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30日，四川大学发生一起杀人案，该校公共管理学院学生曾世杰用刀将一名女生杀死，另外还刺伤了两名男生。9月3日，他站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接受检察院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指控。
惨剧发生后，谴责曾世杰丧失理智和人性，同情无辜受害者，都是正常的社会价值判断和情感表达。除此之外，还应思考案件背后的复杂社会成因。《华西都市报》以“县高考状元因被嫌丑杀同学 曾写日记同情马加爵”为题，对这起案件进行了深度报道，或多或少能让读者进入到曾世杰那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这篇报道还原了曾世杰的人生经历。他真是一个苦孩子，5年前母亲离家出走后溺水身亡，2年前以川西某县城第一名的身份考进川大，家境不好，所以格外努力，但还是挂科。奖学金落空后，感叹“怀才不遇”，于是旷课、上网吧打游戏，昏天黑地，选择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没什么人注意他，也没什么朋友，更少与同学交流，他把自己隔离在一个人际的孤岛上。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事发后，很长时间他家里都没有来人，学校催了几次，才来了一个人，至于这个人是不是他的父亲，报道中没有交待。出这么大的事，没人站出来为他奔走，也没人能准确地说出他的身世，帮他辩护的律师，还是在开庭前两天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这说明，他的“在”或“不在”，都“轻”得让身边人没什么感觉。
可报道笔峰一转，开始像福尔摩斯一样寻找犯案的动机。报道给出的答案如标题所言是因为“被嫌丑”，但没交代具体的场景，而支撑这一判断的细节是他曾经增白美容过。但报道中另外一些细节却提出相反的论据，没有女同学说过他长得丑，律师甚至认为他很时尚，也就是说，在长得丑与作案之间，缺少必要的关联。似乎为了增加说服力，报道还特意提到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老师同学对他“冷漠”，认为马加爵的行为值得同情。这是一个容易引入歧路的联想，两个案件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大学生，受害者都是同学，但马加爵有具体的行凶动机，而曾世杰的动机却很难成立。
记者不是侦探，能真实地还原报道对象的人生轨迹，就是一篇合格的报道。在犯罪学上，这种没有具体动机的行凶案例比比皆是。就在曾世杰出事前一个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联邦税务局遭自杀性驾机袭击，嫌凶是52岁的软件工程师斯塔克，除他本人当场死亡外，还造成无辜者一死两伤。国内媒体报道此事时指斯塔克对税务局感到“强烈不满”，但此案既非个人恩怨，也没有具体指向，是典型的无具体动机行凶。对抽象的政府政策不满，转而加害于任何人。一些美国媒体在观点版中引用心理学家的分析提出警醒，这类案件更应引起社会警惕和反省。
回到曾世杰案件上，也许他本人和老师、同学、记者们一样，也在努力寻找作案的具体动机，而一些细节似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支撑，如被嫌丑，与同学不和等，但都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其实，造成悲剧的真正根源，是他对自己、对生活彻底放弃，又想以一种方式证明曾经活过，才做出如此灭绝人性的恶行。如果在他放弃之前，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家庭和学校，亲人和同学，能够给他多一点爱和关怀，这起悲剧不是不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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