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人民不堪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在中共领导下掀起全民性大暴动，组成人枪10万的队伍。如此规模的起义在抗战时期是唯一的。大起义难免鱼龙混杂——历史上农民起义无不如此——整顿需要时间和骨干。当时日军在冀东的兵力空虚，只好暂取守势，但调集兵力镇压起义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冀东交通发达，任何地方日军皆可随时到达，形势必将十分严峻。面对这个严峻形势，四纵和地方党的决策人，不同程度的把困难看得重些，唯恐在必将到来的“扫荡”中受严重损失。于是决定撤回平西，“明年再回冀东”，并且立即行动。战略转移的结果适得其反，使队伍遭受极严重的损失。
据解放后统计，本次转移牺牲的约为1万人，其余大部溃散。到达平西的只有二千人左右。可以算是全军覆没了。教训深刻。掩卷沉思，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一：当时的平西究竟是什么情况，让决策者下转移平西的决心的大前提存在吗？
查资料得知，决策者并不知道，事实上当时平西根据地已经不存在了。
根据当时任河北省书记马辉之回忆《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1辑235页
“我们向平西转移，行进到昌平县马刨泉时，方知平西已被敌人占领。原先，宋邓部队挺进冀东时留在平西的一个新兵团，因敌我力量悬殊，在敌人进攻时受到很大损失，其余部和留在平西的党政干部一起，已被迫向涞源方向转移了。原在平西活动、配合宋邓东进的五支队，在赵同叛变后，改编为晋察冀第三团，划归一分区杨成武指挥，这时也调离了平西。我们到平西时，那里已成为敌占区，县、区、村都建立了伪政权，连斋堂都建立了维持会，敌伪和土匪活动十分猖獗。”
平西根据地那时不存在了。谈不到部队整编与休整问题。到平西第一件事就是夺回根据地。就像唐僧一伙费尽千辛万苦到了西天，却发现那里早被妖怪占领了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妖怪打跑。
二：平西根据地到具备容纳冀东抗日联军的能力吗？
平西地区地瘠民贫，山多田少，物产不丰，人口有限。
根据马辉之回忆《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1辑246页
“平西人口最多时约三十万（巩固区二十万、游击区十万），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专署辖五个联合县和一个办事处（后改为四个县）。根据地内没有城市，共有大小乡村一千一百多个，由我控制的约有八百左右。这些地区的物产以玉米为主，小米、麦子只有很少一部分，丰年可供部队四、五千人的粮食。其他物产以煤为大宗，其次是杏仁、核桃、栗子等土特产。
财政收入主要靠：1、征收公粮；2、征收田赋税；3、征收出口税，每年出口税约百万元左右，仅杏仁、核桃每年可征出口税约二十万元。按平西人口，只能负担脱离生产人员六千人（按巩固区总人口3％计算），而当时实际脱离生产的有一万一千人，占全人口比例百分之五强。平西大部分地区人民的负担，超过当地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个别村庄甚至达到百分之三十；抗战勤务的负担也是很繁重的。最繁忙的村庄，自卫队天天服勤务，平均每人每月在十天以上。”
也就是说平西根据地最多可养活万余人的军队。抗日联军5万人如果都到了平西，吃饭都会成无法解决的问题。何谈整编与休整啊！
三：抗日联军5万人如果都到了平西下一步会怎么办？
既然平西容不下这么多人。肯定会有部分或大部分继续转移，很可能向涞源或其他根据地转移。这样冀东抗日联军就会分散融入各根据地的抗日武装中，这5万人可是人人都有枪，而且是不错的枪啊！这会极大地增强八路军抗日部队的实力，要知道八路军成立时不过二万余人。这可是四纵队立的大功啊。我想宋时轮、邓华一定想到了这个层面。但这个想法似乎和中共中央不太一致，和北方局更不一致。有很多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聂荣臻在1940年3月北方局会议上长篇发言指出：在冀东问题上，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还是那个“抓一把”的思想，想扩充些军队拉起来就走，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群众好容易把我们盼去了，才搞了一个眉目，又要把队伍拉走，当然会使他们失望。结果是想“抓一把”，抓到的不多，反而使自己蒙受损失。
见《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1辑23-24页
平西撤退是怎么组织的呢？请看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李运昌的回忆
“抗联五万多人西撤，放弃冀东，去平西整训，是战略性错误，是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对坚持冀东丧失信心的表现。另外，在西撤的指挥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那么多人的队伍，走的竟是一字长蛇阵！前面的部队已经走出一百多里地，后面的还没动。众多的部队走一条路，你走我来，沿途的老百姓怎么接待得起呀!虽然我们吃饭给钱，但哪儿来那么多粮食呀？结果把一路上的核桃、水果都吃光了，把老百姓吃跑了。前面的部队还好，后面的部队没吃的，加上敌人不断的截击，伤亡很大。刚刚放下锄头参加部队的农民，没经过训练，前头的部队往后一退，后面的也就跟着跑，那才叫“兵败如山倒”呢，有时一宿就跑六千多人。几天之内，队伍就溃散十之八、九”
1，队伍的主体是刚参军仅一个月左右的冀东农民，没有战斗经验，从未离家离土，走出十里就开始想家了，离乡农民心态问题，组织者应该有所了解，并有解决之道才对。
2，从冀东到平西，需要先向北奔兴隆经密云绕道到平西，这样才能避开敌占区，行程数百里，这一路都是山道。人烟不多，5万人的的供给如何解决，是领导人应该想到的吧!
3，计划问题，这么多人，没有行军经验，满山遍野行军，敌人一定会发现、堵截。受损失是必然的。
4，四纵只留了一个大队约2000人左右在前面开路，其余部队由宋时轮带队先行返回了平西，行军纵队掩护兵力太少了，根本无法实现掩护的目的。
所以，出现李运昌描写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了，问题是宋邓二人可是经过长征考验的，应该有这方面经验啊！长征过湘江的时候损失最大的就是新组成的部队。
1938年冀东抗日联军西撤平西整训的前前后后
从事件主要人物的回忆说起：
李运昌回忆：
8 月中旬，八路军第4 纵队指挥机关一部由邓华同志率领与冀东起义队伍会师于遵化县铁厂镇。随即由4 纵队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么及第4 纵队各大队和抗联各路的主要负责于部在铁厂镇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邓华同志主持，对冀东大起义后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冀东大起义是胜利的，但部队多，秩序乱，纪律差，需要统一领导和指挥，要抓紧整顿。同时，提出建立抗日根据地，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由宋时轮任军区司令员，邓华、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任副司令员，下设5 个军分区，并确定了各分区的领导于部。会议还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县的抗日政权工作，负责统一筹粮筹款，保证部队供给，建立抗日秩序，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抗日救国会等。这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巩固冀东大起义的胜利成果，建设根据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9月中句，大家正在分头贯彻铁厂镇会议精神时，接到宋时轮同志关于到都山建设根据地的命令，要我率抗联第2 路部队向都山进军。我率沦万余人进驻迁安县包各庄一带，准备出冷口进都山，适有伪满军工个营进人我驻地，激战数小时，将该敌全部歼灭，生俘敌营长朱宝兴以下200 多人，缴获迫击炮2 门、轻重机枪4 挺，步枪200 多支。在胜利声中，忽又接通知停止进军都山，令部队撤回原地。此时，第4 纵队领导同志侦悉敌人秋季要大举“扫荡”冀东。他们对此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因此为了避敌锋芒，决定把主力和起义队伍全部拉到平西整训。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于9月下旬，第4 纵队一部主力和蓟县抗联部队开始向西转移。10 月上旬，第4 纵队在丰润县的九间房村召开会议，决定留下陈群(副大队长)、包森(总支书记)、单德贵(营长)各有200 人的3 个游击支队坚持冀东抗战。
冀东大暴动胜利以后，确实又受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在当年的电报中也讲到：“… … 没有尽可能保持和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和群众，没有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均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从认识问题上来说，由于当时的部队和地方党一些领导同志，对冀东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忽视了自己的有利条件，缺乏在冀热边创造根据地的决心、信心和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脸，对起义队伍不可避免的混乱情况缺乏整顿措施，因而认为主力部队少了不能坚持，部队多了，目标大也会遭到敌人围攻。地方党有依赖部队主力的思想，缺乏单独坚持冀东武装斗争的信心，也就没有独立自主地及时地进行部队整训，加强政权建设，以及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以致第4 纵队主力一撇退，冀东党政民干部几乎跟着一齐走，把一个大好的局面轻易地断送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是很可惜的。幸得1 939 年2 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和区党委，明确提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为冀热察一项基本任务，这才稳定了冀东局势，克服了悲观情绪，并采取有力措施支援冀东游击战争，为以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8月铁厂会议上没提到西撤之事，西撤好像只是宋的直接命令。原因：避敌锋芒，决定把主力和起义队伍全部拉到平西整训。9月下旬，未开会决定之前，第4 纵队一部主力和蓟县抗联部队开始向西转移，10月会议才决定西撤。
邓华回忆
七月初旬，我们到了密平蓟以后，进到遵玉丰地区，见到了李运昌。除迁安滦河以东，其余大部地区基本上发动起来了。那时究竟有多少人搞，不清楚，大概李运昌部有一两万人，高志远部万八千人，洪麟阁部三、五千人，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小部队。那时主要的问题是不统一，各搞各的，都在搞人搞枪。有的部队纪律也比较差。我感到，为了统一行动，打击敌人，为了长期坚持建立抗日根据地，几个部分必须统一起来才好，因此建议省委来人召集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开个会，讨论解决。以后省委派来李楚离，在铁厂开会，各路司令没来，只派来代表。会议内容：省委没有具体意见，我与楚离商量后，先由我报告形势、任务和当前的工作等问题，并提出了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等等。讨论中大家都同意我的报告，认为为了共同对敌，建立并长期坚持根据地，必须统一起来，采取军区的组织形式来统一指挥。并推定宋时轮为司令，宋未回部队前由我主持，李、洪、高为副司令兼各路司令，伍晋南为政治部主任等。这个会主要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先统起来，其他问题以后再说，没讨论边区政权问题。会后，我把情况报告了军区并告宋速回主持工作；李楚离回天津去了。这个会开得还好，但因各路司令没有来，特别洪、高怕我们把他们的队伍统掉，所以决议难执行，还是各搞各的。
三、不久，宋回到铁厂，我把会议情况又同他谈了一下。那时他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山区建立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才能长期坚持冀东的游击战争，并提出到都山去，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在那里坚持过。但因事先没有详细调查，那儿是大山区，人烟稀少，敌人在进攻义勇军时又修了一些碉堡、公路，所以部队还未到都山就被敌人顶回来了。干部情绪又受很大影响，要求西返，在冀东留少数部队，在当地党领导下，配合人民武装坚持。因此纵队党委召开会议讨论(是否九间房或新庄子，就记不清了)[注]，除纵队党委委员外，还有部分高级干部参加。这次会议开得仓促，我回忆省委没有人在冀东，故未参加。在会议中，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冀东是平原，离平津近，离东北又不远，交通方便，敌人易于调动；新起来的部队又未经过整训，各搞各的；青纱帐倒了，敌“扫荡”，主力坚持很困难，新部队又可能受损失。因此，不如留下少数部队在当地党领导下配合地方人民武装坚持，主力西返，依托平西，开展平北，把平西、平北、冀东联接起来。新部队动员一部分到平西整训，明年再回，就可成为骨干，这样才能更好地长期坚持冀东的游击战争。但也有很少的同志认为，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敌后形势很好，晋察冀、冀中、平西都搞起来了；冀东我们的党有相当基础，群众条件好，有相当武装力量，是可以坚持的。那时我的看法是：冀东有条件坚持，而且必须坚持，这是基本的，但如何坚持，特别是青纱帐倒后怎样坚持，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只能把会议意见综合上报，请示行动(以上均是大意)。这次会议决定，准备留陈群支队坚持遵玉丰地区，包森支队坚持遵化以北地区，单德贵坚持密平蓟地区；西去整训部队多少，由各路决定。会后，我们一方面把会议情况和意见上报军区总部，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宋率主力到密平蓟地区，我留小部在遵玉丰地区。可是宋到蓟平密之后，上面还未回电，就把主力拉过潮白河以西，去了平北。以后军区转来总部的电报，大意是：尽可能坚持。我又把宋已将主力带过河西的情况上报了，又接回电，大意是：你们认为主力坚持有困难，则按你们意见办理。是两次回电还是一次回电两个意思，已记不清了。
马辉之、姚依林、谢普生带了刘绍襄是在我们走的时候才来的。我当即把冀东情况和宋已将主力带过河西的情况向他们谈了一下。我回忆，当时马表示还愿意坚持，但主力已走而又不得不走，到了平西以后再说。新部队西去整训，是我派了干部到李、高、洪三处传达意见的。李、洪不愿意走，只把少数部队西撤。那时高已有四、五千人到路北，他们愿意走。因宋率主力是分两地过平古路的，敌已警惕，并有准备。当我们跨过平古路，到潮白河边时，拂晓打响，直到黄昏，我们和高部主力才过了河，进入平北山区。李、洪部队本不愿意走，前面打响，他们就往回拉了。高又有小部往回拉走，被敌人打散是少数，损失不大。我们到平北之后，与宋会合，才知道平西又为敌汉奸队盘据，当即决定留小部队在平北开辟工作，主力南下恢复平西。到平西不久，中央决定派肖克来组织挺进军，指挥宋、邓两支队和冀东部队。马辉之他们组成救委会，在挺进军领导下搞地方工作。我们支队向平西东南发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邓的回忆录反映以下问题：一、西撤是四纵内部作出决议，不是上级命令，也没得到上级批准。
二、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是不愿西撤的，
三、三个副司令中只有高志远愿意西撤，洪麟阁，李运昌反对。
四、宋未经中央同意先行西撤，似乎西撤已急不可耐。
邓的回忆录反映西撤的原因：
一、指出冀东大起义是胜利的，但部队多，秩序乱，纪律差，各行其是，有令不行，
无法形成有效指挥，急需整顿，但冀东环境不允许。
二、四纵部队还未到都山就被敌人顶回来了。干部情绪又受很大影响，要求西返，
挫折导致丧失了坚持的信心
三、宋时轮对在冀东坚持斗争，创建根据地不感兴趣，对抗日联军也不太重视，大队人马
尚未开始西撤准备自己先走了。宋被推举为军区司令，但宋没有到职。
转移前后，四纵和中央及北方局之间的电报都说了什么内容呢？（摘自冀东党史大事记}
1938年9月23日
刘少奇致电聂荣臻：要求宋邓支队须以团营为单位与抗日联军合编，方能整理和巩固游击队，望去电指示。
9月26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电聂荣臻并转宋时轮、邓华及冀东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内容详略
10月1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河北省委：宋部西移，冀东同志仍应坚持游击战争，并进行创立根据地……李运昌等部队，如果可能的话，以改变成八路军为好。
10月8日
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邓，再次致使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队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并强调指出：“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即使如此，仍“应配备必要的基本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但省委主要干部马辉之、姚依林等应随主力西进。”
10月11日，
聂荣臻电示宋时轮并告邓华：关于四纵的行动，曾由军委总部数电指示，希望你们详加考虑，坚决执行。实现根据地之创立亦非易事，只能战胜一切困难，在艰苦过程中来创造。如果你们拟回平绥南部，则势必完全放弃冀热。请你们在现地立下决心，站稳自己的足跟，以便解决一切问题。
10月15日
马辉之、姚依林、邓华致电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接朱、彭、胡8日电示，我们正带同高部西进到密云，洪、鲍、李等亦在西进中。准备到平西，把那里作为整理、训练部队的暂时根据地，于明春再回冀东。如果执行目前在遵、玉、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负不起这样重大的责任。如果必须在此坚持，必须：（1）除将十一支队即刻派回外、加派两个团的兵力来此；（2）立即派军政干部14人，团级干部12人，营级干部36人，连级干部108人；（3）并借给一批手榴弹。如果以上三项不能立即解决问题，还是以西进为有利，请立即电复。
同日，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洪麟阁于西撤途中，在蓟县马伸桥北之台头村战斗中阵亡。李楚离被推举成为原洪麟阁部司令，继续率部西进。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联名致电冀热区委并告宋时轮、邓华：你们应该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和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17日，刘少奇电示河北省委：冀东游击队四五万人一起西退，是很不妥的计划，危险极大。因此，我们不同意总退却。可组织1万人的适当部队西退，由宋、邓护送至察南郊八路军收编，其余部队都坚持在冀东游击，扩大游击区。
但受到此电时，西撤队伍已大部失散。
八路军惨烈的平西大撤退：五万大军仅剩一千余人
整个冀东武装起义，从1938年7月6日港北起义和7月7日岩口起义开始，经过一个多月的暴风骤雨，首先在以滦县、昌黎、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玉田、蓟县、平谷、三河地区和开滦煤矿为中心的广大山地和平原发展起来，并推动了周围各县人民参加起义，如卢龙、抚宁、密云、通县、顺义、香河、宝坻、宁河、武清、兴隆、青龙县等，总计21个县参加暴动，抗联系统组建了有7万多人全副武装的47个总队。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军还有3万多人。
八路军第四纵队的5000余名指战员挺进冀东后，分头并进，先后打下南口、居庸关和昌平、兴隆、平谷、蓟县、迁安等县城，建立了密（云）平（谷）蓟（县）、昌（平）滦（平）密（云）、兴（隆）滦（平）丰（宁）、承（德）兴（隆）平（泉）、丰（润）玉（田）遵（化）等联合县及蓟县、迁安等县抗日政府，像一把尖刀插向了敌人所谓的“满洲国”境内，在冀热边区连战连捷，有力地接应了冀东人民发动的抗日大暴动。
冀东抗日联军建立以后，兵分多路，四处出击，相继攻克乐亭、卢龙、玉田等县城和唐山矿区，占领了冀东大部分乡镇，摧毁了农村全部敌伪政权。致使北宁铁路被拦腰切断，控制古冶至昌黎的铁路达半个月之久。中外哗然。外国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等均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事件。
8月下旬，四纵党委和冀热边特委以及八路军和抗联各路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开会，由邓华主持。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周文彬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冀东暴动后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指出冀东大暴动是胜利的，但部队多，秩序乱，纪律差，需要统一领导和指挥，要抓紧整顿部队。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由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成员、国民党人士刘绍襄任主任，并任命了一些县的抗日政权县长，加快建立健全各县的抗日政权。各县抗日政权，负责统一筹粮筹款，保证部队供给，建立抗日秩序，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抗日救国会等。会议确定了建立、坚持冀热边根据地的方针，决定整训冀东抗日暴动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会议推举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任冀察热宁军区司令员，邓华任冀察热宁军区政治委员，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员，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由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在现有起义部队基础上各组织一个军分区，四纵派干部组织两个军分区。这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巩固冀东暴动的胜利成果，建设根据地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中共冀热边特委于8月22日致电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并请转蒋介石委员长及全国将士、抗战团体，报告了冀东抗日大暴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庆祝冀东的初步胜利，庆祝国共两党及无党派同志的亲密合作”，并表示决心“以坚持的努力，为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29日，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致函蒋介石，转达了这一电文。9月1日，从延安传来喜讯，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致电祝贺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胜利。“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今以十万分的高兴，庆祝抗日联军反日反汉奸起义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汇合，并向在起义中在前线上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以崇高的敬礼！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志士的合作，抗日联军与八路军纵队的胜利，已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发动了广大的民众，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我们相信这一支在抗战中新进、生长、壮大的生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统治以更严重的打击，收复冀东。望你们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打破敌人对你们的进攻，扩大和巩固部队，武装和组织民众，建立冀东抗日政权，肃清汉奸，扩大和巩固你们的胜利，为驱逐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有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如果当时抓住这些有利时机，是完全有可能粉碎日寇对冀东的进攻，建立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的。
冀东抗日起义的胜利，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这年夏天，日军正在全力向华中地区举行战略进攻，顾及冀东的兵力有限，在冀东基本采取的是守势。夏去秋来，日军缓过手来，决定进行大反扑。进入10月，华北日军从武汉一带调来一个旅团，准备和部署在长城沿线的关东军、伪满军共有十几万兵力，围剿整个冀东的抗日联军和八路军。向遵化、玉田、兴隆地区形成大包围的态势。伪满军队在通过喜峰口一线向我军进击。唐山等地的日军也将出动。敌人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向前推进，企图聚歼我八路军和抗日联军主力于遵化地区。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主要是准备在冀热边区开创一个以深山区为主要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以供冀东暴动的抗联部队集结、隐蔽和休整，坚持长期、持久的游击战争。为贯彻铁厂会议正确的决定，在什么地方创建根据地就提到了日程。中央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区域。但是，雾灵山没有人烟。四纵拟在青龙北部的都山建立抗日根据地。9月初，宋时轮决定集中四纵和抗联的主力部队攻占都山，遇到了日本关东军、伪满军的顽强抵抗，没有成功。部队减员严重，而且减员的多是干部和老战士，军队里多数都是刚刚加入军队不久的新战士。这样，正规八路军急需要整训，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另一方面，大量抗日联军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如何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如何提高战斗力，如何利用好游击战术，发挥我军长处利用敌人的短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更需要整训。其他参加起义的武装，成份复杂，纪律松弛，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改造，任务非常艰巨。此时冀东平原青纱帐已经割倒，部队失去了隐蔽的屏障，部队所在山地，人烟稀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恶劣的环境，但从当时抗日战争的总体形势来看，这些困难都可以在以后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克服。后来的斗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41年9 月，冀东抗日游击队组织3000余人打出长城，进入热河，创建了雾灵山与都山之间的大块游击区。经艰苦工作，在长城外站住了脚，并成立了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收集东北地区的情报，在伪满建立点线关系，争取伪方人员等。
由于当时的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把冀东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忽视了自己的有利条件，缺乏在冀热边创建根据地的决心信心和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认为主力部队少了不能坚持，部队多了，目标大也会遭到敌人围攻。地方党有依靠主力思想，缺乏单独坚持冀东武装斗争的信心，也就没有独立自主地及时整训部队、加强政权建设、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是撤至平西整训，还是坚持在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由于错估了敌人的力量，致使西撤意见在冀热边特委占了上风
1938 年9月中旬，第四纵队党委在迁安县莲花院召开包括各大队领导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冀东平原靠近北平和天津，交通便利，是通往关东的咽喉，日寇和伪满军队调动便利，青纱帐一倒，游击战很难继续坚持下去。挺进冀东以来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暴动队伍虽然数目庞大，但是武器装备短缺，基本没有实战经验；也需要整训，而在冀东大规模整训十分困难，决定第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整训，并动员抗联也西撤到平西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四纵留下少数部队配合地方起义武装坚持在冀东斗争，留下3个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决定做出之后，打电报请示晋察冀军区，在等待军区报告的时候，宋时轮带第四纵队第三十一大队和第三十二大队撤到了白河以西，留下邓华带领一个大队集结待命。在这关键时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组织部长马辉之来到冀东向邓华传达中央关于在燕山山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邓华表示，如果要部队留在冀东就地整训和坚持斗争，兵力不足，需要把四纵第三十一、三十二大队调回冀东，于是，邓华再一次请示晋察冀军区。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及冀热边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指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邓华、李运昌、胡锡奎（化名王瑞清）在迁安县新庄子开会，研究当前形势，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在冀东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几日后，宋时轮致电邓华：敌人已经兵分七路大举进攻，要求邓华率队西撤。10月8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电示宋时轮、邓华，再次表示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同时强调“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仍“应配备必要的基干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接到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的电示时，宋时轮和邓华已经得到日军小林部队的一个旅团已从武汉一带调了过来的军事情报，觉得冀东面临的敌情已经是“万不得已时”，决定“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宋时轮在白河以西地区致电邓华，在丰、玉、遵一带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四纵留下的部队和抗联的队伍向平西转移。
10月 8日，四纵和抗联在九间房村召开会议。商议四纵留下的部队和抗联队伍的去留问题，会前，邓华已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姚依林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并同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王仲华等党内同志通了气。邓华介绍了有关情况和四纵党委的意见指出，暴动已引起日本侵略者严重注意，我大兵团在冀东活动和进行整训是困难的。冀东平原靠近北平和天津，交通便利，是通往关东的咽喉，日寇和伪满军队调动便利，青纱帐一倒，游击战很难继续坚持下去。再加上挺进冀东以来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四纵主力和部分抗联部队准备撤到平西根据地整训，以待来年再返冀东开展游击战争。
李运昌等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西撤的意见。主张在原地边战斗边整训，指出可以在同敌人斗争中，利用战斗间隙和敌人暂时不能到达的地方进行短期整训，利用多个临时短期整训完成一次有重点又较全面的整训。他还指出，通过起义，我们摧垮了大部分村镇以下的敌伪政权，可是相应的抗日政权在多数地方都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普遍建立县以下的地方的抗日政权机构，充分发挥广大老百姓的抗日力量和智慧，就会使我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队伍到哪里，就有基层政权和人民的支持。各个县一级的抗日政府有了广大基层组织的支持就都活了，广大农村的掩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青纱帐消失造成的不利条件。这些工作做好了，边战斗边整训也就有物质保障了。敌人进攻时，四纵和抗联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广泛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敌人撤退时，集中起来，打击敌人的薄弱之处。经过努力，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有把握的。李运昌得出结论说，冀东的抗日形势现在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如果把抗联都拉到平西进行整训，十多万人集中起来浩浩荡荡向平西进发，这无异于把我秘密活动的抗联一下子都暴露给敌人。敌人行动迅速，调集军队打来，必然会造成我军巨大伤亡。
李运昌同志的分析和结论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更多的与会同志没有看到自己的有利条件，把冀东形势看得过于严重，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认为局势已经到了 “万不得已的时候”，赞成西撤，否决了李运昌的正确意见。会议决定，冀东抗日联军的各路军都跟随四纵迅速转移到平西根据地，四纵从每个大队抽出一个连队，组成3个支队，坚持战斗在冀东山地，建立一个军政委员会，由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梅负责领导，与地方工作人员配合，分别活动在迁安、丰润、遵化、蓟县、密云等县山区，坚持冀东游击战争。会议还对西撤的路线、顺序做了安排。
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曾来电劝阻西撤，特别指出，暴动的队伍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11月25日，党中央、北方局一再指示，一定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指出：这块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但劝阻没有效果。
平西大撤退使部队失去依托，完全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伤亡惨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0月中旬，抗联和四纵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撤。高志远部在前，洪麟阁、陈宇寰部居中，李运昌部断后。5万人的大军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前边的过了潮白河，后边的李运昌部刚起步走。部队从遵化，经蓟县、平谷、密云过潮白河。时值深秋，战士们穿单衣，沿途又没有根据地依托，缺乏粮草准备，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沿途群众难以支应，风餐露宿，又冷又饿，步履艰难；同时,暴动群众大多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抛弃妻儿老小，又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基础；在狭长的地带，频遭敌人的截击，抗联战士伤亡惨重。
在蓟县，敌人截击了高志远部。抗联三路独立大队长曹致福率200人迎敌。抗联三路副司令陈宇寰阵亡，他率领的三个总队瓦解溃散。洪麟阁率领的抗联队伍在马伸桥北遭到敌人的截击，抗联副司令洪麟阁牺牲，余部由李楚离、杨效昭带领继续西撤。冀东抗联昌黎支队西撤途中，行至遵化县宫里村一带宿营。日伪军步骑兵一部秘密包围了宫里村，占领高地向抗联司令部攻击。抗联退守在一个大院里仓促应战。冀东抗联昌黎支队司令丁万有壮烈牺牲。李运昌部的战斗在瓦罐头最为惨烈。上边有敌机轰炸扫射，两边有日伪军的夹击。抗日联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游击队的优势全部失去，完全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人们纷纷倒下，或者溃逃。损失惨重。打了一天恶仗，死伤600余人。
随后，日伪军严密封锁潮白河。这时，李运昌的部队和李楚离领导的原来洪麟阁的部队总共只剩下六千余人，如果再继续西进，必将前后受敌，全军覆没。鉴于这种形势，李运昌、胡锡奎和李楚离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了二路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抗联停止西进，返回冀东，保持力量，重新发展，坚持游击战争。李运昌带6000人的部队经三河、宝坻，在国民党第七、九路军的帮助下，横渡蓟运河，过玉田，绕丰润，到达滦县北部的杨柳庄一带。途中遭到敌人不断地围追堵截，连日苦战，疲惫不堪，部队天天伤亡减员，转战到迁安柳沟峪时，他身边只剩下130人。
抗联五总队被敌人打散，总队长李润民、政治主任高培之流落北平被捕，惨遭杀害。过了潮白河的高志远部，连遭敌人袭击，部队成批地散去，到达平西根据地的不足1000人。
这次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是错误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认为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对几万人缺乏实战经验的抗联队伍长途行军的困难估计不足；李运昌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九间房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正是这一错误决定，使得冀东抗日将士付出了惨痛代价，使得冀东抗日大业遭受巨大挫折。正如毛主席在当年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平西大撤退虽然以失败而结束，但为共产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为以后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来平西整训的大批干部和部队，先后派回冀东，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和斗争力量。1939 年的七、八、九月，在一年前暴动失败后隐蔽起来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利用“青纱帐”的时机发展游击战争，各县的小武装建立起来，原八路军留下的三个小支队很快发展到1000人，县、区、村政权和党群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李运昌在迁安县柳沟峪召开了抗联干部会议。决定恢复地方工作，收拢部队，到年底又集中1400多人，重新建起3个总队。他们加上四纵留下的3个支队，组合成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