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志祥
一
宋代虽然商品经济发达，但随之而来的物价也飞涨。
其中涨得最厉害的就是房价了。
根据宋代文人王禹偁在他的《李氏园亭记》记载，在北宋的都城开封府这个地方，房价那是：一尺地一寸土，跟金子的价格一样。（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如此昂贵的房价，不要说寻常百姓买不起，即便是苏轼这样的文坛宠儿，官场的大咖也买不起。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的父亲苏洵在陪着两个儿子去开封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凭着自己过硬的才华，引起了欧阳修、张方平的注意，在他们的支持下，苏洵终于不用参加考试，从而获得了官职。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苏洵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除霸州文安县主簿。主簿这个官名听着好听，其实品级并不高，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品级不高，那么意味着薪水也不高。
苏洵每个月得到的工资是7贯铜钱。
这个工资在四川眉山都不算高工资，更何况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汴梁城了，换句话说这点工资，能在汴梁城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了，买房那是绝对现实的。但苏洵这个人很爱面子，想着如今连带着自己，苏家父子三人都在汴梁城做了官，也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不在汴梁城买一栋房子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在一番思索过后，爱面子的苏洵就向同样进士出身的二哥苏涣借了一笔钱在汴京买了一所价值8000贯钱的花园住宅。光听这个数字就知道这房子买得一点都不便宜，按照苏洵的工资来算，他需要不吃不喝连续上班100年，才勉强买得起这所花园住宅。
苏洵只活了57岁，买房的时候刚好50出头，7年后，苏洵因病去世。
人死了并不意味着这笔钱不用还，只不过是换了债务人而已，这个债务人就是我们熟悉的苏轼和苏辙。
二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和苏辙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苏轼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因为这次对策太过出色，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判官，为正八品的官，品级依然不高，但工资却相当不错。
苏轼每月发到手的薪水20贯，此外还有400亩的职田。
宋代官员俸禄大体可划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另有一些变相俸禄。 其中，职田又称“职分田”、“圭田”，是用作官员在职补贴的官田，即以租田收取的租粟为俸禄，400亩职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租大约在800贯左右。
两项加起来，苏轼一年的收入差不多1000贯左右（相当于年收入人民币80万左右），这个收入绝对算是个高收入，只要他努力努力，在汴梁买一栋房子还是办得到的。但我们知道，苏轼并没有在京城买房。
不是不想买，而是要还债。
通俗点说就是还了房贷。虽说这笔工资是高工资，但架不住苏轼家里的人多，开销也大，需要养活的人太多，这个所谓的高工资，已被生活成本给消耗掉了。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因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惹得王安石不高兴，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在宋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于是苏轼接机请求出京任职，宋神宗一口答应，34岁的苏轼被授为杭州通判。
官还是那个小官，但工资却很实惠，月薪从20贯涨到了30贯，职田更是增加到700亩，两项加起来年收入大概在1800~2000贯之间，这个工资只要稍微节约一点，熬过几年，在杭州买一栋花园房屋还是切实可行的。
但苏轼依旧没有买房，原因，还是那个，生活开销过大，人员过多，到手的工资已被房贷和生活耗去大半，这两个原因，以至于他在杭州做了2年零9个月的通判，手里并没有多余的闲钱，到离开杭州去密州的时候，苏轼的存款也就是几百贯而已。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迎来了升迁，被朝廷派到密州（今天的山东省诸城）任知州，这是一个相当可以的官，品级高，带来的是好处是工资也跟着水涨船高，此时他的收入差不多超过了2000贯，而且这个时候的苏轼已经还请了父亲留下的房贷，可以说38岁的苏轼在山东完全有能力买一栋相当不错的府邸。
然而，苏轼依旧没有买，这个时候不是说他没这个能力，而是他对买房兴趣不大，因此，到手的积蓄很快就花完了，当时密州在闹瘟疫，穷的百姓都没有钱去买药，苏轼当即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接下来，苏轼的人生开始急转直下，先是在徐州任知州，跟着去了湖州任知州，上任后，他即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身为文学家，诗人的苏轼还是太过感性，下笔的时候，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人利用，被说成了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朝廷，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
在这些罪名之下，他们从苏轼大量的诗词之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于是在湖州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受“乌台诗案”的影响，苏轼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这是一个相当低微的职位，而且还没有实权，苏轼的日子可想而知了，不要说买房，能养活一家老小都是个难题了，在黄州这段日子里，苏轼先是寄居在定惠院内，后来因家眷二十多人的到来，在黄州太守的关照之下，才得以迁居临皋亭。
所谓的临皋亭是朝廷官员巡视黄州的官舍而已，住宅条件可想而知了。
三
屋漏偏逢连夜雨，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谪居黄州刚好一年的苏轼被朝廷停了工资，更不用说什么职田了，没了生活来源的苏轼日子过得万分艰苦，好友马正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出面向黄州太守徐君猷申请一块土地，给苏轼养活一家老小。
徐君猷体谅苏轼在黄州的艰苦，就同意了马正卿的这个请求，将黄州城内的一块废弃了的军营地无偿地交给苏轼使用。这块地在在黄州东门外，因其东低西高，黄州人将其称之为东坡。
为了生活，苏轼不得不在这块名为“东坡”的荒地开启种植生涯，并为自己取了一个后来响彻天下的别号“东坡居士”。
一年后，即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的正月，拥有了数十亩荒地的苏轼在东坡的高处建造了五间茅草房。房子建成之日，恰逢大雪纷飞，雪花纷纷落入新房之内，心有所悟的苏轼亲自题门额谓之“东坡雪堂”。
并写了一篇叫《雪堂记》的散文，记录了这件事。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 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於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可以说，这段时间，不是苏轼不想买房，而是没有买房的能力。
一转眼就是五年。
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在黄州住了将近5年的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现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此时的苏轼已经48岁，为了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他决定在宜兴这个地方买下一所房子，宜兴这个地方地处苏州，适合居住，当时房子要价50万文，可苏轼手里只有几万文，为了买房，苏轼不得不委托在汴京的老乡范镇，请范镇帮忙抵押掉父亲苏洵在开封买的那所府邸，得钱800缗（（宋币计量单位），拿出其中600缗付了田钱。然后向弟弟苏辙借了7000贯钱。才买到了属于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唯一可惜的这套房子，苏轼并没有住进去，因为在他忙着搬家的时候，北宋第六任皇帝宋神宗去世了。
宋神宗的去世，带给苏轼的好处着实不少。
四
先是司马光执政，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这是苏轼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然而这种快乐肆意的时光并不长久，他不合时宜的个性，很快就引起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 苏轼被贬至惠州（今天广东省惠州），此时的苏轼已绝北归之望，决定在惠州这个地方养老，为此他选择在白鹤峰修建一套房子，白鹤峰在归善县城东，恰好有一块空地，面临东江，风景宜人，苏轼就将这块空地买了下来。
为了这套房子，苏轼亲自设计规划，什么地方种植什么树，用什么木头，那里是书房，那里得有一大窗，将各种自然美景尽收眼底，可谓是用足了心。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建成，苏轼的长子带着一家老小赶过来，漂泊了半生的苏轼头一次感受到子孙远至，笑语纷如的快乐。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就在白鹤峰新居建成两个月后，朝廷再贬苏轼至海南儋州，一心想在惠州养老的苏轼不得不带着无奈，踏上了去往海南的小船。
五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意外获得了北宋皇位的宋徽宗，改元大赦天下，已在海南儋州三年的苏轼得益于这个政策，从遥远的海南返回北方 ，在北归途中（ 常州）逝世， 享年六十六岁。
仔细回看苏轼的一生，二十五岁从父亲手中接过房贷，到六十六岁去世，为了房子，苏轼将近做了四十年的房奴，可如此努力的苏轼，终其一生没能能在汴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想来也是唏嘘不已了。
参考书目：《宋史》《历史的天空下：宋代真实的市井生活》，赵帅、宋佳旻 著，大象出版社 2008年
《苏轼年谱》孔凡礼著 中华书局1998年
《苏东坡传》林语堂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朝苏记：行走在苏轼的世界里》刘俞廷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苏东坡地理》张星云等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东坡谪居黄州》王琳祥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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