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是华北平原著名的淡水湖泊。环绕白洋淀的安新、容城、雄县、任丘、高阳五市县所属的1026个自然村，记录了这些聚落形成的历史地理环境。地名学认为，一个地名或地名群，往往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点或一系列的线索，以研究那个地点或地区的语言、民族、地理、历史的背景，而且往往可能提供某种重要的历史侧面'。现存的地名，特别是县城以下的乡村聚落名称，是那里的自然或人文特征更直接的表述。对白洋淀周围聚落名称的来源、含义、分布及出现年代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一地名群所反映的聚落发展的背景。
一、本区聚落出现年代久远，并由淀区周围向腹地推进，但北宋以前的聚落名称，今天却留存不多。
考古发掘和地名渊源的追索告诉我们，远在新石器时代，白洋淀地区北部就有人类定居。容城县上坡磁山文化遗址和安新县留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早期居民的生活图景。今容城县平王、晾马台、北剧、南剧、留通、南阳、古贤，安新县三台、赵北口、安州、新安，任丘市长丰、鄚州等地，在先秦时期已相继形成聚落。西汉时，高阳（治所在今旧城镇）、容城（治所在今城子村）、鄚县（治所在今任丘市鄚州镇）、阿陵（治所在今任丘市陵城）诸县的设置，表明白洋淀地区聚落已明显增多。在环绕白洋淀现代水域的陆地上，外围地带集中了北宋以前形成的聚落，由北部的小里、三台、平王、杨西楼、雄州镇、亚古城，到东部的赵北口、古州村、鄚州镇、三塚，南部的孟仲峰、拥城、三岔口、苇元屯、板桥，形成了断续的早期聚落分布圈，呈半环状包围着白洋淀的北、东、南三面。安新县中部的寨里、安州、际头及南部中青、同口诸乡所在的水域边缘地带，主要分布着宋代形成的聚落。其余部分则以明清时期出现的聚落为主体。可见，白洋淀周围聚落的发展呈现出由边缘地区（首先由北部开始）向中心区域推进的趋势。
聚落的增长是设立各级区域统治中心的基础。就上述五市县现存聚落统计，始建于周至五代时期的约有120个，占总数的11.5%。对照宋代以前政区设置的情况，历史上的聚落当不致如此寥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第一，古代河流纵横交错、湖沼星罗棋布的自然环境，延缓了人们建立居民点的进程，淀区的盐碱地不利于耕作，在经过人类重大改造之前，难以出现大范围的聚落密集区。其次，战争造成的残酷杀戮，常伴随着聚落的毁灭。第三，几户或几十户人家组成的小聚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严重的洪水、干旱往往驱使他们流落异乡，原有村庄则有可能消失。此外，一般的小聚落历史影响甚微，统治者更改地名，主要是县以上的行政区及共治所的名称，这固然有利于保持小聚落名称的原始面貌，但也因此使它们在史志中缺少记载，延宕日久，地名变易则难以追究。宋代以后，生产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为聚落扩张提供了可能；方志与族谱的发达，使聚落的名称、渊源、现状得以详细记录，白洋淀周围聚落发展的轮廊，才从模糊中逐渐清晰起来。
二、军事对晴形势下的淀泊改造，是促进北宋聚落发展与形成区域地名群时代特色的主导因素。
地名普查表明，白洋淀周围现有聚落中，有130多个始建于北宋，其中高阳县35个，其余四市县也分别达20个以上，这是本区现代聚落分布格局形成中的第一个高峰期。
北宋初年，辽国已将今北京作为陪都，称南京，隔海河平原与宋都开封相对峙。白沟（约相当于今天的大清河）一线，大致成为两国的分界，白洋淀地区正处于其南侧边缘。'自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顺安军（今高阳县）西至北平（今完县东南）二百里，其地平旷，岁常自此而入。”对此，北宋采取了构筑“水长城”的防御措施。沈括《梦溪笔谈》中说，“瓦桥关（今雄县）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自此始壅谐淀。庆历中，内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泊，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之源，东合滹沱，漳、湛、易、白等水，并大河，于是自保州（今保定一带）西北沉远泊，东尽沦州泥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这样，既利于阻滞辽兵南下，对白洋淀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所推动。'凡雄莫霸州，平戎（今河北文安县新镇）、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在此前提下，这里的聚落迅速增多，某些自然或人文特征，给村庄的命名以显著影响。
1、白洋淀周围耕作条件的改善、人口增长，使定居范围的扩展成为必要和可能，人口流动又使新垦区出现了新聚落。容城县大白塔本是宋代一座塔的名称，后人们迁此聚居，遂成为村名。后迁入者又以大白塔为参照建立了两处聚落，称小白塔和后营。这科种情况比较普遍。
2、白洋淀地区处在永定河冲积扇与潭沱河冲积扇之间的交接洼地范围内，在高位地下水和季节性地表积水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含盐量较大的重度盐化潮土。北宋时期，'深、冀、沦、瀛间，惟大河、滤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异日惟是聚集游民，刮碱煮盐。与此紧邻的白洋淀周围各县，当不致相去太远。高阳县北尖窝村，北宋初形成聚落时，居民以煮盐为生，曾取名前盐窝。建于北宋末年的任丘市白塔村，则因春秋两季地表泛起白色盐霜，且村内房屋高低错落，远望如塔而得名。这都是水利条件改善之前土壤盐碱化的证明。
3、河淀塘泊星罗棋布，是最显著的区域地理特色。宋代出现的居民点，或直接以水体名称作为聚落名称，或以聚落名称象征当地的水文特点。沿用至今，可能产生地名读音或用字上的变化。安新县大王村得名于村西的大王淀，而大王淀是古代大渥淀的遗迹，宋代称大
4、北宋疏浚白洋淀地区的河道，在河流渡口附近或沿岸淤积过的土地上，形成聚落。安新县寨里乡到际头乡沿淀泊边缘地带，集中分布着宋代诞生的聚落，就是一例。高阳县南浦口原名落花村。北宋后改称蒲口，是因为村址东移靠近了滱水（今唐河）渡口。北宋运粮河（民间俗称赵王河）的开航，对白洋淀周围聚落的形成与命名影响尤其广泛，沿岸的渡口、码头、客栈都是建立聚落的基础。雄县茫茫口村建于运粮河以西二里处，根据河水之上设置渡口而定名，安新县东马村和西马村，前身是赵王河边的东西两座码头；大寨和小寨，本名大栈、小栈，是赵王河岸边的客栈，后演变为聚落名称，又后发生了用字上的变化。其余如任丘市天门口，容城县的大、小楼堤，东、西河村，高阳县的赵口、赵官佐、赵通，安新县的河西、北马（原名北码）、北六（原名北流）等聚落，无一不是兴起于运粮河两岸，它们的名称也或多或少地显示着水文条件相对改善的情势下，居民点形成初期的地理特征。
5、宋辽对峙的态势时缓时急，当民族矛盾激化时，白洋淀周围就是军事斗争的前沿地带，是北宋重点防守、契丹极力争夺的区域；在特定前提下和平相处的日子里，这里又成为双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处所。宋军驻扎过的地方形成的聚落，有许多地名带有军事活动的遗蒗。安新县马家寨原是北宋屯驻水军的地方，马村、马堡曾是宋军牧马场。容城县东牛卡与西牛村，据说是抗辽名将杨延昭摆火牛阵破敌之处。其余如安新县寨里、任丘市庄家营、雄县东、西留官营、容城县南阳、西北阳、东北阳（'阳'是“营”的近音转换）、高阳县南赵堡、东赵堡等，都是在相似基础上形成的聚落。宋辽关系缓和期间，北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淳化二年（991）咸平五年（1002）、景德二年（1005）在雄州、霸州等地设置榷场，与辽国进行商品贸易。这些官设的贸易机关和场所，在宋代称作'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聚落，也有以'务'为通名的。雄县米家务是北宋熙宁年间雄州官设的谷物贸易之地，马务头、道务是榷场贸易收税的所在。至于高阳县杨家务、边家务等，则是因设置水陆屯田坞与税收官卡而得名，与前者有所区别。
三、根据姓氏和区域水文特点为聚落定名，是明代大规模迁民到白洋淀周围多水环境中定居的必然结果；以派生方式为主形成的清代聚落名称，则是村庄分解和迁移的产物。
本区诞生于元代的聚落比较稀少。经过元末群雄混战及明朝前期的'靖难之役'，人口严重衰减，村庄急剧湮灭。明代聚落的恢复和发展形成的616个村庄，大多是永乐年间从山西等地迁来的居民定居下来形成的。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集成的居民点，以最早的定居者或数量、政治地位占优势的姓氏命名，在村、庄、屯等通称前冠以姓氏作为它的标志；有的用邻近的村落为参照，在其名称前冠之以前、后、东、西、南、北、大、小等表示相对地理方位、规模的饰词，构成自己居住地的名称。大批贫民流入白洋淀地区，相近的村庄之间自然条件差异较小，上述命名方法，既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的反映，也是解决由此产生的地名雷同问题的途径之一。此外，有些地名如安新县山西村，寄托了从山西迁来的人们对故土的怀念，也表明了本村居民最初的来源。
村庄的分解以及近距离的乡间人口流动，是明代聚落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由于某地居民增多或不同姓氏的家族矛盾冲突，迁出一支在附近另建新村，或先后从几处迁来的人们自然聚集成村，在明代多有发生，这些聚落名称的确定，也受这一过程的影响。雄县米家务，最迟建于北宋时期，随着人口不断增多，明初分作米东大村和米西大村两个聚落；明末，刘氏又从米东大村迁出一支，建立了米北庄和米南庄;田氏从米西大村迁出一支，建立了米西庄。任丘市小纪庄、容城县南张堡、高阳县南板村，分别由毗邻的大纪庄、大张堡、板桥村迁出。在原有地名前冠以大、小、南、北等，是后来为区别它们而自然加上的。安新县辛庄，是永乐七年与弘治十二年孙氏、辛氏分别由端村、马家寨迁来形成聚落并确定名称的。
为便于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人们必须考虑河流广布的地理特点来选择定居处。有些地名部分地记录了聚落初建时期的地理位置和水文环境。例如，安新县增庄、喇喇地，在明代分别称作譬庄、拉鱼地，当时人们在这里捕鱼为业；端村，由于被水隔成十三段，在清乾隆年间之前一直称为段村；雄县以'大阴'为统称的四个村庄，建在大阴注这片沼泽中的高地上；漾堤口（安新）、张青口（雄县）、任河口、北漕口（任丘）等村庄，形成于两河相交处或河岸渡口旁；老河头、大淀头、东淀头、西淀头、光淀、西涝淀、东涝淀、南曲堤、北曲堤（安新）、龙湾、马蹄湾（雄县）、苑临河、北代河（任丘）等，座落在河淀近旁或堤防上下。安新县大阳（原名大洋）、任丘市东长洋、东良淀、刘家泊，雄县浒州，直接显示了村庄周围早期低洼积水的景观。雄县白码、徐码、甄码、孔码，任丘市阎家坞，则是在河边码头基础上出现的村落。
清代聚落的发展，是宋、明以来的继续和充实，也是形成现代聚落布局的直接基础。这时新建的104个聚落，多是人口迁移的结果。
第一，白洋淀地区在清代没有发生类似明朝前期的那种大规模、远距离的人口迁移，新聚落一般是由本县或邻县某地迁出的人们所建。康熙年间由容城县东牛村和王村迁出的人们，在东牛村四周建立了几个小聚落，依次定名为东牛北庄、南庄、东庄、西庄。安新县小王营，雍正年间由本县东淀头迁来几户首先定居，因为它南边靠近小王村，于是将新聚落定名小王营。以新庄窠、新立庄等为名的聚落，尤其清楚地表示了它们与附近村庄的关系。本区这类聚落有60多个。
第二，清初满族入关后，顺治帝定都北京。伴随着满族的大规模南移，在近京各府州县全面展开了对民间田地的占夺，称为'圈地'。汉族农民不得不去建立新的聚落。雄县小庄，就是在清初旗人圈地时被迫由大留民庄迁出，在村南满人占界之外形成的新居民点，时称小留民庄。杜家庄、徐庄、乐善庄、里合庄、半庄头以及任丘市圈里、田口等，也是在相似情况下形成的聚落。
第三，一些租种地主土地或为他们看守麦场、坟墓的贫民，为了耕作或看守的方便，在其附近居住，久后逐渐成村。高阳县齐王庄、三坊子、阎家坊子、新立庄、雄县杨家场、任丘市谢刘场、容城县西牛新庄窠，其前身都是地主的场院。雄县南徐庄、米宁庄原是看守坟茔的地方，新盖房曾是看守烽火台的地方。容城县侯庄，则是清朝中期西关村侯、王、郭三户贫民，为免税迁到刑场附近作看守而逐渐成村的。这些聚落形成的过程，也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作用的过程。
第四，河流决口，洪水泛滥，冲垮村庄，人们选择地势高处再建新居，从而导致地名与它所指代的聚落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雄县赵岗、邢岗、程岗，明初建村时分别叫作赵各庄、邢各庄、程各庄，雍正年间被大水冲淹后，迁居到附近高岗上，聚落所在与地名都发生了变化。阎家铺、大铺、道口，都是嘉庆六年（1801）大清河决口冲垮赵村南街后迁来聚居的，起初搭铺为舍，故前两处聚落始称淹家铺、搭铺。容城县北后台、南后台，是光绪六年（1880）南拒马河决口冲垮西岸的小柏庄后，居民分别迁至村西面的北后高台、南后高台才改名的。这样的聚落虽不甚多，也足以表明白洋淀地区的水文状况对聚落及其名称的形成、演变，曾经产生过怎样的历史作用。
白洋淀周围聚落的现代分布格局，是两千多年发展过程的积累和延续。北宋以前，大致属于奠基阶段，由于时代久远，缺乏详细记载，只能推知其大略。宋代开始初具规模，明朝前期则达到了聚落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继其余波，又有所充实。民国以来，白洋淀周围聚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少数村庄的分解与合并，以及多数村庄的扩大，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基本未变。聚落的名称，一般是在少数人定居后自然形成的，人口流动与水文地理状况，一直与白洋淀周围大多数聚落的诞生及其名称的确立密切相关，也表明二者对人们的经济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现代白洋淀严重干涸，水面日渐收缩，若不。能及时缓解这一矛盾，在人口迅速增长的今天，很可能导致以农业耕作为主的新聚落向淀区更深的腹地推进，其名称也将会逐渐失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方水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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