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天说起,这天,据说天气很不错,做了26年官的董其昌正在家喝茶写字。
书画是他的老本行,也是他最拿得出手的两件法宝。
靠着过人的天赋和努力,在哪个时代,他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这种独孤求败的感觉让他有自豪感,所以这天他很放松。
只等着喝完了茶汤,写了画卷就去后房睡个午觉,但老天不随人愿。
因为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叫骂声。
凭着经验他能感觉到来的人不少,声音很大,很杂,带着愤怒。
在松江华亭(今上海市),董家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多年的威望,极少有人来董家底盘闹事。
更何况,眼下的董其昌虽说已经退休了,但名声在外,官场上的那点关系还在。
闹事,那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
本着这个心思,董其昌并没在意,甚至连看都没有出去看一下的意思。
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妥善处理。
这个想法不能说错,顶着翰林院编修,南京礼部尚书的董家,还没到让他出面的地步。
事情的转换往往就在一瞬间。
这次的迟疑,带给了董其昌一生的悔恨。
门外夹杂地吵闹声越来越大,几个胆大的民众甚至用上了口号——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
董府的大门,被愤怒的民众给推了开来。
怒气冲天的民众,亦如松花江的浪涛席卷而来。
前一秒还很惬意的董其昌立马意识到出了大事,这位在官场混了二十六年的政治老手,立马意识到了危险在向自己靠来,凭着多年对危险的直觉,他迅速逃离了。
应该说,他再一次赌对了。
短短几日,从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地涌来了不少客商,这些人当然不是来商谈贸易,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讨伐董其昌。
准确的说,是来与董家打架的。
人越来越多,短短几日竟从全国各地聚集了不下十几万人,这些人都很识时务住在了上海每一个按酒店。
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写宣传小册子,写标语。
这些小册子,标语经过上海最大的出版社汇编,迅速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民抄董宦事实》。
其中心思想,客商以词锋犀利、无比愤怒的汇成了一道檄文,张榜公告,文章如下:
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这本书迅速火遍整个上海,认识字的不认识字的手里都捏了一本。
如此大的舆论压力足以封杀任何人,哪怕是你董其昌也不例外。
但世间的事,总有例外。
不巧的是董其昌就是这个例外中的例外。
面对如此大的舆论,这位老兄竟全然没当一回事,该吃吃,该睡睡。
如此不合作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几十万客商。
领头的几个人,趁机拉起了倒董的大旗,几十万客商和民众彻底董其昌的府邸前前后后围住了,见领头的董其昌还没给个说法,干脆放一把火烧了干净。
这个主意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人堆里,几个大胆的高举火把,配上易燃的稻草,开始四处放火。
春天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眨眼的功夫就了风。
东风夹带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董其昌苦苦经营几十年的新旧豪宅都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大火烧了几天几夜。
已经失去了理智的民众似乎还觉得不够痛快,随后又焚毁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
看着昔日辉煌的董府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愤怒的民众才算觉得出了一口气。
夕阳的烟雾里,唯独董其昌老泪纵横哭得稀里哗啦,显得无比的落寞。
只可惜,这一幕,无一人为其惋惜,即便是历史,写到这一幕,也是一脸的无奈,没有半分的同情。
这个聪明绝顶,艺术人生极为辉煌的大家,为何会落得如此狼狈呢?别急,我们慢慢往下看。
应该说,董其昌的少年是无比的幸福的。
他出出身于望族,良好的家教,给了他学业上的绝对自信。
17岁时,参加松江府高考,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
文章的确不错,那一年他高中了。
只可惜,并不是第一名,而是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
这个结果让他接受不了,一问之下,才知道一切的一切,竟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
这个结果很意外,却也让他无话可说。
大明科举,书法同样是加分项目。
因为书法不行而不能一举夺魁,让董其昌很愤怒,愤怒的后果很严重,从此,他就和书法耗上了,先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
一练就是十余年。
努力带来的后果是丰厚的回报,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人翰林院深造,供职于翰林院。
因为书法上造诣不浅,书画也不错,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
靠着这两件法宝,他在官场一路畅通无阻,先后担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
一时之间,大明上下无人不知董其昌。
这种站在云端之上的感觉,让董其昌很受益,但他更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
恰逢,朝廷上下暗波涌动。
这个时候人站在高处带来的就是灾难。
他很懂得为官三思的道理。
一年后,他从河南参政的位置退了下来,借口是自己身体有病,得回家养病。
应该说这个决定很及时也很正确。
此时的大明王朝拉开了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
相比做一个局中人,局外人反而更安全更洒脱。
因为退得及时,在那段暗波涌动的朝政,并没有波及他,他乐于躲在上海滩,追求艺术。
世间任何事,只要肯用心,肯努力,总能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二十几年的努力,艺术上,他已经无敌。
再出山,俨然独孤求败。
公元(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继位,董以帝师身份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修《神宗实录》,一切的辉煌,似乎重新开始。
“这十余年,躲得还是值得的,否则还没这等机会。青史留名指日可待。”
这是出山后董其昌的内心世界,但让他措手不及的是,明光宗朱常洛并不长寿,这个担惊受怕了将近四十年的新皇帝登基只有一个月,便尾随着他的父亲万历去了。
朝局重新洗牌。
一个叫魏忠贤太监和一个叫客印月的女人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隐忍了多年的魏忠贤宛如一把倚天剑,锋芒毕露,无人能敌。
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这个人人阿谀奉承,追求魏忠贤脚步的时代。
官越大,风险就越大。
对于风险,董其昌似乎天生自带预报功能,无论是争国本,还是追随魏公公的脚步,他都很知趣的躲开了。
二品的大官,董其昌只是意思意思地任一年后即辞官退隐,"家居八载"。
而再出山时,董其昌已经七十七岁,"起故官,掌詹事府事"。
仅过了2年,他再次辞官归隐。
从三十五岁走上仕途到八十岁告老还乡,为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
识别风险,明哲保身,这两项技能董其昌已经用得出神入化。
一切该得的,不该得到的他都得到了。
人生似乎再没有遗憾。
如果历史停留在万历四十三前,董其昌的人生也许会更完美。
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天,六十岁出头的董其昌辞官在家,他的两个儿子董祖常带人强抢佃户之女绿英。
这事儿在当时闹出的动静很大,但董其昌却没在意。
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儿子胡闹,花点钱,也就了事了,但他忘记了他的身份,一个书画双绝,官居二品的朝廷大员,不会没有敌人。
任何的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是敌人做文章的手段。
这事儿经过敌人有意安排,很快就发酵开来了。
弄到最后,董其昌不得不为自己的儿子擦屁股,他一路追究,最后追究到范昶身上,但范昶并不承认,而且还跑到城隍庙里起誓,为自己辩白。
但范同学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差,竟一命呜呼了。
好端端的儿子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作为母亲当然不答应,她固执的认为儿子的死是董家所逼造成的,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
董家当然不甘心就被人败坏名声,动用了些手段。
一来二去,事情越闹越大,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这段劣迹斑斑的脏事,没有为难董其昌,倒是给后人带来了无数的困难。
面对如此辉煌的艺术大师,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他人性丑陋的一面,为此,不少人选择了粉饰。
修撰《明史》的学者认为,"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
更有甚者干脆说什么《民抄董宦》是子虚乌有的事,是后人用来黑董其昌的。
无论是哪种结果,事实就是事实,再如何粉饰,也掩盖不了本来的面目。
董其昌,历史上的他固然是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脱下艺术的头衔,他终究是一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恶霸罢了。
这也许是董其昌人生最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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