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 和“文化转向”把认识论意义上的表征概念拓展为泛文化实践意义上的表征概念。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表征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的确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使用”；约翰·费斯克将表征（representation）视为“制造符号以代表其意义的过程与产物”。从客体形象到媒介形象，再到认知形象，国家形象的建构是复杂的表征意指实践过程，是纷乱的初级“源像”演化为典型的抽象形象之过程。
一、构成主义：理解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途径
在霍尔看来，经由语言表征意义的运作有三种阐释途径：一是反映论途径，认为意义本身就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客体、人、观念或事件当中的，语言犹如镜子，映照出它们“本来”的意义、“真实”的意义。按照这种理路，国家形象的客体状态，亦即其物质的、自然的属性决定着国家的总体构造和意义生成，即国家的客体形象决定其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国家的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是其实体形象意义的描摹和表达。这显然是一种机械的唯物反映论，因为，国家象形本身即是一个复杂概念，它并不是单一的、明确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某种形状和概貌，且国家的客体形象即包含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内涵。因此，从“源像”开始，国家形象就缺乏清晰、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既不是单纯的具象存在，也不是单纯的抽象精神，是具象与抽象的综合体。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一系列概念的组织、集束、安排、整合，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联系来共同形构，而无法通过“源像”的自我阐明来实现。
二是意向性途径，这种阐释认为说者、作者通过语言把他们的独特意义强加给人们，语言符号包含着信息发出者赋予它们的特定意义。这无疑切中了表征的一重要害——表征的过程也是意见、观念形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按照这种途径来推论，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媒介形象的塑造者对它的赋意。显然，这种阐释的缺陷在于将意义的来源绝对化、单一化了，因为表达者并非符码意义的惟一或独特来源，个体的意向、观念必须进入语言的规则、信码和惯例当中才能被共享和理解。并且，意义的最终生成还取决于信息接受者、语境等多重因素。所以，尽管国家媒介形象的塑造者、表达者之主观赋义影响着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三是构成主义途径，这种阐释认为事物本身和语言的个别使用者均不能确定语言的意义。事物并不呈现明晰的意义，而是“我们”构建了意义，这个意义缔构过程借重的是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这为我们理解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新的视域——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表征意指实践过程，即杜盖伊、霍尔所谓“文化的循环”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既是形象、状态、样貌的表达与接受之过程，亦是意义的输出和意义的解读之过程，涉及概念、观念，更涉及情感、情绪、态度、意愿和归属感，等等；其核心是意义的生产、意义的传播、意义的解读和接受，以及意义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反应等一系列过程之综合；其影响不仅在于对公众头脑和心理的作用，还在于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从而产生实际的社会后果。在“文化的循环”的动态链条当中，意义的输出和生成错综复杂，存在于不同的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传媒节点。对于国家形象而言，其意义缔造更依赖于媒介表征——公众主要中介媒介信息、媒介形象来认知和理解国家形象，并完成认知意义上的国家形象构建。媒介如何抒写、如何表达、如何通过媒介语言体现出某些“意味”和“内涵”，即媒介如何通过“表征系统”为受众提供国家形象的认知和解释符码以及框架，将影响公众对国家形象的阐释、想象和赋意。
二、表征链：国家形象的意义生成
国家形象的建构不是单一表征运作的结果，而是一系列表征意指实践的过程，是国家形象表征链聚合并实现意义表达和认同的过程。国家形象表征链不是理性规约的产物，而是社会文化实践的形构，是表征符码在反复使用和阐释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意义互涉和功能关联：正是人们惯例性的使用符码（对符码的选择、替换、理解）以及使用者对符码意义的固定反映等，最终形成意义相对明确、固定的表征链。同一国家形象表征链上的符码本身是形态各异的，但它们相互关联、相互指涉、相互印证，共同作用于特定国家形象意义的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循环”形式和表征意指实践过程，国家形象表征链的构成特征有三：
首先，具有代表性的表征符码构成了国家形象的“表征链”。符码的代表性主要源自符码的普遍性。那些被广泛接受、能引起普遍联想的表征符码被挑选出来作为国家形象的典型符码，其普遍性价值在于这些符码浓缩了意识形态观念、时代主题、文化惯习和公众期待等等。普遍性越高的表征符码，代表性越强，越处于国家形象表征链中的突出位置，被采用的次数越频繁、范围越广泛。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代表性表征符码，而一个符码之所以能够成为代表性符码，是该符码不断“普遍化”的过程。
其次，国家形象“表征链”的定型化亦是国家形象类型化的过程。定型化其实质就是将少数“简单的、生动的、记得住的、易于捕获的和广为认可的”表征链定型固化的过程，生产一种阐释“框架”，使之成为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意义载体。按照霍尔对“定型化”特征的理解，国家形象表征链的定型化至少包含两个要点：其一，国家形象表征链的定型化是简化、提炼“差异”，并使“差异”固定化的过程。这个使“差异”固定化的过程包括三个环节：第一，特定国家形象表征链中那些鲜明、生动、易于记忆和捕捉的表征符码不断“标出”自身，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普泛的接受；第二，在反复的呈现、使用、阐释和再阐释过程中，这些特定国家形象表征链中的符码沉淀了相对稳定的象征性主题；第三，特定国家形象表征链所指涉的象征性主题被抽象和简化为最能彰显其本质特征的意义内核。国家形象表征链的简化和差异化有助于特定国家形象意义的表达和接受。其二，国家形象表征链的定型化是通过“排他性”实践建立类型边界的过程。表征链定型化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表征符码的价值评判，保留适合的并排除不适合的表征符码。这些分界线作为硬性的操作规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效果。
再次，国家形象表征链是“历史性”符码和“当下性”符码的复杂聚合。根据产生时间的差异，可以简单地将国家形象的表征符码区分为“历史性”符码和“当下性”符码，前者主要指那些产生于过去、于当下仍有意义的表征符码；后者指产生于当下的新表征符码。特定国家形象表征链的符码不全是“当下性”符码，因为，“当下性”符码由于其“新鲜”性可能导致理解和传播的困难；但也不全是“历史性”符码，因为，国家形象的表正链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化更迭的。所以，国家形象表征链是“历史性”符码和“当下性”符码的聚合。
一方面，“当下性”符码是国家形象表征链的重要组构。“当下性”符码常常被注入特定国家形象的表征链中，由于其“新鲜性”“时代性”，它们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共鸣、刺激人们的联想和认同；“历史性”符码可能在时代的变迁中丧失原有的“象征活力”和“联想刺激力”，或者在反复的使用中让人们产生审美疲劳抑或麻木感，从而被排挤到表征链的边缘位置，甚至被覆盖、替代。但是，新符码也可能在反复的使用中消耗掉其“当下价值”，从而丧失它在表征链中的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历史性”符码也常常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被赋予“当下”含义。具体的情况有二：一是对“历史性”符码进行“当下性”改写。对国家形象表征符码的改写是一次新的创造，它不是彻底再造一个新形象，而通过局部的修改发挥符码新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历史性”符码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调用。“历史性”表征符码为人们理解、建构国家形象提供了文化视野，对“当下性”符码的阐释不能脱离“历史性”符码，正如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所告诉我们的，先前的观念是理解后来的基础。
三、国家形象的表征与意识形态的勾连
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中介表征符码生产意义的过程。宽泛来讲，意识形态可以被描述为意义的社会生产。而意义的社会生产也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要义，因为国家形象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范例起作用的，它既是社会个体与群体关于国家观念、价值的表达与认知，亦是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与评判，关系着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那么，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一个怎样的意识形态运作过程呢？
一方面，国家形象表征符码赋予特定意识形态具体的形式，由此来支持它所蕴含的迷思及价值观并使其公共化。国家形象表征符码的意识形态内涵有三种呈现方式。一是直接表达，这是主流政治媒体惯用的方式，即一种“宣传型”国家形象表征符码。二是意识形态“化妆”为一种文化价值，巧妙植入国家形象的表征，意识形态观念无声地“编码”于媒介文本，可以视之为“普遍型”国家形象表征符码。三是意识形态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镶嵌”或粘附于国家形象表征符码中，相当于一种“艺术型”国家形象表征符码。
另一方面，国家形象表征符码在相互的勾连和印证中发挥文化认同功能：也就是说，它们使文化成员通过接受共同的迷思和价值观来确认其身份和位置，更确切地说，基于文化成员对特定国家形象表征符码及其隐含意和迷思的使用、接受和回应，意识形态将他们建构为特定视域中的特定成员。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其重要作用在于建立“共识”。国家形象的表征实际上是围绕“意识形态中心”形成的符码体系及其意指过程，无论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者还是接受者，在对这些符码的运用过程中，不断被意识形态所塑造，无形中生产着“社会认同”。
（ 全文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作者刘丹凌系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西南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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