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路遇一大片玻璃渣，就报警通知了这一交通隐患。
之后不知如何，这事传入学校新来的心理老师耳中——我便被诊断为“对玻璃渣的恐惧、狂躁和强迫行为”。并被叫去工作室谈话。
进门，心理老师便试图剖析我的童年阴影，解析我对玻璃渣的痛苦之源。我就正面告诉她了：“我担心玻璃渣伤及行人，就报警了——就这么简单。或许，您可以理解为这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我的后半句本是对话题的矫正，一个被误解者的辩白。怎想给了她新的灵感：“那你这是对秩序的过度崇拜，以致给了自己沉重的道德枷锁。”
坦白讲，当时年轻的我在之后的谈话中，逐渐被她高深的名词和理论所折服，还真觉得自己过分守序了。不过现在回想，着实是荒唐的二人——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
现在我也在学习心理咨询师的基本技能，譬如倾听、重述与共情。不过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学校的心理老师，定位应该是什么？是像心理医生那样，坐诊室中，被动地解决问题；还是像心理侦探那样，深入师生间，主动地发现问题？或许，按照“老师是主动助人者”的观念，心理老师应该更像心理侦探？
不过，“侦探”一词，用在师生领域颇为不妥——因为侦探的预设，就是嫌疑人是有问题的。正如我的例子，心理老师可以立刻将我的事迹或回答纳入她预设好的理论框架中——她在最开始，就锚定了我是有问题的。
老师虽同为主动助人者，发现问题者，但她不可能期望着学生有问题、需要帮助。而侦探的预设思维一旦滥用——对未成年学生而言，如果一个受过多年话术训练的人想方设法地证明你有问题，你又有多大把握不受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