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巧，1943年8月开始，日军对晋察冀发动了全面的大扫荡，日军的老冤家一分区首当其冲。在此之前，发生在1941年的秋季大扫荡号称“六十六天大扫荡”；日伪军在1943年秋季发动的大扫荡足足持续了九十多天，号称“百日大扫荡”。由于这场大扫荡开始的时候，聂荣臻等领导人已不在晋察冀，去了延安，所以领导1943年秋季反扫荡的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是肖克和程子华。
1943年的矛盾斗争看似结束了，但又没有结束，为一分区这场矛盾斗争告一段落的，是1944年秋天的那次晋察冀八路军体制改革。
肖克是身经百战的战将，他的某些战略思想无疑是很高明的。从1943年7月到1944年4月的近一年时间，聂荣臻不在晋察冀，肖克行使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指挥权半年多之久。可是，1944年的4月，肖克奉命到延安参加“七大”晋察冀代表团，他准备进行的战略举措还没来得及实行。
但肖克这一次延安之行，起码成就了两件事：第一，在晋察冀“七大”代表团中领头对聂荣臻的保守军事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成为晋察冀“批聂派”的一面旗帜；第二，他提出的对晋察冀军区实行改革的军事思想得到了晋察冀代表团的一致拥护和延安的批准。
肖克走后，程子华担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1944年秋，依照延安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察冀军区进行改革举措——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
从以后晋察冀的战争趋势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改革，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八路军组建为几个相当于“军”的野战纵队，走向大兵团作战模式，成立野战纵队的基础就是这四个二级军区。
在协商安排晋察冀军区这四个二级军区领导人的人选问题上，程子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无疑得到了同样具有战略思想的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赵尔陆、四分区政委刘道生、四分区参谋长易耀彩的鼎力支持。
为了深刻认识1944年秋季这一军事改革的实际意义，我们做一次简单的历史回顾。
1937年11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县成立，下设四个军分区，八路军总计投入兵力两千三百余人，其中成建制的主要作战部队是杨成武的一一五师独立团一千七百余人。当年底，成立晋察冀军区和下属四个军分区的时候，晋察冀军区发展到兵力有万余人，其中杨成武一分区占兵力七千余人。到了1939年，肖克来到晋察冀，成立挺进军的时候，晋察冀有兵力三万多人，其中大约有半数，一万五千人以上是一分区部队。1940年的百团大战，晋察冀部队发展到顶点，总计四万多主力部队中，一分区部队将近半数，近两万人。
当时除陈庄战斗之外的晋察冀所有重大成果的战斗，都可以看见一分区参战部队的影子，或者说，都是在一分区部队的积极参与下才取得的。几乎成为惯例，每逢日军对阜平县的晋察冀领导机关进行大扫荡，聂荣臻招去保驾的部队也都来自一分区。杨成武及其所辖一分区主力部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从1937年到1939年，晋察冀军区曾经成立过赵侗的五分区、孟阁臣的六分区，但随即都被取消，到1939年的5月，晋察冀军区在雁北地区成立由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五军分区。至此，晋察冀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与晋察冀并行的冀中军区也下设五个军分区，加上肖克的挺进军（1940年以后开始设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军分区），这个靠近平津的华北地区共有八路军三支武装力量，十万余武装力量。
从现实看，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不发达农业国家，所以晋察冀、冀中、挺进军这三支八路军也基本上是以小农经济的方式来管理的。反观，拥有现代工业基础的日本，是以较现代化的方式来管理军队的。日本一个华北方面军，统管有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这几个省的广大地域，面对包括晋察冀、晋绥、太行、山东这几支八路军可以同时作战，且占据优势，这是小农经济的一家一户分散作战方式的八路军所无法比拟的。
1942年初，挺进军撤销，合并进晋察冀军区，深深感受到“小生产式作战方式”局限性的肖克，开始萌生“统合地域作战方式”的军事思想。挺进军被撤销的第二年，1943年，冀中军区也被撤销，划归晋察冀军区领导。此时的“大一统”的晋察冀军区，下设十三个军分区，其中，原晋察冀军区五个军分区；原冀中军区四个军分区（原有五个军分区，其中一个处在平津之间的十分区已经被划归给挺进军管辖）；原挺进军四个军分区（即十分区、平西十一军分区、平北十二军分区、冀东十三军分区）。
有一点要提到的，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1942年“五一大扫荡”开始后，最先沦陷的冀中地区是处在平津之间的十分区。此时在冀中内陆的八、九分区，还处在一片和平的景象之下，全无一点紧张的气氛。日军摸透了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性，把“分而治之”做得十分充分。
从十分区最先撤退的机关和部队，也是最先接到了撤退到冀西山区的命令。但他们过平汉线铁路到冀西地区之后，最先想到的是向在平西的隶属上级挺进军报到。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挺进军在几个月前已经被撤销。因为挺进军已被撤销，平西地贫，无法养活这许多机关部队，所以才暂时被一分区留置并收容。
到1943年7月聂荣臻离开晋察冀赴延安开会的时候，晋察冀依旧是这个形势，只是更恶化了，因为丢掉了冀中军区的五个军分区，尤其丢掉了冀中这个维持晋察冀存在的大粮仓，使整个晋察冀军区四万主力军队，还有从冀中转移过来的人员都处于半饥半饱之中。
冀中八路军撤离的半年之后，原在冀中扫荡的鬼子兵都已离开，冀中的同志强烈呼吁“打回老家去”，重回冀中。但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领导层没有同意，这就是后来聂荣臻在延安饱受批评的冀中政策之一“该回时没回”（另一个是“该撤时没撤”）。
1944年秋季开始的晋察冀军区机构改革计划，无疑是为了摆脱困境的一次重大尝试。
根据中央的指示，从1944年10月开始到年底，晋察冀军区将原有的十三个军分区，扩编为十八个军分区（1945年9月进张家口后，晋察冀军区又在冀察军区的管辖内增加了第十九军分区——察北军分区），分由四个二级军区来管辖。
其中以平汉线铁路为分界，东面的平原地区成立两个二级军区，即恢复原有的冀中军区，辖第6－10共五个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林铁任政治委员；同时扩编原冀东军分区为二级军区冀热辽军区，辖第14－18共五个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平汉线铁路以西，原来所谓的“冀西山区”，即晋察冀军区和挺进军所在地区，地贫人稀，依旧分割成两部分。其中，包括晋察冀军区在内的河北省、山西省结合部的这一块成立冀晋军区，辖第2－5共四个军分区，赵尔陆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河北省、原察哈尔省结合部的这一块成立冀察军区，辖第1（当年叫“北岳军分区”）、第11（平西军分区）、第12（平北军分区）、第13（察南军分区）共四个，以后又增加一个察北军分区。
不知道读者注意到没有，上面这四个二级军区的建立，原挺进军所在地区得到了加强和重视。或者说，原挺进军在1939年到1942年未能实现的扩编目标，在1944年的晋察冀八路军改革中得到了实现。
首先，这四个二级军区中的“冀察军区”，其实就是原来挺进军的平西、平北地盘加上一分区，合并而成。其中，一分区的地盘被“一分为二”，原易涞定徐满地区不变，只划走了一个蔚县，再加上新开辟的怀安、宣化、张家口地区，这块原本属于张家口日军眼皮子底下的地区，被扩编为新的察南十三军分区（1944年以前的老十三军分区是冀东地区）。
其次，这四个二级军区中的冀热辽军区就更不用说了，冀热辽军区的前身原本只是挺进军下面的一个军分区冀东军分区，现在扩编为下面有五个军分区的二级军区。特别是原挺进军在冀东的十三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这一次提升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在四个二级军区司令员的任命中最为显眼。
这四个二级军区成立之后，杨成武没有被留在他最熟悉、也工作了七年之久的冀察地区，而是被分配到他一无所知、也从未工作过的的冀中地区。冀察军区司令员交给了曾任二分区司令员、从来没有在冀察这个地方指挥过战斗的郭天民；冀察军区政委交给了原四分区政委刘道生；冀察军区参谋长交给了原四分区参谋长易耀彩。
在这新成立的四个二级军区中，冀察军区的力量最强，其次是冀晋军区。原因是这两个二级军区都是原盘接收了原有的主力团和地方部队，自己捡了个现成。
由冀东军分区升格的冀热辽军区属于“小扩大”，在原有一个军分区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只有冀中军区，因为原有的主力团都被吕正操带走，合并进晋绥军区，所以杨成武等于“从无到有”，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相比起来，他最不容易。
杨成武走，一分区划归到冀察军区，旧有的一分区小圈子被打开了，使原来一分区的干部和部队优势资源得到了充分发挥。原一分区庞大的干部群体一分为四，除一分区自己保留相当干部外，其余半数左右的干部分别进入冀察军区、冀中军区和冀热辽军区。一分区部队也得到了充分使用，不像以前那样仅在小地区、小范围内使用了，而是统一调配，在更大地区、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肖克曾经梦寐以求的“调一分区主力部队过来作战”设想，在郭天民那里得到了实现。
1944年10月郭天民一上任，立即下令：将原来几年间一直在涞源县活动的一分区二十团调给察南军分区，赴蔚县、怀安县活动；在1944年12月杨成武离开满城县慈家台，奔赴冀中之后，原几年间一直在满城县活动的一分区主力三团，也马上被调往蔚县，与在怀安县活动的二十团成“掎角之势”，相互配合，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几个主力团都调走了，一分区后方兵力空虚怎么办？郭天民将原来一分区的四个地方支队全部升格为主力团。其中，实力最强的龙华支队、即马辉二区队升格为四十五团，在蔚县、涞源县交界处活动，以保证三团、二十团的后方通道。其余涞源支队、保满支队、易定徐支队，分别编成只有四个连的新一团、新二团、新三团。
还有一个抗大二分校一大队组建的一分区教导队呢？
郭天民一上台，就把一分区教导队拉出了一分区，拉到冀察军区门下，改称为“冀察军区教导队”。在郭天民眼中，虽然你这个教导队队长是晨光、政委李青川，而且教导队里有部分一分区老兵。但你这个教导队基本上是由抗大二分校一大队组成的，本来就不是你的基本部队，我拉走有什么不可？再以后，郭天民在冀察军区教导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这四个二级军区中独一份。
毫无疑问，冀察军区的实力在郭天民、刘道生的操作下更强了。
成立这四个二级军区，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改革计划。肖克1939年在挺进军时期想得到，却没能得到；1942年想在徐德操帮助下得到，却没能得到的效果，在1944年底却得到了实现。同属于“北岳地区”的平西、平北和相邻的狼牙山一分区不再“鸡犬朝夕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终于成为了一个关系紧密的战斗集体。
尤其这四个二级军区的建立，颇具战略眼光，为以后在晋察冀范围内成立野战纵队，进行大部队整体协同作战创造了条件。因为每一个军分区的实力，只能够成立一个旅（师）；而每个二级军区的实力，却能够成立一个纵队（军）。
当然，仅有设计师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具体落实设计规划的工程师，郭天民就是一位手段高超的工程师。郭天民成立冀察军区，他没有把冀察军区司令部的地点放在条件较好的一分区，而是放在原肖克挺进军的旧址——涞水县李各庄，这个具体行动已经充分说明：他继承的是肖克未完成的做法，走的是挺进军发展规划，他是沿肖克军事思想向前走的，而不是走一分区模式。
在1944年秋成立的这四个二级军区中，说杨成武的难度最高，应该没有争议。杨成武再一次向世人、也向历史展现了他不同凡响的军政素质和非凡的才华。那三个二级军区在成立的时候都有基础，属于“现成继承”，唯独冀中军区，属于一无所有。杨成武到冀中后拉起的主力团，有的一个团才只有一挺轻机枪，而且是在日伪军无数的炮楼包围下组建起来的。所以，难度最高的是杨成武。冀中军区是当时唯一一个无法穿军装、只能穿便衣的二级军区。
但没有人能认识到，虽然冀中遭受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后的两年严重打击，但冀中地区经济的富足、人口的密集，仍然是贫瘠的冀察、冀晋、冀热辽几个地区所远远无法比拟的。解放战争三年，晋察冀解放军几乎近一半的兵员都出自人口稠密的冀中地区。
杨成武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员，他没有喊为难，毕竟是升迁，不是平级调动。他想起了跟他圆满合作过的李志民，于是点名要李志民过去，担任他的副手，冀中军区副政委。以后李志民担任晋察冀野战纵队政委，兵团副政委、政委，杨成武总是顶力支持。这一连串的高层职务为1955年李志民授衔上将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4年晋察冀八路军实行军事改革，最大的赢家之一还有黄寿发。杨成武在一年前，1943年的奋力反击，不惜得罪许多晋察冀军区主要领导，向司令员聂荣臻直接申诉，主要目的，不就是为在平西十一军分区受屈的黄寿发伸冤吗？这个在1943年未能达到的目标，在1944年秋季得到了实现。我想是来自延安的批复，在延安的聂荣臻为其美言，应该也是重要的原因。
黄寿发1944年10月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对比在一分区时期曾比他低一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王道邦，当时王道邦到冀中后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九分区代司令员兼政委（以后让出政委一职给陈鹏，解放后的华北局书记）。当黄寿发在1945年底就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的时候，王道邦是杨成武纵队的第八旅旅长兼政委，依旧比黄寿发差一个台阶。
黄寿发如果在1947年不犯下“杀妻之罪”，1955年也可能是个中将。可惜了。
从我搜集到的一分区和平西知识分子干部的评论中，黄寿发的口碑其实不差。他可能与杨成武相仿，同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要差一些，但是同下层、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则很融洽。只要看看石坚等人的回忆文章就知道了。
相反，曾在平西工作过，在晚年仍旧坚持“黄寿发从1942年就是个坏人”的那些军队干部，无意中也帮了我一个大忙。我曾打算下点功夫，找出1942年底在平西十一军分区给黄寿发罗织出罪名的那些人来，结果，“得来全不费功夫。”
您别笑话，看着眼前这几个人名，都是一个个抗战年间在平西工作过的老同志，1955年的上校，六十年代晋升为大校，而且都在解放军总部工作。我曾想：如果当年，1942年，杨浩被黄寿发、熊奎留在平西，而不是跟着徐德操去了一分区，他会是眼前这些人的对手吗？
当然不是。黄寿发在平西的垮台，成为必然，而且势必连累到在一分区的徐德操。
戈焰对我说过，她在一分区外号“小钢炮”，杨浩在一分区外号“大炮”，都属于口无遮拦又没有心机之徒。这些带“炮”的外号，就是那几个“丘八”领导给起的。
实际上，杨成武在冀中的苦日子只过了半年，就形势大变。
1945年8月，日军突然投降，抗战宣布胜利，出乎中共每个领导人的意外，以致远在延安的各解放区领导人千方百计乘坐了美国的军用飞机才能迅速赶回来。
与此同时，日伪军在冀中的据点炮楼，顿时间土崩瓦解，杨成武的冀中八路军迅猛发展，成为这四个二级军区中最具发展前景的潜力股。
你说，该不该感谢1944年晋察冀八路军的军事改革？
应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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