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青楼
小青楼其实是一幢红砖小楼。
20世纪70年代初，省京剧团有位因饰演《白娘子》中的小青而著名的演员吴玥，出身不好，有可疑的海外关系，被下放在化工厂劳动改造，属于群众监督对象之列。当然，她不仅演过小青，还演过红娘、杨排风、苏三、穆桂英等等角色。年轻、漂亮，扮相美，身段婀娜，小旦、花旦、刀马旦、青衣都演得出色，时称“台上蝶”。而她演的小青，却是人们最爱看的。虽然政治上被划入了另册，但化工厂从工人到“三结合”干部到军代表、造反派，并没谁欺负过她。也不是没谁想欺负她，当年存有占她便宜的潜念的男人那也还是有的，但都不太敢采取行动。因为，仿佛人人都将她视为共同拥有的“安琪儿”，那么也就绝不容忍某个人偷香窃玉之勾当得逞。故对她心存邪念者，也就只有痛苦又明智地心存而已。总之，化工厂的男人们都暗做护花使者，克制着自己，谨防着别人。那时她“与时俱进”的丈夫已与她离婚了。按她的想法是认命了，蛮希望在化工厂暗中庇护她的男人中找个年龄相当的结为夫妻，彻底忘记自己曾是红角那码子事儿，相亲相爱，默默过完低人一等的一生算了。但她的希望却很难实现——一切企图多接近她的男人，不久便会受到不同之政治罪名的批判。在那样的年代，几乎批判谁都是不愁找不到罪名的。即使政治罪名较难罗织，企图多接近她便是一种罪名，一种具有政治色彩的道德罪名。这一罪名在当年更厉害，变成双料的了。她也万不敢主动接近某个男人，唯恐于对方于自己都大为不利。渐渐地，她真的认命了，以为自己这一辈子注定了就该成为男人们心目中精神上共同拥有的“戴罪的安琪儿”，于是也就自行将再婚的想法沤死在心里了。
吴玥是怎么也想不到“文革”居然还有彻底结束的一天，“四人帮”还有集体垮台的一天。
1979年，她又回到了省京剧团。1982年，又开始登台演出了。专业能力毕竟荒疏了十年，正式演出怎么也得有段基本功恢复期。她是个怀揣感激心的人，前三场正式演出，场场都赠送给化工厂二十几张票。“文革”期间，省化工所被取消了，所里的科研人员都下放到化工厂的各个车间部门去了，为的是便于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到了1982年，国际科技交流又被允许了，二十几张票中的一张，就招待给了一位五十来岁的法国化工厂专家康斯坦先生。康斯坦先生既是化工专家，也是成功的化工企业家。他的父亲曾是某届诺贝尔化学奖获提名者，其家族的化工企业在法国广为人知，在全世界也小有名气，并且在“文革”前就与中国化工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说，他是化工部也是中国的老朋友了。招待给他的票，自然是头排正中间的最佳位置。当年的“台上蝶”已四十余岁了，台下依然风韵犹存，台上还是光彩照人，直看得丧妻数载的康斯坦先生心猿意马，爱悦无限。那是吴玥第三场演出发生的情况，是康斯坦先生第一次见到她饰演的小青。“台上蝶”的表演有几分使白娘子的戏份黯然失色了，尽管并不是她成心的。散场后，康斯坦先生向陪同他观看的化工厂的头头们天真地发问：“为什么我们看的是小青，而戏名却叫《白娘子》呢？”头头们一听全都笑了，一位回答道：“我们看的也不仅仅是小青啊！”另一位回答道：“眼中只有小青的估计仅仅是你自己。”
那日后，康斯坦先生迷上了京剧，一从报纸上看到京剧演出的消息，便骑着厂里配给他的自行车前去买票，并且肯定要买甲等票。厂里的头头们说他看多少场京剧都会有招待票的，他却总是大摇其头表示谢绝。当然，前提是剧中有吴玥演的角色。头头们中有人就看出了剧外的故事，暗中穿针引线。
两个月后，康斯坦先生成功地将一枚定情戒指戴在了吴玥指上，而她以特高兴的心情默许了他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女性，思想开放的速度走在国家前边。
又两个月后，康斯坦先生迫不及待地要与“小青”回法国去完婚，化工厂为他俩举行了欢送晚会，几乎全厂人都参加了。“小青”毕竟已经四十余岁了，而且政治上也与大家平等了，没谁再视她为公共的心理上的情人了，没谁再嫉恨某个“垄断”她的男人了，何况那男人还是个法国佬。到哪时说哪时话，国家开放了嘛！所以呢，欢送晚会的气氛依依惜别，感情四溢。“小青”唱了几段京剧，许多男女争着与她合影留念。如果时间倒退回“文革”年代去，那肯定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胆大包天的男人的下场也肯定将是自讨苦吃，吃不了兜着走。
那种人人真情流露的氛围，使康斯坦先生和吴玥深受感动。特别是吴玥，又幸福又感动，晚会结束时哭了。
她说：“化工厂是我俩的红娘，我一辈子感恩于大家。”
而某些男人听了她的话，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到了1986年，康斯坦和吴玥夫妇，向化工厂捐了二百万美元，在信中说明，希望用来改善科研知识分子们的住房条件。人们明白那表达的首先必是吴玥的想法，因为康斯坦先生在厂里时，并没去过哪位科研人员的家里，所以也就不了解他们的实际住房情况。当年他们大多数与工人们合住在老旧的筒子楼里，家家户户的住房都很小，都在楼道里做饭，共用厕所和水池，环境卫生极差。化工厂的头头们未敢将信的内容照实宣布，怕引起工人们对康斯坦与吴玥的恼怒。果真那样，对人家夫妇不是太不好了吗？头头们只得宣布说，是为改善大家伙的住房条件人家才捐款的。此事汇报到了省市，省市里便又批给了几百万。于是，一年后盖起了一幢六层红砖小楼，每层四个单元，其中一个单元的住房是三室的，另外三个单元都是两室的，七十来平方米。三室的比两室的多出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小屋。这幢红砖小楼的正式街道牌号是甲十七号，但化工厂的人们都喜欢叫它“小青楼”，叫来叫去的，天长日久便叫开了，整条街的人们都随之也叫它“小青楼”了。总而言之，那幢小楼以“小青楼”这一叫法而在那条街上闻名。近年有那快递人员找不到甲十七号向人询问时，别人一说“小青楼”他就知道了。
去年，“小青楼”的外墙修缮了一层保温层，依然涂刷为红色，比红砖的红色更红。而人们，却仍习惯于叫它“小青楼”。
程先生和李师傅
程先生和李师傅都是“小青楼”的老居民。
程先生程亦诚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的老大学生，但尚未毕业就赶上了“文革”，因为在学校里属于“保皇派”组织，毕业鉴定中有一条是“不得重用”。分配到化工厂后，一直在车间当工人，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才加入到研究人员的行列，后来被留在厂里任命为副厂长了。但他并没完全丢掉研究专业，所里的某些科研项目他也参加了，还获得过两次化工部的优秀科研成果奖。他是厂级领导干部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唯一具有正研究员高级专业职称的厂级领导。人品好，口碑佳。五十岁以后，厂里人不知从哪一天开始都称他“程先生”了。即使退休了，“小青楼”的老居民们都称他“程先生”。尤其是李师傅，称他“程先生”时，语调透着发自内心的尊敬和亲近。
李师傅李新宇是化工厂三车间的副主任，当年程先生就在三车间当工人。李师傅比程先生小几岁，是从化工学校分到厂里的。他在校期间是造反派头头、校革委会常委，厂里对他的工作分配颇重视。否则，以他二十一二岁的年龄，根本不可能在入厂一年后就当上车间副主任。虽然车间副主任是不脱产的，但那也使年轻时的李师傅很是得意，也很牛。
起初李新宇对程亦诚的态度极不好，也可以说相当粗暴、相当歧视。
他每每这样训斥程亦诚：“你是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你给我听明白了——我，是社会主义的苗；你，是资本主义的草！化工厂也是研制农药的地方，这里的红色政治农药是专门从思想上杀灭青草的。”
程亦诚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半点儿独立思想的被“文革”宠坏了的小青年，并不与他一般见识。终于有一次，程亦诚被训火了，与他顶了起来。
李新宇恼羞成怒，扇了程亦诚一耳光。
程亦诚顿时火冒三丈，叉开五指，以其大号的手也扇了李新宇一耳光。程亦诚在校时期是校排球队队长，本就天生手大，经常打排球使他的手更大了，李新宇被他的大手扇了个跟头。
于是二人打了起来。
程亦诚高出李新宇半头，劳动使他成了一个身体强壮的人。而李新宇入厂后开会的时候多，劳动的时候少，身体方面显然处于下风。那一架他们打了十来分钟，结果是程亦诚将李新宇好一顿修理，直至车间主任闻讯赶来才将二人拉开。
三车间加上徒工有二十几名青年工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默默地看着，谁也不帮“社会主义的苗”对付“资本主义的草”。
车间主任训他们：“都瞎了？为什么不拉架？看着副主任吃这么大亏无动于衷，这是错误的！”
一名青年工人解恨地说：“活该。”
“资本主义的草”时时处处都表现很低调，干活儿也不惜力气，身上并没有什么“臭老九”的臭毛病，所以青年工人们并不怎么讨厌他。恰恰相反，倒是“社会主义的苗”身上那股牛劲儿早就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感。
车间主任将程亦诚扯到一旁，小声说：“他该修理。修理也就修理了，我担保，没事儿。但是到此为止，千万别再弄出这么大动静了。”
李新宇听不到车间主任在对程先生说什么，但从车间主任的样子看，不像是说护着自己、训程先生的话。
而“活该”两个字，他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的。用今天时兴的话来说，那两个字使他受到了震撼。他终究是个多少有点儿内省力的青年。自打那一天起，他开始自问某些问题了，为人处世也变得低调了，不再敢动辄训斥程亦诚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程亦诚无意中撞见了他调戏吴玥的可耻行径。
程亦诚当时怒瞪着他说了一句：“你还想找修理是不是？”
他赶紧红着脸溜了。
程亦诚于是温言细语地安慰了吴玥良久，却并没揭发李新宇。
但他太担心被程亦诚揭发了呀。吴玥不仅是改造对象，还是厂里男人们的心理情人甚至梦中情人啊！他的行为是会引起众怒的，那后果比被程亦诚修理一顿严重多了。
于是他反过来经常找机会讨好程亦诚了。机会总是属于有所准备的人——尽管此话已被说得极滥，但用以来言当年的李新宇，却还是闪耀其真理性的光芒。半年后的一天，程亦诚忽然胃疼，蹲在车间的角落面色苍白、冷汗淋漓。李新宇背起他就往厂医务室跑，医务室的医生见情况严重，自知无能为力，催促赶紧送程亦诚去大医院。偏偏当时厂里并无闲着的机动车辆，李新宇找到了一辆三轮平板车，将程亦诚抱上车，蹬起便走。他一个人去，车间主任怎放心得下呢，急命另一青年工人跟去。结果呢，平板车上就又多了那名青年工人，让程亦诚靠他怀里。平板车蹬到医院门口，李新宇已累得汗透衣背，喘如垂死之兽。经过检查，程亦诚是胃穿孔了，医生说再迟一步，必有生命危险。他住院期间，李新宇也去探望了一次。
程亦诚说：“你是我救命恩人。”
李新宇说：“应该的。”
程亦诚伸出了一只手：“咱俩若不成为朋友，老天爷都不高兴。”
李新宇就握住他的手说：“我愿意。”
从那以后他们便成了朋友。
一年后，北京化工学院的一封公函寄到了厂里；化工学院革委会换了一茬人，要纠正前一茬人的“极左路线”——于是程亦诚的党籍恢复了；于是他人下人的日子熬出头了，成了车间党支部委员，隔年又成了支部书记、车间副主任。而由于群众基础差，也由于生产常识差，李新宇的车间副主任被免了。在李新宇苦闷极了的日子里，程亦诚给予他的劝慰比他的任何亲人都多。
一次谈心时李新宇问：“我这样的人也能入党吗？”
程亦诚反问：“为什么不能？你又不是坏人。”
李新宇吞吞吐吐地又问：“吴玥那件事，肯定是我做人的一大污点吧？”
程亦诚坦率地说：“对吴玥的不良念头，估计厂里许多男人都产生过的。你呢，由于年轻，自控力不足，所以使自己的念头变成了行为。你以后没再骚扰过她，证明你是个能够知错改错的人啊。”
见李新宇还是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程亦诚又说：“对于漂亮的女人，哪个男人不想入非非呢？我也一样的。尽管我已经结婚了，但吴玥她也一度是我的梦中情人啊。”
“仅仅是一度吗？”李新宇显出了困惑。
“自从看见了你对她的不良行为，我自己对她的不良之念便少了，同情便多了。往往，只想暗中保护她了。”程亦诚说罢，拍了李新宇的头一下，像哥哥对弟弟常做的那样。
李新宇最后说：“那我也想入党。”
程亦诚便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积极争取。
车间主任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当了十几年车间主任了，不论是在车间里还是在厂里，都是个威望很高的人。偏偏这么一个关键人物，对李新宇的看法不是太好。
车间主任对程亦诚说：“他也想入党？等我退休后吧。”
然而四年后他虽未退休，李新宇却心想事成地入了党。
在支部欢迎新党员的会议上，车间主任首先表扬了李新宇一番，说他四年来的确变了，像换了个人似的。说四年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在和平年代，对于一名曾是小知识分子的青年工人，考验期也是不短的，所以应该祝贺他经受住了考验。
接着车间主任话锋一转，朝程亦诚翘翘下巴说：“你能入党，连我都替你感谢他。为了扭转我四年前对你的不好看法，他没少和我辩论。”
那天晚上，李新宇喝了不少酒——他终于洗刷了当年被免职的耻辱。四年来夹紧尾巴做人，对年轻的他谈何容易。从此，又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
那天晚上，程亦诚也喝了不少酒。他高兴的是——李新宇毕竟很争气，而自己，也算是报答了救命之恩。
…………
“小青楼”建成后，全厂人的眼睛都盯在了它的分配问题上。
李新宇求到了程亦诚，诉说自己的家住得多么拥挤，希望程亦诚无论如何也要帮他分到一套房子。
程亦诚当时虽已是副厂长了，却不是分房委员会委员。他自己也是交了分房申请的人，明知僧多粥少，稍有不公就会闹出打破头的事来，只得委婉地表示爱莫能助。
李新宇恳求不休，以至于流眼泪了。
程亦诚最后只得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请求说出了“尽力而为”四字，他无非有两种选择——或者根本不为，而后说已经尽力了；或者，当作承诺，明知困难，知难而上。在任何年代，后一种人都是少的，如今就更少了。当年的程亦诚必属于后一种人。
但怎么尽力啊？
他想不出任何尽得上力的办法来。
偏巧，几天后他收到了吴玥的信。信中夹有照片——吴玥当母亲了。而且是龙凤胎。从几张她与丈夫各抱一个孩子的照片看，她无疑正处在人生最幸福的阶段。
程亦诚忽然有了“尽力而为”的办法。那几日李新宇的恳求使他“压力山大”，实际上他特别后悔说出了“尽力而为”四字，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前边还加上了“一定”二字。
他立即给吴玥回了一封长信，不厌其烦地向她“汇报”厂里的种种人事变化。估计吴玥想了解的，几乎都面面俱到地写在信中了。当然，也重点写到了李新宇的重新做人和入党，并受李新宇“委托”向吴玥表示忏悔。结尾一小段，专写李新宇家居住情况如何困难，请求吴玥给厂里写封信，替李新宇争取到一套两居室的住房。
厂里还真收到了吴玥的一封信。
她在信中写了这么一行：如果李新宇也能分到一套住房，那将是她和丈夫都很高兴的事。
结果李新宇就具有了毫无争议的分房资格。
否则，可以肯定地说，李新宇与程亦诚二人是断无缘分成为“小青楼”之邻居的……
那是什么？
话说2014年6月某日上午某时，程先生的老伴蔡鸣芬伏窗外望，良久不动。
程先生奇怪地问：“看什么呢？”
老伴定那儿了似的，神秘地说：“你也来看看。”
程先生便走了过去。
老伴指着问：“那是什么？”
程先生说：“那不是地锁吗？地锁你没见过？”
不知何人何时在楼前三米多宽新铺的行道上，固定了一副车位地锁，黄色的，新的，立体三角式的。
老伴说：“昨天我在楼前看见李师傅从人行道上往下倒车……”
程先生打断她的话，教诲道：“纠正你多少次了，别再叫人家李师傅，你就是记不住！人家也是知识分子，当年人家是从技校毕业的。李师傅是对工人的称呼，你总叫人家李师傅，人家也许心里是不高兴的。”
老伴说：“我从没觉得他不高兴过呀，别人不是也都叫他李师傅吗？”
程先生不耐烦了：“嘱咐你改一种叫法你就改一种叫法！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你与别人不一样。”
老伴也奇怪了，反问：“我跟别人怎么不一样了？”
程先生更不耐烦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也是当年的老大学毕业生，所以你叫人家当年技校毕业的人李师傅，人家心里也许就不高兴。人家心里不高兴脸上不表现出来，你就没法知道人家高兴不高兴……”
老伴有点儿火了，顶撞道：“你有病啊？芝麻大一点儿事儿也非教训我啊？他在厂里不是一直当工人吗？不是以工人身份退休的吗？”
老伴说得对，李新宇确实一直在厂里当工人来着。这是因为，“文革”时期厂里分入了几批“工农兵大学生”，将他成为科研人员的路一次次给挡住了。“文革”后又分入了几批正式的大学生，成为科研人员就更没他的戏了。
但程先生对老伴的纠正也是煞费苦心而且自认为必需的事。因为，多年以来，程先生觉得他和李新宇之间一次比一次谈不拢了，有时似乎都有那么点儿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意味了。程先生意识到，他俩已不再是，而且不太可能再是朋友了。只不过，双方都尽量掩饰这一点罢了。毕竟，他们都曾有恩于对方。
一次，两人不知怎么又杠起来了。
李师傅说：“你这种知识分子是既得利益者，你看问题的立场当然和我们工人阶级不一样。”
程先生不爱听，就问道：“别忘了你当年也是技校毕业生，技校毕业生在当年也算是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
李新宇嘲讽道：“所以嘛，你这种大知识分子当上了副厂长、研究员。而我这种小知识分子，却一辈子沦为了工人。你成了'先生’，我呢，成了'师傅’。唉，如果你们当年不拿我当小知识分子看待，那我今天也怎么都不该被称作'师傅’吧？”
程先生瞪着他，一时不知回敬几句什么话才好。
李师傅又说：“《列宁在十月》你也看过多遍的，有一段情节你肯定和我一样印象深刻——列宁快步走入会场，走上台去，望着台下的工农兵代表，大手一挥，响亮地说：'同志们，工农兵代表同志们，我们盼望已久的苏维埃政权，它今天成立啦！’你是大知识分子，你比我更加明白'苏维埃’三个字的意思。你和我之间的人生差距意味着什么，你不傻，自己去想吧您哪！”
程先生张了几次嘴才说出两句话：“新宇我提醒你，你只是你，代表不了多少工人。”
李新宇冷笑道：“你这么认为吗？那咱们在网上搞一次有限范围的统计？”
程先生又张了张嘴，这次没说出话来，一转身走了。
从那天起他明白，他和李师傅根本不会再是朋友了。
…………
——摘自中篇小说《地锁》，作者梁晓声，原发《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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