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辽圣宗一朝所设长春州，其治所为今前郭八郎的塔虎城，不仅有历代先贤论断，也符合辽帝捺钵与镇抚女真所需的地理位置；从江河汇流、湖泽遍布、草场优渥等诸多角度看，符合资源条件；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所涉关系来看，从治所与辖地、长春州与宁江州的关系等来看，都符合逻辑。来流水最重要之处在于，在金起兵前夜，已成为女真的半壁江山；出河店的所在须重新认定：临白江、滨混同江、东与宁江州对垒，就一定是松嫩汇流夹角的南侧，今伯都讷古城西南，而不应该在东流松花江以北地区。
关键词：松原 辽金 长春州 来流水
考察松原古代地理，认定与之相关的古代地名，是地方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历史断代、某一地方，也绝不会仅仅以历史典籍为唯一来源，且这方面研究自会见仁见智。本文只是希望引起方家、同道、社会的关注，进而促进研究的深化。当然，从已知的典籍、文献，以及迄今为止已经发掘、认定的历史遗迹来看，今松原地区，有确切记载和经过证明的，自辽代开始，才建立稳定、系统的州县两级地方政权，及其军政合璧的治理结构；才建立、建设州及与州相配套的城邦都邑；才开始明确作为捺钵地与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系。——凡此等等，说明对辽金断代历史地理与历史地名的研究，几乎是自松原地区有人类活动以来，带有起点价值的研究。同时，到了辽代，即十至十二世纪，与辽并存中华的南方政权北宋，已经处于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澶渊之盟之后，辽宋之间交流、影响加深，宋代的农耕文化、治理文化成为辽代迅速实现封建化的摹本。而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辽的中后一百余年，亦即松原地区城市开发与耕作制度开启之后。综上考量，均支持对辽金历史地理、地名的研究。
松原地区在古代地图上没有发现确切的边界。其西为泰州，其北为室韦，其东为生女真，其南为黄龙府。这一地区，海拔120米—140米之间，年降水450毫米左右，处在干旱与半干旱的边缘，最为凸显的是北方稀缺的水资源。其一，北流松花江、南来的嫩江在今前郭北部的平凤乡交汇，形成东流松花江。北流松花江，日伪时期被称作第二松花江，沿用至今；东流松花江，被国家水利部门称作第一松花江、松花江干流，地图标作松花江。此三江，在辽代，分别被称为混同江 （北、东两条松花江）、鸭子河 （特指北流松花江）、纳水（嫩江），是当时辽帝钓鱼之地。其中，东流松花江，应该是辽与女真的界河。其宁江州一侧，一直绵延到拉林河的交汇口。其二，霍林河、洮儿河南流一脉的沤河 （民国时的称谓），在查干湖汇流，之后流入松嫩汇流地，进入东流松花江。沤河，由于降比低，水势和缓，大水漫溢，几于湖泽，其河道宽泛，周边串接大小不等的泡沼，蒲苇丛生，雁鸭翔集，既适于钓鱼，又适合猎雁。在辽代，霍林河作浑河，洮儿河谓长春河。其三，查干湖，以其规模及生态条件，是辽帝猎雁之地。查干湖当时作鱼儿泺，宋人作大水泊。其四，拉林河，辽金时称为来流水、涞流河。拉林河中下游，是完颜部女真的发祥地。世宗、穆宗在来流水活动的事迹见诸于典籍。《金史·世纪》：康宗去世后，太祖完颜阿骨打与撒改分治诸部，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流域，由撒改统之。而撒改，又以善稼穑享誉女真。后又因统治来流水之故，被追封金源郡王。这时，已进入金起兵的前夜。说明当时来流水一带所富集的人口、资源，几于生女真部落的半数左右。且尤以农耕见长，处在女真率先发展的区域。最后，来流水成为金起兵的圣地。这除了女真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外，或多或少与其接受契丹的先进文化有关，从而印证了边际理论的正确性。
古代松原的另一重要资源禀赋是广袤的草场。从有文献记载以来的情况看，至少在辽以前，松原地区仍处在渔猎社会的发展阶段，为契丹的二十部族牧地之一，是契丹故地。作为冲积平原，松原以其肥沃的土壤、相对支撑的降雨与上游河流的补水，植被主要是草类，兼有一些原始林、沼泽、水面。这一生态现象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期。
自然地理是经济地理的基石。松原的水资源，绝不仅仅在于数量的优势，而在于其区域的比较优势与独特性。以水资源而言，从大的板块来看，东北内蒙四省区，来自兴安岭和长白山的四条江河从不同方向在此交汇，是松花江流域中的重要枢纽。确保了即便是来自某方面流域出现旱情，还会有其他河流的注入。江河汇集，不仅为草原湿地输送了丰沛的水资源，还带来上游的有机质、矿化物，是湖泊、草场维系的基本条件之一；江河又是鱼类赖以生存的条件。特别是契丹作为圣物的牛鱼，就曾经是北流、东流松花江的特产鱼。一直到清代至民初，北流松花江的前郭锡伯屯、前郭宁江所夹的江心岛，均有鳇鱼圈；锡伯屯设有鳇鱼差，宁江有鳇鱼贡的民间传说。其中，锡伯屯东侧，直到松原建市前，尚有一个名为“圈河”的河，河的东侧与北流松花江贯通，分析应为当年鳇鱼夏季捕捞后存放之地。在渔猎社会，江河湖泊是宝贵的水产类食物来源。以草原湿地而言，草场是契丹游牧民族蓄养战马、牛羊不可或缺的依托。契丹民族一直保留的“四时捺钵”、“放马入澱”等习俗，均与草场的支撑能力构成关系。
在古代，江河之谷，历来又是浑然天成的交通通道，不论水路还是陆路。因为在人类还没有今天对交通的认识、交通的能力时，河流流向对地势的自然选择，等于是给人们在指路。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水上运输，以及进入漫长冬季后，冰面所形成的平滑通道，均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另一方面，州城之设，皇帝四时捺钵等活动，对交通的要求及交通条件的改善，都是良性促进。
自然地理又是军事地理的基础。河流作为天堑，成为部落、邦国间的边界。城邦建设、边堡之设、榷场之设等，盖源于此。
到了金代，长春州更名为泰州，承安三年在长春县复置。境内有挞鲁古河、鸭子河，有别里不泉。境内设有边堡十九。辖旧泰州更名的金安县。在金时，江河湖泽仍是区域优势所在。其中的挞鲁古河，为今洮儿河；鸭子河为松花江统称；别里不泉为今前郭境内的龙坑泉，松原城区生活用水的水源地。另一方面，金代辽后，宁江州应该分属于会宁府的会宁倚、肇州，以及隆州的利涉倚等地。会宁倚的辖区包括按出虎河、长白山等地，混同江、涞流河、得胜陀等，均在会宁倚境内；肇州，即旧出河店，应主要辖宁江州临东流、北流松花江一带。利涉，以收国元年八月太祖率军白马涉江得名。有混同江、涞流河。所辖镇有混同馆，当处在北流松花江农安以下段。
古代松原的历史地名，几乎都是源于一个水字，或为流水的江河，抑或为止水的泺淀。其中已经破解，也是最重要的，主要有长春州、宁江州、混同江、鱼儿泺 （大水泊）、长春河、中会川（韶阳川）、山榆淀、出河店、斡论泺、达鲁古城、得胜陀等，当为研究的重点。
长春州 关于长春州，《辽史·地理一》记载：“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经过推敲，这段记载有两处是错误的。一是长春州建州时间要早于兴宗八年。因为在《辽史·圣宗本纪》中记载，“太平二年三月甲戌，如长春州”。由此可见，长春州应建在圣宗朝，而非兴宗朝。最晚应建于辽圣宗太平二年 （1022），二是长春州不仅仅只是隶属兴宗帝的延庆宫，后来还隶属天祚帝的永昌宫。《辽史·营卫上》载：“窝笃盌斡鲁朵，兴宗置。是为延庆宫。孽息曰窝笃盌。州三：饶、长春、泰。”到了天祚帝朝，长春州又再次成为辅佐天子的宫卫州。《辽 史·营卫上》载：“阿鲁盌斡鲁朵，天祚帝置。是为永昌宫。辅祐曰阿鲁盌。以诸斡鲁朵御前承应人，春、宣州户置。”长春州之所以建立，并两次荣膺宫卫州，都是由于其作为春捺钵的大本营。其所以成为节度州，为节度宁江州、泰州的州上之州，也是由于服从春捺钵之需。长春州当时是吉林境内最大的军事基地，驻有常备军“韶阳军”，加上“县丁四千”，为当时松花江流域最大的军事重镇。长春州还是当时的区域金融中心，兴宗二十二年闰七月癸巳，长春州置钱帛司。《辽史·兴宗本纪》《辽史·食货上、 下》《辽史·百官四》《辽史·大公鼎传》《契丹国志·州县载记》等，都记载了此事，但除了百官志和州县载记言及长春路，都只提到长春州，而没有提及另外的辽西、平州两路。说明其地位更为重要。长春州是契丹的重要粮食产地，置有“和籴仓”。《辽史·食货》载，道宗初年，春州“斗粟六钱”。说明长春州的农业十分发达，所以才有州城被女真攻陷后，被缴获犁具几千付。——与在长春州部署重兵，与从千里之外的燕蓟一带迁入两千犯罪者等目的一样，长春州的设立，应该主要都是服务于捺钵、宫卫之需。因为在兴宗朝，至少有八年，兴宗的冬捺钵，是在中会川，即东北组的混同江行宫完成；另有八年的春捺钵，在东北组迟滞到夏秋季。长春州置有“长春宫”。《辽史拾遗》卷七载：“孙承泽北平古今记曰，辽有二长春宫，一在南京，一在长春州。若统和五年三月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十二年三月如长春宫观牡丹，十七年如长春宫，则非南京之长春宫。”分析圣宗的长春宫之幸，计有六次，均发生在统和年间，分别为统和五年、七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前五次应在南京，而第六次，即统和十七年正月的长春宫之幸，则应在长春州。因为上年的九月为“东幸”，十月及整个的冬捺钵，均驻跸得胜口。东幸，在辽初，一般在黄龙府，今农安；后期则专指东北组编成的查干湖周边。而得胜口则在今扶余拉林河一带。认定是年“长春宫”在长春州很重要。说明早在统和年间，圣宗时期就已经存在长春州。这比太平二年的长春州之幸，要早二十四五年。从《辽史·百官二》《契丹国志·州县载记》所记看，长春州之设，重要的还是要控制正在兴起的女真、室韦。这也许正是春捺钵编组地之所以选择该地的真正玄机。正是其上述无以替代的地位，才使其成为帝王的行宫，国家流动的政治中心。
认定长春州在今松原境，在松嫩汇流地，在东北组中心地带的查干湖畔，即塔虎城，主要的近、现代学者为曹廷杰、王国维、金毓黼、李健才、杨中华。这些学者在考古发现及典籍整理中，从地邻鸭子河及鸭子河泺，塔虎城节度州规模，与宁江州、泰 州、黄龙府的地理关系，以及重要历史事件联系等角度加以考察论证。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十八》中说：“陀喇河即他鲁河，亦即挞鲁古河；他虎城即挞鲁噶城，亦即辽之长春州韶阳军治，金复置之泰州昌德军长春县治所也。……故曰陀喇河即挞鲁河，他虎城即长春州也。”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五中说：“考鸭子河泊即今松花江西之科尔布察罕泊；其西南三十五里，即辽长春州、金长春县之所在，承安三年置新泰州于此。”这里所说的松花江，应指北流松花江；科布尔察罕泊，当是今查干湖；长春州、长春县、新泰州等，即今塔虎城。金毓黼在王国维考察基础上认为：“如依王氏所考，在长春州之鸭子河 （泊），为今科布尔察罕泊，则在其境内之挞鲁古城，亦必去长春州不远。挞鲁一作他虎，为洮儿之对音，挞鲁古城即今洮儿河之他虎城，谓辽之长春州、金之新泰州置于是地，无不可也。”李健才在比对上述考察，并《奉天通志》及日本学者松井、津田左右吉等研究成果之后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笔者认为前郭县他虎城即辽长春州、金新泰州的州治所在。”其主要依据是他虎城附近有松花江、查干湖等河流湖泊的存在。“他虎城附近的河流湖泊和文献记载辽代长春州境内的河流湖泊相符。……辽长春州是皇帝春猎之地，搞清这些河流湖泊的位置，长春州治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还说：“今松嫩两江和洮儿河下游交汇处，湖泊众多，其中最大的为查干泡，周长约二百多里，这里至今仍为雁鸭生育之处。因此，大水泊当即今查干泡，其东的鸭子河当指今第一松花江。因为第二松花江已肯定为混同江；而嫩江在查干泡西北，不合大水泊之东的记载。”我觉得，除上述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外，一是要注意到长春州与其他另外东北组编组地的关系，因为百余年的辽帝春水之趋，多数都是在编组中完成的，只有少数情况下才只在某一地完成；二是要从松花江流域中段，即北流松花江进入东流松花江之前的整个水文关系，以及由春正月至春三月天气渐暖的时序，来考察辽帝春水之趋中对江河湖泽的考量与选择。因为东北组的春捺钵编组中，是着眼于江、河、湖、城，以及军营的驻扎地的大盘考虑的；三是要把春捺钵与镇抚女真、室韦的使命联系起来，从而深化东北组驻跸地与女真部落的地邻关系的认识；四是要把金初的政权与州城建与辽代的继承关系设联系起来。从地方政权建设角度，长春州在金初的天德二年 （1150） 降为县，隶属肇州，承安三年 （1198） 在长春县基础上更名为泰州，史称新泰州，旧泰州降为金安县，为新泰州所辖，境内有挞鲁古河、鸭子河，有别里不泉。户三千五百四。挞鲁古河，为今洮儿河；鸭子河，当为今北流松花江；别里不泉，应为今前郭境内的龙坑，现为松原城南的市民饮用水水源地。从其建制沿革来看，到了金初，长春州仍列为京畿的拱卫之地；后作为边防城，境内设有边堡十九处， “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壮营毕，开壕堑以备边”；无水草之地，由官为建屋，放良人守戍，“每家官为构室一椽以处之”。从城邦建设角度，在辽圣宗最初作为春捺钵地时（太平二年，1022），很有可能只是建设了“汉城”，作为所徙燕蓟罪犯的栖身之所。到了兴宗重熙八年 （1039），作为兴宗的宫卫州，要在春、夏、冬三季承担接待任务，有过一次大的重建，或是改扩建活动。后来，虽然历经金起兵所燃战火洗礼，历经近二百年风雨销蚀，到了新泰州组建时，其城邦不可能完全损毁、废弃，仍应该是新泰州的州治所在。近些年，有学者因在塔虎城遗址定点发掘时只是出土金代文物，而判断该城可能是金代所建，这样的判断应该是错误的。联系近代的地方政权建设，今前郭境内，州一级的建制只出现过长春州、新泰州，即今塔虎城。从辽金两朝的人口变化来看，辽时，长春州的长春县有户两千，有兵丁四千；泰州所辖两县，仅兴国县记有户七百，兵丁一千四百；金朝的新泰州，等于是春、泰两州相加，且已到了一百八十年后，户口只有三千五百四。以金代的管理智慧和民力依托，不会、也没有必要完全废弃一个城市，另外再造一个新城。即便是废弃了旧城，今天也一定会有遗址存在。所以，从逻辑上推断，塔虎城既然可以判定为金代的州一级城市，就一定是新泰州，同时也应该就是原辽代长春州治所塔虎城基础上继承、完善的。
来流水，即今拉林河。《金史》和其他一些典籍中多次出现来流水的记载：辽道宗咸雍八年，五国部谢野叛辽，鹰路不通，景祖讨伐。击溃谢野，乃旋师。即往见辽边将达鲁骨，自己当面陈说打败谢野的军功。“行次来流水，未见达鲁骨，疾作而复，卒于家。”这段记载，来流水，应该是会见辽边将达鲁骨的途中，或者是辽边将达鲁骨所居之处，抑或是二人相约的会见地点。本打算在来流水会晤辽边将达鲁骨，因疾病复发而折回家中。腊醅、麻产侵掠野居女直，略来流水牧马。被世祖讨伐，麻产遁去，腊醅被擒，献之于辽，后来又向辽要回前后所献罪人。从这段记载看，涞流河一带，是女真放牧之地，亦是金世祖所居、所辖和实际控制的地区。所以其处理内部滋扰活动的行为，得到辽的认可、支持。
穆宗攻取阿疏城，阿疏向辽告状，辽派节度使乙烈调处。“穆宗至来流水兴和村，见乙烈。”后来，最终穆宗以帮助辽打通鹰路为由，设计搪塞掉辽的使节。这段记载，在来流水会见辽使节，与前述景祖行次来流水未见达鲁骨相比，具体地点更为详细，是在兴和村。说明来流水一带，应该设有女真和辽交往的固定地点。兴和村或就是这样的地点。因为女真当时与契丹一样，还没有完全脱胎于游牧阶段，而作为人类定居存在的村落邑，是荒蛮草原上易于找寻的永久性标志物。兴和村，名字中有个“和”字，含有对双边关系祈盼之意，应该只适合于边境村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加上第一条所述，两次把来流水与鹰路连接在一起，说明来流水既临近辽与女真的边界，又是女真界内去往鹰路的起点。
在金起兵前夜，“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这段记载很重要。说明来流水既为女真的本部、实际控制地区，符合举义之前保密的要求，又因濒临辽与女真边界，便于兵力在举义之前集结，为女真诸部所熟知。《大金得胜陀颂碑并序》中，也 有“太祖率军渡来流水，命诸路军毕会”的描述。说明，这次得胜陀举义，是从来流水的北岸渡河，在南岸的得胜陀集结。来流河的北岸，应该是女真嫡系本部主要活动的范围。
《金史·撒改传》：“康宗没，太祖称都勃极烈，与撒改分治诸都，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还说撒改好稼穑，大定三年改赠金源郡王。在《金史·世纪》中，来流水的出现，总是与完颜部的领袖连在一起，说明来流水流域是女真酋长的主要活动地区，亦是世纪期间女真与辽交流交往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但在“撒改传”的这段记载中，又出现了将来流水赋予宰相撒改统辖的情况。一则说明，到了太祖执政时期，来流水流域已经成为女真统治范围内最重要的两个地区之一；再则说明，到了太祖阿骨打执政时期，女真内部号令统一，阿骨打嫡系的统治地位日益稳固，阿骨打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其他地区，而不是自己的本部；三则说明，来流水流域由于地邻契丹民族，受其影响，较早从事耕作制度，是女真的粮食主产区，所以才任命擅长稼穑的宰相管辖。还有，撒改之所以在去世四十多年后，又在大定年间被翻出旧账，改封金源郡王，在于其曾经统辖来流水人民。加上拉林河得胜陀誓师起兵反辽的事件，可以肯定地说，来流水流域才是真正狭义上的“金源故里、肇基之地”。
《金史·太祖》十月克宁江州后，“次来流城，以俘获赐将士”。《吉林通志·舆地志》：“来流城，金太祖十月朔，克宁江州，次来流城。涞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来流城即在宁江州西。”这两书所记，来流水流域，还存在着来流城。
李健才先生考证，刺离水，即今拉林河。1115年在刺离水发生了女真攻克由天祚帝亲征的第三次重大胜利。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来流水，即今拉林河，是女真，特别是其嫡系领袖人物的早期活动地域，所以才难能可贵的在最重要的历史典籍中得到记载。文献记载始于辽道宗咸雍八年 （1072），距拉林河得胜陀起兵反辽的辽天祚帝天庆四年 （1114），中间绵延了42年。期间，经历了景祖、世祖、穆宗、康宗、太祖五世。其厉兵秣马、积蓄能量，以求一逞的反辽之志，一以贯之，其主要事件多发生在来流水流域。除康宗外，其他四位酋长都有与来流水有关的记载。这说明，来流水流域，既是真正的女真嫡系酋长的生活战斗的根据地、大本营，完全可担“金源故里”之 名；又是女真的福地、圣地。来流水聚义、起兵，一战而确定胜势，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肇基之地”。第二，来流水流域，是女真与契丹交流、交往的主要邦交区域，双方的主要接触、较量、摩擦事件，多发生在来流水流域，契丹人几乎均取败势。在这一过程中，涞流河是毋庸置疑的两个民族此消彼长的见证地。而其中的兴和村，应该有双方开展邦交活动的会所；第三，来流河流域，以其地临女真，耕地和水资源富集，受契丹影响，较早接受农耕文化，承载人户能力应该强于他地，是女真的主要人口集居地、主要的粮食产区。正因为如此，来流水流域才成就其女真领地中，二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战略地位；第四，来流河流域，由于其处在契丹和女真两个民族交流交往的边际，使之成为女真向契丹边境城市宁江州学习农耕文化、城邦文明的先锐，在榷场开展贸易活动的主体，在军事等方面对峙的防线。也是连接契丹通往五国城索取海东青“鹰路”的枢纽，是女真本部鹰路的起点。
出河店，应该是河口、渡口之意。贾敬颜先生在《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三十二》中说：“肇州初名出河店。顾名思义，出河店的得名，所出之河必为鸭子河。肇州距鸭子河只有五里。”关于出河店，典籍记载的比较多。主要由于出河店所发生的战役，使女真的军事力量达到了契丹人认为不可敌的数量——万人，而且出河店战役之后，整个反辽战争已经开始进入决战阶段。
《金史·太祖》，“十一月，辽都统萧糺里、副都统挞不野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太祖自将击之。未至鸭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枕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黎时及河，辽兵方坏凌道，选壮士十辈击走之。大军继进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俄与敌遇于出河店，会大风起，尘埃蔽天，乘风势击之，辽兵溃。逐至斡论泺，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遍赐官属将士，燕犒弥日。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至是始满万云”。《金史》中这段话，先将辽军会于鸭子河北作了交待。仔细分析，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里所说的“鸭子河北”有误，应该是东流松花江以南，宁江州附近。在同一战役中，只有在鸭子河的南岸先与辽军接战，才能与后来的“逐至斡论泺”紧密相连。否则，逐至斡论泺，则必先渡江，阿骨打就会在渡江时歼灭辽军主力，而不必在追逐到斡论泺。另外一种可能，是作者在叙述整个战役过程中，在“俄与敌遇于出河店”之前，省略了辽军自鸭子河北，向鸭子河南渡江的过程。可能是辽军南渡之后刚刚在破坏凌道，就被女真所偷袭。因为这里所出现的出河店，既有可能在鸭子河北，联系后来追逐辽兵到斡论泺，更有可能在鸭子河南。况且从当时大的军事版图来分析，女真的摧枯拉朽行动，或有时班师，或亦南亦北突进，但总得应该是以女真的本部，即来流水以东、混同江（东流松花江） 以北作为根据地和大本营的。出河店战役的发生，起源于辽军对女真的征缴行动。在此之前的十月，刚刚发生的攻克宁江州战役后，女真的军队有“师还”在先。就是说，阿骨打当时正驻扎在自己的大本营进行补给和休整。如果辽军在这种情况下驻扎在鸭子河北 （混同江、东流松花江），就等于是涉险深入女真领地。在考察出河店战役时，特别是要注意到其特定的地理条件：即松嫩汇流后，所形成的两个夹角。在东流松花江以北，形成嫩江与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在南，出现北流松花江与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如果讨伐阿骨打的辽军是从泰州、长春州、上京调集，进入嫩江与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就会面临需要相继渡过嫩江与松花江两条江的困难，而且会使自己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向拉林河东岸的阿骨打大本营机动，路途也很远。而无论是从北、西、南哪一方面出兵，都应该进入北流与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即松花江大甩湾处。
《辽史·天祚一》：“……引军屯出河店。两军对垒，女直军潜渡混同江，掩击辽众。”《辽史》中的这段记载，由于没有详尽的方位参照，故没有更深的研究价值。
《大金国志·卷之一》：“天祚再以萧嗣先帅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临白江，与宁江州对垒。女真潜渡混同江，掩击之，嗣先兵溃……”《契丹国志·卷十》中，有更为细致的记载：“……屯出河店，临白江，与宁江女真对垒……是月，女真潜渡混同江，掩其不备，未阵击之。嗣先军溃。”这是两段对出河店方位最为详细的记载。贾敬颜先生曾对《契丹国志》《金史》中，白江、白水与曲江的有关记载表示过困惑。但 是，当我们具体分析当地特殊地理条件后，这种困惑就迎刃而解了。临白江，白江，或白水，即北流松花江，以其江水的颜色得名。张博泉先生考证：“金初称今北流松花江为白水，《金史》卷二'太祖纪’收国元年正月，上率兵趋达鲁古城，次宁江州西。庚 子，进师，有火光正圆，自空而坠。上曰：此祥征，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从宁江州西进师，酹白水而拜之，白水即松花江。”潜渡，即偷渡。混同江，混同江在同一段记载中区别白江，就一定是东流松花江。东流松花江源于北流松花江与嫩江汇流。汇 流，即将松嫩两江之水，包括水的颜色混合在一起。汇流后，江水已不再是白色。《大金国志》的与宁江州对垒，当是辽军处在伯都讷古城与北流松花江之间，加之被攻克的宁江州已不在契丹的控制之下。所以，《契丹国志》“与宁江女真对垒”中女真二字的记载才更为重要。说明萧嗣先自以为所面临的强敌只有正面的宁江女真，而实际上，处在侧翼的混同江北岸，阿骨打才是女真的主力部队。掩击之，应当是从后面或侧翼包抄的意思。综合起来看，在事先的排兵布阵时，辽军与已经被阿骨打攻陷并占领的宁江女真对垒，靠近北流松花江扎寨，决心背水一战，而对于混同江对岸的阿骨打主力部队毫无防备。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抓住战机，乘夜色急行军，在辽军毫无戒备情况下偷渡东流松花江，从侧翼和后面包抄了萧嗣先的营寨，使得萧嗣先腹背受敌。发生在同一时间、地点的同一战役，出现了白江、混同江两条江河的记载，这样的地理条件就应该是松花江的大甩湾处，即北流松花江与嫩江汇流后，形成东流松花江的夹角处。这一汇流地与夹角处，又作“曲江”。
景方昶指出：“考肇州故城在今伯都讷城南，旧名出河店，今名珠赫城。”又说：“出河店在宁江州之南，即今伯都讷之珠赫城。金置肇州于此。满洲源流考谓肇州在拉林河之东，甚误。是肇州在伯都讷南之铁证。”这两段记载，言之凿凿，指明出河店在伯都讷之南、宁江州之南。特别是后者，直接否定了其在拉林河之东的说法，足以证明，判断出河店所在位置，一则不能以今天肇源县治所在为参照；二则要考虑到肇州之设，是发生在灭辽兴金的改朝换代之后，其时宁江州已不复存在；三则要基于松嫩汇流，以及汇流地曲江的特殊河道走向，从三岔口、两江合一的角度，来判断史书中对金太祖潜渡混同江、萧嗣先临白江的具体方位。
《金史·讫石烈德传》：“贞祐二年，迁肇州防御使。是岁，肇州升为武兴军节度，德为节度使宣抚司都提控。肇州围急，食且尽，有粮三百船在鸭子河。鸭子河，贾敬颜先生认为，狭义的鸭子河，即北流松花江。”杨中华先生考察这段话后认为，此鸭子河，系北流松花江，“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陴，筑甬道导濠水属之河……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围乃解”。这一段记载更有说服力之处在于，明确地标出了出河店与北流松花江的距离，只有五里之遥。出河店距北流松花江只有五里，最直接地否定了其在东流松花江北岸的推测。因为如果出河店是在东流松花江的北侧，根本就不能与北流松花江直接沟通。而这一方位正符合其与宁江女真对垒，在宁江州之南，位于曲江夹角内的 推断与描述。
杨中华《金代肇州考》中，引民国二年的《肇州志略》记载：“惟考，所谓金世肇州者，以拉林河为右卫，以伯都讷为犄角，其势适与今合……”分析《肇州志略》的这段话，肇州，即出河店，与拉林河、伯都讷在地理上构成三角关系：其东南为拉林河，东北伯都讷。在考察出河店时，还要考虑到肇州之设，实际上是为纪念金起兵反辽树碑立传，所 以，一定要与拉林河、得胜陀、出河店战役存在联系。而这种联系，站在拉林河的角度，至少要在拉林河以西，即誓师之地的得胜陀方向，至少不会退回到拉林河以东；而站在出河店战役角度，至少不会发生在太祖南渡混同江之先，至少不会发生在出河店战役完胜之前。而且，退一步想，阿骨打潜渡混同江，就应该自女真的大本营——东流松花江的北岸出发；萧嗣先征讨阿骨打，也不会冒险驻扎在女真的控制区域。而且，当是时，阿骨打兵锋正锐，席卷松江流域，东流松花江本就不是契丹控制区，辽军就更没有理由冒险深入。况且，出河店之役，兵败之后，溃兵被逐至斡论泺，期间没有渡江的描述，说明出河店至斡论泺，是在北流松花江的东岸，一鼓作气地自北向南机动。
综合以上各种记载和表述，可以促使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出河店在伯都讷之南。而已经被考古确定的伯都讷古城遗址，又在东流松花江以南。这说明出河店不仅不在东流松花江以北，甚至比伯都讷距离东流松花江更远。第二，出河店的出现，与两条江水为邻，既临白江，与宁江州对垒，又靠近混同江。《大金国志》中，在记述同一战役、同一战场时刻意对两条江河的称谓加以区别，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只能是松花江大甩湾处。当我们对历史典籍中的不同记载加以对比鉴别时，往往会对更为详尽、细致的写实予以采信。因为如果不是来自更为直接的史料，就不会对历史的细节加以把握。第三，肇州，即出河店，以拉林河为右卫，以伯都讷为犄角，应该是居于二者其间。而如果居于二者其间，就不存在其在东流松花江以北的问题。杨中华先生在引证《肇州志略》的记载时，其作者甚至说“其势适与今合”云云，当为地方史家来自实地考察后的结论。第四，肇州之设，按照杨中华先生分析，是为太祖树碑立传，带有纪念意义。既然如此，在其选址上，就应该与来流水、得胜陀举义，与出河店战役的古战场发生联系，而不会将州治置换到与历史事件完全无关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