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渚文明与埃及的关系，此前也有多篇博文论及。其中关键两个证据，一个“鸟站祭坛”符号就是古埃及国王的荷鲁斯名字，最早也是出自本博客。“良渚神徽”就是埃及法老内梅什巾冠头像，则是先受到一篇新闻稿启发，说一个玉器爱好者找到证据证明埃及文明是良渚人所创造的，证据就是良渚玉器的图画就是吉萨狮身人面像头，但该新闻均未给出图片。因此也可以说这两个关键证据均出于本博。
下面是《鹰蛇之夏》摘编。友情提醒，抄袭必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中，越国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越国似乎不是姬周分封，而又被认为是华夏族起源的诸侯国。越原本并非民族之称，越原指天下九州岛之一的扬州，《尔雅·释言》越，扬也。越国主要以绍兴禹王陵为中心。越国前期的核心统治区域主要在今天的浙江省诸暨、东阳、义乌和绍兴周边地区，其早期都城即在该区域内迁移，定都会稽（绍兴）。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后，势力范围一度北达江苏，南入闽中，东濒东海，西达皖南、赣东，雄踞东南。据考证，吴越两国同俗同言，普通民众操古吴越语，统治阶级则操上古汉语的一个分支。
越国来源在古代各史料中众说纷纭，主要有楚王族芈姓后裔说、夏朝王室姒姓族裔说两种。现代学者曹锦炎又提出彭姓诸稽氏说。另外，根据现代考古发现，有些学者认为越国可能是继承自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关于越国史料记载有《史记·越本纪》、《吴越春秋》、《战国史》、《越绝书》等。《吴越春秋》是东汉会稽人赵晔着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该书钞撮古史，编年记事，以补《国语》、《左传》、《史记》不足之处。据三国时代孙吴的学者韦昭的《国语》注：“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郑语》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引《世本》说：「越，芈姓也，与楚同祖。」浙江大学教授曹锦炎从三个角度考证越王的先祖是祝融八姓之一，属于彭姓诸稽氏。依据是越王名“者旨于睗”中“者旨”被认为是“诸稽”，其次，越国有诸稽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国语·吴语》则作：“乃命诸稽郢成于吴”，这些都被认为越国源于诸稽氏的证据。
《史记·越世家》则记载越国为夏朝少康庶子的后裔，国君为姒姓：“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 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吴越春秋》有大禹“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的记载，还记载大禹在会稽诛杀防风氏，以示威信：“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禹驾崩，葬在越地。夏后帝少康恐怕禹迹宗庙祭祀断绝，把其庶子封到越地（今会稽），号称无余。《吴越春秋》记载：“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三国时代东吴中书令贺邵之子贺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
杭州湾一带在5300-4200年前，曾出现有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延续上千年后被认为突然消失了，其文明程度在末期也发生了急遽衰退。良渚文化的出现大约与古埃及第0王朝时期同步，这与大禹（那尔迈）巡游天下、葬于会稽的传说在时间上存在吻合性。良渚文化与古埃及存在太多的相似性，甚至包括一些“不可置疑”的文化遗留特征铁证。
在良渚玉琮、玉璧、玉钺等各种玉器上一般都雕刻有所谓“神人兽面纹”，这也是良渚玉器的典型特征，也被称为“良渚神徽”。实际上所谓“神人兽面纹”中神人其头戴的正是埃及法老内梅什巾冠，在鹰蛇之夏篇中已经介绍了这种王冠，考古已发现至少在第一王朝Den（彤）国王的一个象牙雕刻上就有他头戴该巾冠打击敌人的雕像。内梅什巾冠整体是鸟的翅膀象形，通常做成黄蓝相间条纹带，象征着鹰的一根根羽毛。对比良渚神徽图案，条纹在耳后的立体感弯折都表现了出来。甚至有的神徽在局部细节处理上，通过在头箍上表现条纹的相隔长短来表现蓝黄相间条纹，或者直接表现出羽毛感。
（良渚神徽与法老巾冠）
在良渚玉器上还有一类被称为“鸟站祭坛”的“画符”，实质上就是古埃及国王的荷鲁斯形式的王宫门面名字，即荷鲁斯鹰站在王宫门面上。摘录一段关于良渚玉器上“鸟站祭坛”网文描述：“良渚文化玉器上还见另一种‘鸟立坛柱’类的平面雕刻图符，载体主要为晚期的璧和高节琮。这种刻符如绘画中的白描，轻描浅刻，若隐若现，却感觉极为凝重。如密码般的琢刻风格使此类图符已超越了纹饰的范畴与装饰的需要，属于表意画或刻画符号，甚至已属于原始象形文字的范畴。目前这类图符仅发现于璧、琮等具有明显神崇拜功能的玉礼器之上，因此有学者推测其类似于后世道教的‘咒符’，是良渚文化中作为人的巫师和以鸟形象出现的天神之间交流沟通的‘密码’。鸟是帮助巫师沟通天地的亲密伙伴，而此类图符也是良渚文化崇信鸟灵的又一物证。”在前古之证篇已经看到第二王朝拉内布（皇天后土）和第四王朝雷吉德夫（董康）的荷鲁斯名字出现在良渚玉璧上。良渚玉璧上还有一个像蚕蛹的符号，古埃及前王朝时期也有一个类似的荷鲁斯名字对应。
（良渚玉器上的埃及国王名字）
至于良渚玉器上所谓鸟站的“祭坛”实际是代表“王宫门面”，也就是国王的大宫殿、大房子，其王宫门面图形也往往是实际宫殿的象形。坐在宫殿里的国王就是“陛下”。良渚玉器的“祭坛”也不例外，也是实际大房子的象形，这种形式也正是皖南、浙江、江西、湖南，以及湖北、豫南等地一些民居山墙的形状！
（大房子山墙外形）
良渚文化时间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持续到古王国末期，禹非常有可能真的乘船巡游天下到达浙江地区，之后共工氏第二王朝、古王国时期持续到东方远航，因而在中国东部沿海良渚、大汶口等地留下了皇天后土（拉内布）、董康（雷吉德夫）等早期埃及国王的名字，而良渚神徽就是法老形象与一像牛头的动物头结合。古埃及人在第一个千年内实际上已经完成全球探险并非神话，《山海经》地理描述就是古埃及人全球探险结果的描写。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英国解剖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ElliotSmith，1871-1937年)先生就支持史前史的超级文明(hyperdiffusionist)扩散学说。史密斯认为，所有巨石文化现象，无论是在西北欧、印度、日本或中美洲，都起源于古埃及。
从埃及第三王朝时期，开始修建金字塔，到第四王朝时期，出现了古代世界奇迹吉萨三大金字塔。良渚玉璧有第四王朝雷吉德夫的名字，他在位时期可能修建了吉萨大狮身人面像，同时也很可能继续派出远征队在良渚地区建立拓殖据点。第四王朝时期是修建金字塔的鼎盛时期，在同时期的良渚地区也出现有大量土筑金字塔。在赵陵山、少卿山、绰墩山、皇宜山等地横亘于水乡沃墅上的一座座土丘，素来默默无闻。历朝历代，人们在土丘上修建寺庙，耕种庄稼，谁也猜不透它们所蕴藏的奥秘。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些土丘上发掘，发现了许多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区，大量玉器、石器、陶器和人体骨架等珍贵文物。这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土丘，原来是人工堆筑而成的，用以埋葬氏族首领、贵族和平民，也用作祭坛。无论是堆筑年代、形态和用途，它们都与古埃及古王国时代的金字塔惊人的相似。专家们形象地称之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专家王明达指出，中国良渚的“土筑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相比“毫不逊色”。据王明达介绍，良渚有100多座被称为“土筑金字塔”的高台土墩。因为属于土建筑，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只留下了一小部分的遗迹。但由这些祭坛和墓葬结合的复合遗迹，仍能看出当年的辉煌。
良渚古城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古城年代上限很可能是公元前2600年，下限是公元前2300年，这个时间段正是埃及第四和第五王朝时期。第四王朝雷吉德夫是芈服（左塞尔）的后裔，因此可以说「越，芈姓也。」因此曹锦炎考证越王的先祖是祝融八姓之一，属于彭姓诸稽氏，也存在非常大可能性。甚至吴国的“吴”地得名也很可能来自于祝融吴回。因此良渚时代就是埃及古王国祝融八姓在浙江建立的探险据点，并形成当时的一个方国。本书判断这个方国的名字在埃及文物中也记录中下来，就是“渚”字！
越国是芈姓后裔说或夏朝王室族裔两种说法都有正确性，芈姓后裔说是承继了古王国对应良渚的后裔，夏王室族裔说对应公元前1550-前1500年前后无余封于会稽建立越国,在良渚地区应该存在这两支古埃及夏人后裔。至于后来良渚古王国芈姓的后裔或楚国芈姓支系是否有另建越国，或者说越王勾践是无余的后裔，还是芈姓后裔，或其他，是可以保留待继续考证的问题。从无余到春秋时期的越国第一任君主夫谭（前565年─前538年），前后又有1000年的时间，此间世系失考。《吴越春秋》记载无余建立的越国传了十几代，不能自立，沦为庶民。其中有个人指天向大禹墓说道：“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民众大喜，请他主持祭祀大禹，承继越君之后，后有君臣之义，号称无壬。无壬的儿子无瞫继位，之后世系再度失考。数十代之后越王为夫谭，即允常的父亲，越王勾践的祖父。允常统治时期，越国成为一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