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南阳人都有一种洪洞情结，他们或见诸于史书、族谱，或听老辈人口碑相传，说自己的祖上系洪洞移民，根就在山西洪洞的大槐树下。一时间，好象移民都是来自洪洞县。
笔者经过数年的研究认为：明、清之际，确实从山西洪洞迁徙到南阳一大批移民，但这些移民的祖籍不一定就是洪洞县。而是来自山西的汾州府、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平阳府等地的五十一个县。另外，当时还有少数从浙江、江西、山东等地迁到南阳的移民，因祖上没有留下迁民的记载，受来自洪洞移民的影响，人云亦云，也说祖先来自大槐树下，造成了寻根文化的一种误区。
本文拟就明、清二代洪洞移民的情况进行剖析，透过历史屏障的洞察力，对此事进行全面论述。
南阳为何要从洪洞移民呢？因为当时南阳属于一个战乱区和重灾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不得不从外地大量移民。
元末，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各种天灾不断发生，造就了民不聊生，人烟稀少。据史料记载，元代的各种天灾高达500余次。其中，水灾92次，旱灾86次，雹为69次，蝗灾61次，地震56次，山崩29次，风灾42次，霜雪之灾28次，疫灾20次，还有灾情不明的“歉饥”59次，水旱之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天灾。特别是黄河决口后，吞没村庄，尸横遍野，良田被淤，一片汪洋，统治阶级不管不问，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南阳境内，淮河、白河、湍河那些年也经常泛滥，山崩水涌，平地溢水。如《新野县志》载：“元至元二年（1336年），五月大水，大霖雨。三十日，白、湍河大溢。”由于水灾，“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土，人相食”的悲剧在境内时有发生。洪水过后，又多次出现了旱灾，河水断流，井水干涸，土地干裂，庄稼绝收，不少地方民众吃水都成了问题。接着是蝗灾和疫病。“飞蝗蔽天，禾稼俱尽”，“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又馨则人相食”。疫病的流行又造成了很多人命归西天。
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无生路。天长日久，苦难深重的灾民忍无可忍，终于酿成了元末的红巾军大起义。“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农民起义的浪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其中王权、孟海马、张春等人领导的南阳人起义在中原地区影响颇大。他们杀贪官，惩恶霸，开仓济贫，得到了民众的拥护。1352年正月，王权义军在南阳城西一带大挫元军，杀元朝大司农、宣徽使铁木耳於诸葛庵。接着攻进了宛城，擒斩元将述鲁花赤和知府周喜同等文武官员27人，元顺帝急忙派重兵来围剿南阳的义军，并在南阳、邓州一带，设置“毛葫芦义兵万户府”，以免除差役为诱饵，招募乡勇，组成地方武装，配合官军，以围剿镇压起义军。元大将矢刺巴都又率精兵数万，向义军猛扑过来，双方在宛襄之间展开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元行河南中书省左丞太不花趁机复占南阳城。闫三月，元顺帝命诸王亦怜直班、爱因班，参政知事也先帖木耳与行陕西中书省平章知事月鲁帖木儿等合剿宛、襄红巾军，在南阳杀人无数。王权退守邓州，矢刺巴都很快率军将邓州团团包围，猛攻猛打。尽管城中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惨遭失败。元军入城后，疯狂屠杀，将起义农民和城中百姓几乎杀尽，街宇房舍全部烧光，并把内外二城用炮火轰为平地。矢刺巴都还纵容元军在邓州周围烧杀抢掠，过去义军所占的城池纷纷复被攻破。当时，孟海马率领的义军已攻克了襄阳、荆门等地。王权兵败，退守襄阳，五月，矢刺巴都攻陷襄阳，王权被捕，英勇就义，南阳红巾军起义宣告失败。由于元军的大肆屠杀，邓州城被毁，“无居守者十余年”，城周围形成“无人区” 。元季邓州“民流城破，阖境数百里，草昧于荆棘者二十余年。”“元朝，境内民众除因战争、疾病而死亡者外，大部逃至湖北、四川等地。向以人烟稠密著称的南阳盆地变得地旷人稀。”
除了元军在南阳境内的大屠杀外，明军在南阳境内的恶战也是造成人烟稀少的一个原因，据《南阳地区志》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遣征戎将军邓愈率襄汉兵取南阳以北未 州郡。愈遣指挥王成，吴复等进攻南阳，途中败元兵于城南瓦店，并乘胜追击，直抵南阳城下。三月十六日，邓愈率襄阳、安陆、江陵各军进攻南阳，攻克城池，生擒蔡国公史可新等27员，军士1500人，南阳归明朝。据《方城县志》记载：明洪武元年四月，元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郭云（裕州人），聚兵孤守泉白寨（今杨集乡寨坡），明大将军徐达遣指挥葛谅围攻，郭被俘，降于明。明授郭为漂水（今江苏漂水县）知县，后升南阳卫指挥佥事。据《唐河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年，唐州兵饥，杀指挥，南阳郡县相继响应。将军杨璟自泽州自唐，谕散协作，攻占唐州，兵乱被平。其它县志也记载了明军入南阳后，在境内同元军厮杀的情况。打仗就要死人，就要流血，南阳境内更是“十室九空无人处，万户萧疏鬼唱歌”。
众所周知，南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为“吕申之国”。周时，境内封邑十余处，人烟稠密。封于荆蛮的楚国就是在丹浙交汇处崛起的。周宣王时，申伯以王舅的身份建立了谢国。战国时期，“宛，亦一都会也”，经济发达，人口日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多行暴政，人口无增殖。两汉时，“召信臣为南阳守，百姓归之，户口倍增。”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南阳郡359316户1942051人，占河南人口的15.38％，占全国人口的3.26％。时全国百万人以上的郡15个，南阳为其一，居长江流域之首。西汉末年，王莽暴政，大旱蝗灾，“死者十六、七”，户口大减。东汉时因光武帝刘秀发迹于此，南阳被称为“南都”、“帝乡”，皇亲国戚聚集于此，城内“王侯将相第宅相望”，境内户口又增。至永和五年（140年），有52区551户2439618人，占河南人口的24.6%，占全国人口的4.3％，居全国各郡之首。为古代境内人口的鼎盛时期。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境内人口锐减，特别是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曹仁屠宛城，烧杀抢掠，城邑全毁，大批人口流徙死亡，“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造成南阳人口有史料记载以来的第一次惨重损耗。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全境63500户317500人，不及东汉人口的八分之一。晋末，战乱四起，军阀割据，“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用竭，民多饥死”。境内户口再次锐减。至南朝宋大明元年（457年），全境仅存13125户76088人。隋大业时有179510户897550人。唐朝中叶，全境水灾绵延，居民漂溺者众，至天宝元年（742年），有85698户347621人。宋时，因历年战争和自然灾害，人口死亡惨重，大批难民南逃，南阳人口遭到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二次大损耗。金元战争，又使人口耗减的时间延续200余年。
纵上所述，由于天灾人祸等多种原因，到元皇庆元年（1312年），偌大的南阳府，五州十三县只剩下692户4893人，占河南人口的0.58％，十几个县不如现在的一个集镇大，人口可想有多么的稀少。
南阳人口濒临灭绝的边缘，它成了明王朝初期关注的一个重要地区。
大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移民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明督府左断事高巍奏本说：“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户部郎中刘九皋也曾说：“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朱元璋曾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宽，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一个分批分期规模宏大的移民潮在晋南地区拉开了序幕。
从各种历史资料上看，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二年，直至永乐十五年，历时近50年时间。
永乐元年，南阳府的裕州知府也曾上奏朝迁“本州地广民稀，山西泽、潞等州县地狭民稠，乞于彼无田之家，分丁来耕。”得到了朝廷的同意。这说明，洪武和永乐二朝，从山西移民到河南、河北等地，是朝廷上下达成的共识，是一种政府行为。
明朝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大规模的则是民屯，移民就“宽乡”，使丁多地少地区的农民得到足够的粮食。为地多人少的地方补充一批劳力。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资料载：从山西的平阳、泽州、潞州汾州直接迁往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时间是：洪武二年、三年、九年十一月、十三年五月、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月、二十五年八月、十二月、二十八年正月、三十五年元月。永乐二年元月、三年九月、四年正月、五年五月、十四年十一月、十五年五月等。
迁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开始时迁民的重点对象是“有丁无田”或“丁多田少户”，其中也有人是自愿的。洪武三年曾有定制，以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每户给十五亩，又给二土田地种蔬菜，有余力者不限顷亩。对屯田的移民，朝廷给以耕牛、种籽和路费，还免赋役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从而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加速了荒地的开垦。但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离开故土。明王朝在总结了经验教训后，制定了徙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见《洪洞县志》资料丛书）的比例迁徙，并规定凡移居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洪洞县志、古迹》，然后从那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宦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甚至出现如民间传说的那样用诱骗的形式，官府预先张贴示说，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到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必须到大槐树下向官府央求。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将大槐树下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对于这个传说，笔者从独山北麓的陈姓人家，社旗的宋姓祖谱中得到了证实。
洪洞县城北贾村广济寺的院内，有株“树身数围 ，荫蔽数亩” 的汉槐，汾河滩上的老鹤，在树叉间构筑 窝巢，密密匝匝，叫声连天，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明王朝在树下设立了移民局，派员在此给外迁人员发放凭照川资，办理关手续，这里实际是各府县迁民的集中和开拔之地。临离大槐树时，迁民们和亲人哭啼告别，或捧走几把黄土，或捡走几片树叶，或将槐 树种带往新迁地种植，并将这段记忆传诸家人后世，就这样，洪洞县是“根”，大槐树是“家”，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开来，数百年来，成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只要认定大槐树是家的迁民，当时绝大多数没有文化，只能以传说告诉后代。
元朝的南阳府，管辖的地盘很大，治南阳县，辖5州（唐、邓、裕、嵩、汝），13县（南阳、穰、新野、泌阳、方城、舞阳、叶县、梁县、鲁山、镇平、内乡、郏县、卢氏），隶属于河南行省。
据《南阳地区志》记载：“明朝初叶，推行‘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政策，仅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就7次将山西等地数万民众移居南阳、镇平、内乡、邓州、新野、裕州、唐州诸州县。”因长期战乱，河南人口锐减，明朝统治者令山西等省‘有丁无田’，‘丁多田少’户迁居南阳、卫辉、归德等 地，因管理迁民的机构设在洪洞县，故称之为‘洪洞移民’。”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户。“正统时（1436－1449年），从山西流亡至南阳者十余万户。” 景泰年间（1450－1457年），山东、山西、顺天等地破产农民大量转徙到南阳、唐（今唐河县）、邓州、汉水沿岸谋生。”
前几批的迁民，属于政府行为，而后来的山西、山东、顺天迁民，或因饥饿，或投亲靠友到南阳，属于个体行为。
永乐年间裕州知州的上奏报到朝迁后，“上命户部如所言行之”。雍正《泽州府志》载：“永乐年间，诏泽、潞等州无田民，分丁赴裕州垦荒。此次人口的迁入，与明代裕州人口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内乡县志》记载：“元朝末年，由于社会动乱和灾荒，全县人口减少。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政府多次从山西洪洞县大批移民于此。移民按军事编制，以营为单位，于大槐树下集结。移入内乡后，使以其姓氏缀以营或住地的地势为村名，今内乡的村名中×营、×坡、×沟、×洼的很多。每次移民约200多户，500余人。”《新野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每平方公里仅有五人左右。”政府不得不从外地移民。《邓州市志》记载：“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年），元军血腥镇压邓人王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州城周围形成历史上有的‘无人区’”。“明洪武年间，大规模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邓，其中山西迁邓人口最多。”“唐宋时期，邓州人口数量最多时近30万人。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急剧下降为6363人。”《镇平县志》记载：“宁元之初，居民大量南迁，人口锐减，明初招抚移民，人口缓慢增加。”
在南阳府的其它地方，如汝州时辖郏县、鲁山县，正德《汝州志》卷11载：本州分四乡，在城东关及官庄保等11保，“俱迁民散处。”又记鲁山县来安等21里，“俱迁民散处。”裕州时辖舞阳、叶二县，《国榷》卷13永乐元年三月乙未条纪：“以泽、潞民稠土狭，兮佃裕州。”嘉靖《舞阳志要》曰：“土著之民寡，流徙之民半。“今舞钢区枣林乡王楼村西地有咸丰四年王思风等人所立王氏始祖墓碑一块，内记：”祖原藉洪洞县大槐树，自明初迁居，有兄弟三人，各挈铜佛居于此，建修楼房，因名村曰王楼”。
首先是人口增多，调整了劳动力结构。据《南阳地区志》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境有14883户91244人，分布于南阳、镇平、唐县、泌阳、邓州、内乡、新野、裕州、舞阳、叶、淅川、桐柏12州县。1-1.9万人的县有内乡、舞阳、叶县、南阳县；不足1万人的政区有邓州、唐县、新野、裕州、泌阳、镇平县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境内人口大增，政区人口分布发生较大变化，4-7万人的为舞阳县、邓州，2-2.3万人的有裕州、叶县、新野县、内乡县、唐河县、泌阳县，不足2万人的县有淅，川、南阳、桐柏、镇平县。
另据明《嘉靖南阳府表》记载：“《元史·地理志》，南阳府户692，人口4892，此元初壬子数也。”“明万历时南阳府户43068，人口388433，见两河观风便览。”
南阳县：洪武二十四年户1756，人口10880，永乐十六年户1960，人口9648。正德十六年户1163，人口14995。镇平县：洪武二十四年户521，人口2943。永乐十年户461，人口3168。正德十六年户997，人口8666。唐县：洪武二十四年户920，人口5161。永乐十五年户847，人口5942。正德十六年户2861，人口26149。泌阳县，洪武二十四年户860，人口4417。永乐十年户847，人口5942，正德年间户1820，人口21860。南召县据《县志》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县境仍归南阳县，南阳府于今云阳镇设鸦路巡检司镇之。境内人口稀疏，不足万数。西北荒山荆棘未开，见一野人，毛长尺余，迂人笑而避去，后人名其为野人垛。后数年内，先后从山西省七次组织迁民，自该省洪洞县起程，经裕州来境，人口渐至数万人。”该县成化七年户1330，人口13017。弘治四年户口与成化十七年同，正德十三年户口与弘治四年同。桐柏县於成化十二年即1476年设置，十七年户928，人口11664。邓州，洪武二十四年户1266，人口6363。永乐十年户881，人口6315。正德十六年户2485，人口41911。内乡县、洪武二十四年户2293人口18151。永乐十年户2789，人口17052。宣德七年户3280，人口22682。景泰三年户3360，人口26430。天顺六年户3053，人口32944，成化八年户2092，人口27900，正德十六年户2089，人口28000，新野县，洪武二十四年户847，人口5064。永乐十年户892，人口7228。正德十六年户1980，人口30400。嘉靖四十一年户增至2911，军户240，匠户4，人口78630。淅川县设于成化六年（1470），隶属邓州，治设马蹬。翌年迁建县城（距今老城镇南3公里，1971年设于丹江口水库）。成化十七年户13590，人口18314。弘治四年户1513，人口19340。正德十六年户1684，人口19365。裕州，洪武二十四年户822，，人口4820。永乐十年户2161，人口12324。正德十六年户5568，人口33022。西峡县，元初将内乡县治由今西峡县城迁至渚阳镇（今内乡县城），旧县城改名峡口镇，后改称西峡口，设巡检司，为内乡县派出机构，见于旧志的第一个西峡口巡检为李适秀，其任职时间在元惠宗至元年间（1335－1340年）。洪武、永乐朝，由山西移民迁入境内。社旗县，1965年建县。“明永乐年间，由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迁民中原，定居社旗者多为汉族。”
洪洞称民迁南阳后，在境内建起了謻以姓氏命名的村庄。
靳岗乡位于南阳城西北郊，本名“葆真塬”。“塬”指四边有陡坡，顶上比较平坦的高地，这里又称“葆真原”，原来是明藩唐王七世孙的墓地。明朝万历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向山西移民时，有姓靳的人家迁徙于此，开中药店为业。因其地势处于高岗上，所以就将“葆真塬”改名为“靳家岗”，后来简称“靳岗”。
香铺位于城西北十二里河这滨，明朝有一姓杨的人家来到这里，以榨油卖油为生，因其生意兴隆，故名香铺，其中钖“油坊香油之香”和“生意经火”两层意思 。如今油香铺的村南地里，还有杨家祖上的坟地。
卧龙区蒲山镇的槐树湾街，亦称古槐镇，据说，明初的洪洞移民，来到此处后，不忘故乡之旧景 ，种下了一棵大槐树，闲暇时，移民后裔都要坐在槐树下聊天。到清初时，此槐已长得十分高大壮实。因槐树主干弯曲，以地物名村叫槐树弯。后来，“弯”讹写为“湾”。清乾隆时兴起逢双日集市，又名槐树湾街亦称古槐镇。
社旗县的晋庄，明末晋姓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故名。
唐河县的昝岗乡，也于系初昝姓自洪洞县迁此建村。村处黄土岗上，故名。
新野县的前高庙，传为汉代聚落，原名野柏岗，明初王姓由山西洪洞县迁入。后于村内高土台上建祖师庙，改称高庙。传七世，二门北迁千米，另建新村，称后高庙，此遂称前高庙。
邓州的夏集，明代夏姓由洪洞县迁此，清顺治年间成集市，故名。该乡的白塔村，洪洞移民集资建了一座白塔，至今碑和塔仍耸立村头。
宛城区的新店乡，后周庄系明末迁来，周姓紧换英庄村北建村，故名。下王庄系明末王姓兄弟从山西迁此定居，后形成南北两村，此村在南，称下王庄。张敏庄是明末山西洪洞迁来张姓居住，第三辈老人张敏，德重邻里，以人名村，张小洼是明初张姓从山西洪洞迁居草店，后北移至岗下河边建村，地势低洼村小故。樊庄是因明末从山西洪洞迁来樊姓定居而名，雷庄的村名来源于清初从山西徙来雷姓定居故名。袁庄系明末山西迁来袁姓建村而名。张雷庄是明末洪洞迁来张雷二姓建村而名。陈岗是明末山西迁来陈姓建村低岗故名。山东营是清顺治年间山东曹州府冯家集冯姓迁此建村而名。李店是清初山西迁来李姓建村故名，惠庄是因明末洪洞惠姓来此定居而名。曹岗系宋代元祐元年曹氏定居于地势较高处，故名，后曹姓绝嗣，明末山西迁来李姓定居，仍称曹岗。焦庄也系洪洞移民所造。小吕庄系清初山西洪洞迁来吕英吕耀兄弟，分居北、南两处，老二居南，庄名加小字，老大所住村名叫大李庄。潘营、大边庄，小边庄，小军帐营等村也是山西移民所建的村庄。
明末清初从山西洪洞迁到了南阳多少移民，分到了各县市区多少人，都是些什么姓氏，史书、志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现只能摘取部分祖谱来寻根溯源。
镇平县贾宋湾，现留有一块《张氏祖碑》，记载了张氏先祖张茂明洪武初年从山西洪洞迁到贾宋定居及分板枝的过程，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
《新野县汪氏祖谱》记载：汪氏家族，祖籍山西洪洞，始迁祖于明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迁至汪庄。有十世汪明照（监生）于大清道光二十一年立后汪庄汪氏宗派碑“的碑文为证。
据社旗县提供的《康氏族谱》记载：明天启7年，始迁祖携妻带子，两个妹妹，二弟及二世弟兄三人，从山西洪洞迁到泌阳县羊册乡西北官田洼东康庄，32年后在“木桥分手”，一支定居于沁阳县双庙乡西北林里村，一支定居于社旗县郝寨，分为上康和下康两个村。康煕年间一支又迁栗巴岗居住，现发展成为了一个大家族。
据宛城区蔡庵乡《李营老家、王营村家谱》记载：本派世祖李公讳琳，明末自晋南绛州千里跋涉，乔迁宛东，斩棘拓荒，建宅修舍，定居李营村，分支十三个村庄，现人口已达四千之众，成为当地的一个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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