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洞大槐树”

明朝初年山西移民史研究的困难，并不在于尽可能地依据可靠的历史文献复原当时人口迁移的真实状况，而在于解决官方文献与民间传闻之间关于迁民史实的巨大反差。根据前人的研究以及笔者的分析、归纳，毋庸置疑，山西是洪武与永乐年间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移民迁出区，仅洪武年间，移民人数即在百万人以上，迁出地区涉及山西绝大部分地区，迁人区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及安徽、江苏等地。在官方组织及允诺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区域迁出如此多的普通百姓，这在山西移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移民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但我们注意到，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大量官方文献中，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问题，更不用说大槐树了。然而，为数可观的方志、谱谍及口碑资料都把明初山西移民与洪洞及大槐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是研究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据现代学者考证，“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分布于11个省(市)227个县，而这一结论主要是根据方志及谱谍资料得出的。如河北《广宗县志》卷一载：“明永乐二年迁山西洪洞县民于境内，今县内各村谱谍记载父老传言，多云祖籍山西洪洞县。”邯郸地名办公室在普查地名中发现，全县20个公社250个村庄，一半以上自洪洞迁来，几乎都有家谱碑文可稽查。河南《林县志·大事表》称：案林民先世多籍晋，其来皆在明朝，谱谍所载尤以洪洞为多。山东嘉祥县地名办公室调查也称：该县约有70%以上的自然村均为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来定居。滕县《徐氏家谱》更为我们记下了感人的往事：“先祖于明洪武二年，奉诏迁至鲁西鱼台徐家楼，已传十七世。迁民时举行家族会议，一木截为十三段，刻关公像，迁山东、江苏等十三处。”

这些资料可谓凿凿有据，相互参证，相互补充，但依然留给我们极大的困惑与疑问。仅从常识出发，假如这些资料都属实的话，那么，累积起来，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移民数字，而洪洞一县在明初可能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吗?民国《洪洞县志》称其户口数字“宋元以前无考”。明成化《山西通志》与崇祯《山西通志》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年代洪洞的户口数字：

就明初而言，永乐十年与洪武二十四年相比，洪洞的户口数字有所减少，而相当有限，即使全部迁走，也不过八九万人，况且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这种“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谍”的反差，在民国初年重修古大槐树遗址时就使当时人百思不得其解。民国《洪洞县志》卷七《舆地志》载云：“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货竖碑，以志遗迹。”景大启等人在募资修复大槐树遗址时，还汇辑了一本《山西洪洞古大槐村志》，这本书并没有搜集有关大槐树的历史文献，而主要集中了当时文人对大槐树的吟咏之作，突出地反映了他们对大槐树问题的认识，这也就是民国《洪洞县志》对大槐树记述的依据。书中有乔楔亭《题大槐树拟古》，序文中称：“余尝游于豫、燕、晋、齐、陇间，每询姓氏祖籍，多洪洞大槐村对，并有述其迁徙之事者。言人人殊，就中以明初之说为夥，骤闻之，虽似《齐东野语》，然以语系及习惯推之，诚不诬也。知文明之族谱籍特详，尚多有克溯邑里，而可考其世系者夥乎?”对大槐树的传说，乔楔亭也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重视的过程。据乔楔亭的实地访问，有关大槐树迁民的口碑资料，并不雷同，而是“言人人殊”，“似《齐东野语》”，然而通过对他们语言及风俗习惯的观察、分析，乔楔亭断定这些人士的先辈定然与山西有关，再加上详细的谱谍资料，更使他坚信洪洞大槐树在山西移民史乃至中国移民史上的特殊价值。

为何洪洞大槐树拥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当时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不少山西士人作出了较有说服力的推测。如洪洞人柴汝桢在《修复大槐树古迹记》中讲到：“此乃先朝永乐间朝命移民实边，此盖荟萃处也。广济寺曾竖碣载其事甚详，乡里耆老犹及见之，迄今年湮久远，饱历风霜，古刹付诸汾流，遗碣鞠为茂草。”显然，广济寺碑应该是关于大槐树移民最可宝贵的实证资料，可惜被毁。由于缺乏最直接的实证资料，人们只好凭想像进行推测。如张淑琳在《古大槐树歌》中吟道：“……遥想募集遣送时，四方男妇真蜂午。官家定有董理人，约期指地此焉聚。洪洞野外广济寺，行人共认大槐树。”这当然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推断。但这种推测依然留给我们不少疑问，为何这些移民非要到洪洞县来聚集呢?可见，要想进一步廓清大槐树移民问题，有必要深入分析明初移民的区域差异以及洪洞县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特殊位置。而据成化《山西通志》，明朝初年，平阳府户口总数高居山西各府州之首，远远超过太.原、泽、潞等府州，试列表如下：

洪武二十四年(1397年)至永乐十年(1412年)的15年间，是文献记载中山西向外迁民最频繁的一段时间，太原府、平阳府、汾、沁、辽、泽、潞等府州又是山西境内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这15年间，上述府州户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趋于减少，这当然主要是向外迁民所造成的。明初迁民的原则主要是“分其丁口”，或先徙无田之家，并没有提到各个府州所占的比例，一般说来，各个府州迁民数量应与该府(州)的户口总数成正比，就户口分布而言，晋南与晋东南(即平阳府与泽州、潞州)占全省的2/3以上。平阳府首当其冲，应该是迁民最多的地区。然而就当时人口密度而言，则是潞州占据首位。抛开人口自然的增长不计，上述府州户口下降的数量也是潞州最多，达376845口；平阳其次，203505口；太原第三，仅有47678口。很明显，晋南与晋东南地区移民占据了明初山西向外迁移人口的绝大多数，迁徙之时，明朝官方进行统一管理也是完全可能与必要的，这两个区域地界毗连，选择在平阳地区集中后分遣就应在情理之中了。

洪洞古属杨侯国。于隋朝义宁年间置县，至宋金之际，洪洞县发展成为山西南部首屈一指的经济、文化鼎盛之区。郑滋《大宋晋州洪洞县重修后土庙记》云：

“洪洞，晋之上邑也。山水回环，林木交映，有足观者。至于人物之盛，皆冠邻壤，故虽佛宫神祠，亦号佳绝。”金朝时，平阳地区文化发达，有名的藏书楼在洪洞县建成，时人孔天鉴在《藏书记》中就盛赞云：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一，而洪洞为之剧……东接景霍，西临长汾，南瞰大涧。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学尚义，勇于为善，每三岁大比，秀造辈出，取数居多。

经济富足，人口众多，科举发达，人才辈出，这种种因素都使洪洞在当时山西人心目中保持着美好而崇高的声誉，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明初，据成化《山西通志》，除临汾县外，洪洞是平阳府属县内户口最多的县。洪洞县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乔逢辰《惠远桥记》称：“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因此，明朝官府选择在洪洞招集移民后再行发遣，也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世代耕耘的山西农民而言，告别父老，离开故土，走上坎坷漫长的迁徙之路，是一段难以言喻的辛酸历程，因此，景物佳绝，兴隆繁盛的洪洞作为他们离开山西时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郁郁葱葱的大槐树也就永远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成为他们永远依恋的精神家园。这大概就是绝大多数山西移民将洪洞作为故园，将大槐树作为故乡标志的最根本的原因。

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指出：一是明初大移民只是明清时期山西移民的一个短暂片段，而民国乃至今日北方各地山西移民的分布却是多次外迁累积的结果。明代在官府大规模移徙之外，山西境内居民的流迁从来没有停止过。如灾害饥荒的压迫，曾迫使成千上万的山西平民流离失所，四处转迁。成化年间震惊朝野的“荆襄流民”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山西人。明代解决流民问题的成功方式便是允许流民就地入籍，为数众多的山西流民也就在流寓地定居下来的，这些类型的移民也极有可能将洪洞作为自己乡恋的寄托。二是即使是明初移民家族也不可能数百年始终不迁，往还迁徙终使大槐树移民遍布华夏。如阎锡山曾回忆：“先世于明洪武初由洪洞棘针沟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终乃定河边遂隶籍五台。”《张文襄公年谱》也载张之洞“先世山西洪洞人，明永乐二年始祖本徙漷州，三传至端徙南皮东门内”。这便是两个较典型的移民再迁事例。

总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久传不衰，盛传于中华大地的民谣，道出了山西移民热诚的乡恋，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明清时期山西移民历程。明初大移民只是山西移民史上最为耀眼的瞬间，其实，山西移民史上更多的迁徙仍然少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