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冯济民学长回忆母校向明中学的文章，很有同感。他情系向明，牢记向明对自己的培养之恩。他回报母校，回报社会的拳拳之心，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一直步学长的后尘，却没有他那么大的成就，也没有他那么深的感触。有的只是琐碎小事的回忆，让我一直不能忘怀。
一九六三年，我进入向明中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有浮雕的校园大门。这在当年并不多见。向明中学的一些教室，并不宽敞。老大楼的一些教室还只能从后面采光。但她的教学楼气派很大。她有一个和市党校合用的大礼堂。她的图书馆在六十年代时，就有了四万册藏书。到了六四年，还造了一个游泳池。中学拥有自己的游泳池，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全校十几个篮球场，却抵不上一个足球场对我们的吸引力。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牢牢地拴住了我们的心。
尽管向明中学是篮球见长的学校，偏偏就有我们两个初中班级的男生只喜欢足球。于是一放学，要么班与班对打，要么班级内分大人队和小人队开战。球虽然踢得没有什么章法，却天天乐此不疲。就是与高中生对垒，我们也毫不畏惧。这段时间，我胃口大开，鞋子大损，天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不多时，这个情况就被班主任陈日升发现。一天，大人队与小人队正踢得热火朝天，被班主任叫了暂停。她一看全班的好学生和差学生都打成一片，想要专挑差生的碴，也不容易。一查作业，都是完成的好好的，不准踢球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此时的陈老师只能悻悻的说：再踢一会就必须回家。
陈老师个子矮矮的，操着一口不流利的崇明普通话，怎么也咬不准“ 哈蜜瓜干” 这个词的读音，却有一手漂亮的板书。她非常敬业，贪玩的我们却不喜欢。她的丈夫，是南下干部，反右时中了枪。陈老师教育我们应该明理向上。她在忆苦思甜时，声泪俱下，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兵，后来做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和上海市副市长。在儿子最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曾经问她儿子的事。她说从未得到过儿子的好处。此话不幸被她言中，几年后，张学兵跌了跟斗，再要给母亲好处更是不可能了。
向明中学是藏龙卧虎的地方。66年，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是在1935年就参加革命的孙绪臣，革命三十年，仅仅做了一个中学的支部书记。其中的原因，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的英语老师，不少是有一口标准英语的老克勒。我校的数学老师中，有一个是郑洞国的参谋。1948年才35岁的史说少将，跟随郑洞国在长春起义。后来当了数学老师，几十年一直默默无闻，到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才大放光彩。不过电台里把他的名字读成史Suo，而不是读成史Sue，真是委屈了他老人家了。
向明中学在上海市挣的荣誉称号数不胜数，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向明中学出身的体育明星，荧屏名人纷纷出现，给母校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在建校110周年庆的纪念册里，留下了四、五任校长的倩影，唯独没有我们那一代的校长王子修的照片。恰恰就是这个王校长，奠定了向明中学用篮球立校的方向。当时的操场上，那怕是十分钟的课间休息，也有嘭嘭作响的篮球在到处飞舞，更不用说下午放学后的一派热闹景象。十几个篮球场上，十几场篮球比赛同时开打。离校几十年后，留在我们脑海里对母校的印象，除了篮球，还是篮球。与其他重点中学一比，读书好是应该的，但篮球也打的好的，只有向明的学生了。
当年一进向明，老师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第一篇作文就批得我们浑身不舒服。本来我们作文簿上表示佳词、佳句的圈圈点点，现在毫不留情地改为一道道横杠，划掉了自己的骄气。我进向明的第一篇作文，仅为67分，以后再也没见大的起色，其他课目也只是中游水平。小学里的那种优越感荡然无存，周围的同学是各式各样的学霸，过去凭小聪明保持的领先权，一样一样地交了出去。
我上英语课，读的少，拼的差，刚刚掌握了一课的意思，新的一课又开始了，我只能永远在后面追。同学们都读教纲以外的英语文章，我只是在上学的路上背几遍课文，临阵磨枪，来应付老师可能的提问，我再也不会积极举手发言。数学课上，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做课外题，我只满足于一知半解，几何课的张连生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极强的敬业精神。他自己动手做的教具，极大地开发了我们的智慧，提高了我们学习的兴趣。不拘小节的他，过多过早地象蜡烛一样点亮了别人，消耗了自己。听说我们离开他不久，他就离开了他热爱的讲台。我在向明遇到的老师，一直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模样留在我的脑海里，不像现在的许多老师，补课成了第一职业，师道尊严都不要了。
多年前，向明中学建校110周年庆，许许多多的向明人回到母校，每个人都带着我是向明人的优越感。看到那本精美的纪念册，也看到了学校领导的努力成果，看到了对那些为母校争光的明星，看到了学校荣誉墙上几十块牌匾，看到了那么多名人题词。但几十年不见，最想见到的还是自己的老师，最先勾起的回忆还是当年的学习生活。大家一致回忆起的竟是那次歌咏比赛：我们班排练了两首歌曲参赛，一首是中规中矩的大合唱，一首是男女声两重唱，由班里唱得最好的一对男女从头唱到底，全班同学只是和声伴唱。这第二首歌曲的表演重心，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表演手法过于单调，使我班失去了得高分的机会，却牢牢地奠定了他俩在我们班最佳歌手的地位。几十年来，一有机会大家就拿来说事，真是一失偏成持久佳话。
向明校园是各路学霸的天下，我因为样样功课都只有八十分，勉强保住了在老师眼中好学生的地位。按道理，进了向明，一只脚就踏进了大学，我也梦想着向这个目标前行。谁知道，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革历史，再革文化，然后革自己的命，彻底割断了自己进大学的梦想！
照例三年就应该毕业的我们这届学生，硬生生地在向明中学这个娘胎里待了五年。过头的女儿是棵草，过头的儿子是个宝。但过头两年的儿子像那吒一样，肯定是怪胎。我们六六届的学生太会折腾，先折腾老师，后停课闹革命折腾学校，再扫四旧折腾社会，然后大串联折腾国家的铁路，到了一九六八年八九月，把自己折腾到了农村。我和哥哥都在向明中学，他是六六届高中，我是六六届初中。本来一家两向明，好比一门双响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现在折腾成了一件焦虑难熬的事。两个人一起分配，哥哥进了工矿，我最好的去向是上农。不知道向明中学哪个老师，帮我分到了农场，让我无处报恩。
我与向明中学的缘分，就在我收到农场通知的那一刻嘎然而止。我像一个百年老店里的学徒，虽然被师傅领进了门，但自己修行不得法，没学到什么本事，就被一个姓文名革的师傅赶出了店堂，从此做事为了借力，只能把一块空头的金字招牌挂在嘴上。然而，把向明中学老三届这块招牌作为老本，又能吃多久？只能是辱没了向明的好名声。我们那时考进向明中学，稀松平常。不料一二十年后，向明中学像越陈越香的明星牌花露水，越来越吃香。有时我绞尽脑汁写了一篇什么东西，里面只有文曲星送给我的一点灵感。有人也会说，写得不错，到底是向明出来的，其实管向明什么事？这是我至今也想不明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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