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渚文明与埃及的关系,此前也有多篇博文论及。其中关键两个证据,一个“鸟站祭坛”符号就是古埃及国王的荷鲁斯名字,最早也是出自本博客。“良渚神徽”就是埃及法老内梅什巾冠头像,则是先受到一篇新闻稿启发,说一个玉器爱好者找到证据证明埃及文明是良渚人所创造的,证据就是良渚玉器的图画就是吉萨狮身人面像头,但该新闻均未给出图片。因此也可以说这两个关键证据均出于本博。
下面是《鹰蛇之夏》摘编。友情提醒,抄袭必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中,越国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越国似乎不是姬周分封,而又被认为是华夏族起源的诸侯国。越原本并非民族之称,越原指天下九州岛之一的扬州,《尔雅·释言》越,扬也。越国主要以绍兴禹王陵为中心。越国前期的核心统治区域主要在今天的浙江省诸暨、东阳、义乌和绍兴周边地区,其早期都城即在该区域内迁移,定都会稽(绍兴)。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亡吴国后,势力范围一度北达江苏,南入闽中,东濒东海,西达皖南、赣东,雄踞东南。据考证,吴越两国同俗同言,普通民众操古吴越语,统治阶级则操上古汉语的一个分支。
越国来源在古代各史料中众说纷纭,主要有楚王族芈姓后裔说、夏朝王室姒姓族裔说两种。现代学者曹锦炎又提出彭姓诸稽氏说。另外,根据现代考古发现,有些学者认为越国可能是继承自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关于越国史料记载有《史记·越本纪》、《吴越春秋》、《战国史》、《越绝书》等。《吴越春秋》是东汉会稽人赵晔着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该书钞撮古史,编年记事,以补《国语》、《左传》、《史记》不足之处。据三国时代孙吴的学者韦昭的《国语》注:“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子,芈姓也。《郑语》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引《世本》说:「越,芈姓也,与楚同祖。」浙江大学教授曹锦炎从三个角度考证越王的先祖是祝融八姓之一,属于彭姓诸稽氏。依据是越王名“者旨于睗”中“者旨”被认为是“诸稽”,其次,越国有诸稽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国语·吴语》则作:“乃命诸稽郢成于吴”,这些都被认为越国源于诸稽氏的证据。
《史记·越世家》则记载越国为夏朝少康庶子的后裔,国君为姒姓:“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 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吴越春秋》有大禹“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的记载,还记载大禹在会稽诛杀防风氏,以示威信:“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禹驾崩,葬在越地。夏后帝少康恐怕禹迹宗庙祭祀断绝,把其庶子封到越地(今会稽),号称无余。《吴越春秋》记载:“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三国时代东吴中书令贺邵之子贺循《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
杭州湾一带在5300-4200年前,曾出现有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延续上千年后被认为突然消失了,其文明程度在末期也发生了急遽衰退。良渚文化的出现大约与古埃及第0王朝时期同步,这与大禹(那尔迈)巡游天下、葬于会稽的传说在时间上存在吻合性。良渚文化与古埃及存在太多的相似性,甚至包括一些“不可置疑”的文化遗留特征铁证。
在良渚玉琮、玉璧、玉钺等各种玉器上一般都雕刻有所谓“神人兽面纹”,这也是良渚玉器的典型特征,也被称为“良渚神徽”。实际上所谓“神人兽面纹”中神人其头戴的正是埃及法老内梅什巾冠,在鹰蛇之夏篇中已经介绍了这种王冠,考古已发现至少在第一王朝Den(彤)国王的一个象牙雕刻上就有他头戴该巾冠打击敌人的雕像。内梅什巾冠整体是鸟的翅膀象形,通常做成黄蓝相间条纹带,象征着鹰的一根根羽毛。对比良渚神徽图案,条纹在耳后的立体感弯折都表现了出来。甚至有的神徽在局部细节处理上,通过在头箍上表现条纹的相隔长短来表现蓝黄相间条纹,或者直接表现出羽毛感。
(良渚神徽与法老巾冠)
在良渚玉器上还有一类被称为“鸟站祭坛”的“画符”,实质上就是古埃及国王的荷鲁斯形式的王宫门面名字,即荷鲁斯鹰站在王宫门面上。摘录一段关于良渚玉器上“鸟站祭坛”网文描述:“良渚文化玉器上还见另一种‘鸟立坛柱’类的平面雕刻图符,载体主要为晚期的璧和高节琮。这种刻符如绘画中的白描,轻描浅刻,若隐若现,却感觉极为凝重。如密码般的琢刻风格使此类图符已超越了纹饰的范畴与装饰的需要,属于表意画或刻画符号,甚至已属于原始象形文字的范畴。目前这类图符仅发现于璧、琮等具有明显神崇拜功能的玉礼器之上,因此有学者推测其类似于后世道教的‘咒符’,是良渚文化中作为人的巫师和以鸟形象出现的天神之间交流沟通的‘密码’。鸟是帮助巫师沟通天地的亲密伙伴,而此类图符也是良渚文化崇信鸟灵的又一物证。”在前古之证篇已经看到第二王朝拉内布(皇天后土)和第四王朝雷吉德夫(董康)的荷鲁斯名字出现在良渚玉璧上。良渚玉璧上还有一个像蚕蛹的符号,古埃及前王朝时期也有一个类似的荷鲁斯名字对应。
(良渚玉器上的埃及国王名字)
至于良渚玉器上所谓鸟站的“祭坛”实际是代表“王宫门面”,也就是国王的大宫殿、大房子,其王宫门面图形也往往是实际宫殿的象形。坐在宫殿里的国王就是“陛下”。良渚玉器的“祭坛”也不例外,也是实际大房子的象形,这种形式也正是皖南、浙江、江西、湖南,以及湖北、豫南等地一些民居山墙的形状!
(大房子山墙外形)
良渚文化时间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持续到古王国末期,禹非常有可能真的乘船巡游天下到达浙江地区,之后共工氏第二王朝、古王国时期持续到东方远航,因而在中国东部沿海良渚、大汶口等地留下了皇天后土(拉内布)、董康(雷吉德夫)等早期埃及国王的名字,而良渚神徽就是法老形象与一像牛头的动物头结合。古埃及人在第一个千年内实际上已经完成全球探险并非神话,《山海经》地理描述就是古埃及人全球探险结果的描写。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英国解剖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ElliotSmith,1871-1937年)先生就支持史前史的超级文明(hyperdiffusionist)扩散学说。史密斯认为,所有巨石文化现象,无论是在西北欧、印度、日本或中美洲,都起源于古埃及。
从埃及第三王朝时期,开始修建金字塔,到第四王朝时期,出现了古代世界奇迹吉萨三大金字塔。良渚玉璧有第四王朝雷吉德夫的名字,他在位时期可能修建了吉萨大狮身人面像,同时也很可能继续派出远征队在良渚地区建立拓殖据点。第四王朝时期是修建金字塔的鼎盛时期,在同时期的良渚地区也出现有大量土筑金字塔。在赵陵山、少卿山、绰墩山、皇宜山等地横亘于水乡沃墅上的一座座土丘,素来默默无闻。历朝历代,人们在土丘上修建寺庙,耕种庄稼,谁也猜不透它们所蕴藏的奥秘。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些土丘上发掘,发现了许多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区,大量玉器、石器、陶器和人体骨架等珍贵文物。这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土丘,原来是人工堆筑而成的,用以埋葬氏族首领、贵族和平民,也用作祭坛。无论是堆筑年代、形态和用途,它们都与古埃及古王国时代的金字塔惊人的相似。专家们形象地称之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专家王明达指出,中国良渚的“土筑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相比“毫不逊色”。据王明达介绍,良渚有100多座被称为“土筑金字塔”的高台土墩。因为属于土建筑,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只留下了一小部分的遗迹。但由这些祭坛和墓葬结合的复合遗迹,仍能看出当年的辉煌。
良渚古城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古城年代上限很可能是公元前2600年,下限是公元前2300年,这个时间段正是埃及第四和第五王朝时期。第四王朝雷吉德夫是芈服(左塞尔)的后裔,因此可以说「越,芈姓也。」因此曹锦炎考证越王的先祖是祝融八姓之一,属于彭姓诸稽氏,也存在非常大可能性。甚至吴国的“吴”地得名也很可能来自于祝融吴回。因此良渚时代就是埃及古王国祝融八姓在浙江建立的探险据点,并形成当时的一个方国。本书判断这个方国的名字在埃及文物中也记录中下来,就是“渚”字!
越国是芈姓后裔说或夏朝王室族裔两种说法都有正确性,芈姓后裔说是承继了古王国对应良渚的后裔,夏王室族裔说对应公元前1550-前1500年前后无余封于会稽建立越国,在良渚地区应该存在这两支古埃及夏人后裔。至于后来良渚古王国芈姓的后裔或楚国芈姓支系是否有另建越国,或者说越王勾践是无余的后裔,还是芈姓后裔,或其他,是可以保留待继续考证的问题。从无余到春秋时期的越国第一任君主夫谭(前565年─前538年),前后又有1000年的时间,此间世系失考。《吴越春秋》记载无余建立的越国传了十几代,不能自立,沦为庶民。其中有个人指天向大禹墓说道:“我是无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复我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民众大喜,请他主持祭祀大禹,承继越君之后,后有君臣之义,号称无壬。无壬的儿子无瞫继位,之后世系再度失考。数十代之后越王为夫谭,即允常的父亲,越王勾践的祖父。允常统治时期,越国成为一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