎么方便怎么来。比如《章惇传》中著名的“君他日必能杀人”一段，这段故事在《宋史》中的记述如下：
（）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大笑。
而在其原始来源《高斋漫录》中的记述如下：
同游南山诸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 “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 “何也? ”子瞻曰: “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两者情节完全一致，《宋史》不过是对个别字句稍做调整，就直接“拿来”使用。而类似的情况，在《宋史》中可谓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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