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动用政府王牌

 

 

　　
　　“在中国，目前对经济影响力最大的还是政府，政府去哪里，开发就很容易跟到哪里，社会投资的集中，很快就可以在政府迁移的位置聚集，一旦使市场相信了政府的决心，分散的决策就会转化为协调一致的行动，新城建设的风险和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重庆市茶园新城区突然走俏，4月23日，重庆第七届高交会结束时，已然引资43亿元。
　　南岸区政府决定于2007年前迁往该地，被认为是增强对茶园新城区投资信心的主要原因。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对行政资源的重新配置，实行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正在成为普遍手段。重庆于4月完成的一份《区域经济发展与行政资源配置研究》课题更认为，这是政府在城市化中“必须”的考虑。
　　
　　政府搬迁热潮
　　《区域经济发展与行政资源配置研究》由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研究所担纲，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于今年4月完成。
　　该所所长、课题主要负责人李勇称，当前实现城市空间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搬迁政府所在地，进行行政资源的重新配置。
　　李勇称，课题旨在推动重庆加强城市空间战略的调整，而当前重庆一些区县政府成功的搬迁，已证明它对新城区发展的重要意义。
　　南岸区政府的搬迁被作为成功案例之一。茶园地区过去因一山之阻，经济多年停滞不前，1999年，随着交通的改善，它的区位优势立显。
　　茶园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风介绍说，“区政府决定搬迁行政中心，对经济、社会资源的集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实际上，该南岸区政府已是二度搬迁。在1990年代初，南岸区政府从上新街搬至其时尚是一片稻田的南坪，现在已是繁华的都市区。
　　刘风称，区政府决定搬迁，很大程度是南坪地区发展空间已趋饱和，政府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重庆，另一个高调动迁是重庆江北区政府。江北区府位于观音桥，地处该区核心商圈，同样面临规划空间容量已趋于饱和的压力。江北区寻找的突破点是寸滩镇溉澜溪———重庆市规划的江北城CBD边缘。
　　相较南岸区政府，这是个更加艰辛的过程。2004年动工的新的江北区政府大楼今年上半年即将竣工，落后已久的寸滩街道上上下下都不怀疑，这里将成为江北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4条高速路和渝怀铁路、港口专用铁路纵横交错，而随着重庆最大的火车站和长江上游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的建成，寸滩将成为重庆市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李勇认为，“政府不能指望仅仅宣布建设新城，就能够把所有经济活动转移过去。政府说服市场相信，未来的新城将是城市的另一个中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自己作为一张牌压出去。”
　　
　　行政功能力量
　　《区域经济发展与行政资源配置研究》课题组得出的结论认为，行政功能的迁移已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不仅在重庆，在中国同样适用，因此政府在此方面应有所作为。
　　该课题组认为，城市空间调整的最佳时机是在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即一个地区城市化率达到35%至40%。课题组称，这是对国内外一些城市的考察及相关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
　　城市化率达到35%至40%时，意味着城市化进入高速上升通道，这时政府就应思考新的发展空间，而城市化率达到70%-80%，政府就采取措施对高速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进行调整，当城市化达到90%以上时，就可能失去机会。
　　李勇解释说，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调节城市发展空间结构，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地价急剧上升，使城市竞争力下降，造成产业空虚，制造业外移，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不断增加。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重庆现在的城市化率已达35%，实际上，由于区域发展的差异，像江北区、南岸区这样处于主城核心都市圈的区域，城市化率都达到了90%以上，渝中区更达100%。
　　“之所以在这些区域调整行政资源仍然有效，是因为重庆房地产起步较晚，市场需求大，其价格在全国来说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李勇称。
　　并且，课题组专家们认为，行政功能是城市所有职能中对其他功能依附最小、带动力最强的功能，行政功能的去留，完全取决于政府。决策效率高，容易操作。而其他功能大多由市场决定，引导和说服工作时间长，见效慢，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发展机会。
　　从事城市化研究的重庆工商大学教授韩渝辉对课题的结论表示赞同，“在中国，目前对经济影响力最大的还是政府，政府去哪里，开发就很容易跟到哪里，社会投资的集中，很快就可以在政府迁移的位置聚集，一旦使市场相信了政府的决心，分散的决策就会转化为协调一致的行动，新城建设的风险和成本就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