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作为综合艺术,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精神,主要表现为天人和谐以及载道、畅神三方面。
中国画讲究天人和谐。如齐白石《青蛙图》,画一只小青蛙被抓住了,拴在岸边,另几只小青蛙跑过来,可能在想方设法营救小伙伴。在齐白石看来,青蛙不是人类的果腹之物,而是一个生命,跟人一样,同样有忧虑。这种“齐物论”思想,是符合生态保护意识的。
清代画家华喦的《腥羽寒溪图》,画水下三只鱼鹰追逐一条大鱼,题字写到“腥羽猎寒溪,搅乱一潭玉”,作者站在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角度,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郑板桥的《墨竹荆棘图》就更明显了,他借哲学家张载的《西铭》,阐述了一个道理。并不是说,竹子是君子荆棘是小人,没有小人君子就显不出来。而是在讲自然生态,荆棘和竹子并存是很正常的。“莫漫锄荆棘,由他与竹高。西铭原有说,万物总同胞”。在自然界,荆棘和竹子是互相依存的,强调既要开发自然又要保护自然。
从功能上来看,中国画的艺术精神还包括载道、畅神两方面。中国画之美,与求真向善联系在一起,好的作品都是真善美的统一。一般而言,中国画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载道,是对群体的,有其认识客观世界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种是畅神,是对个体的,帮助陶冶性情,实现精神超越。两种功能都是终极关怀,而且很多时候会结合起来,寓教于乐。
关于载道,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有一段画宫廷妇女正在对着宫廷镜子梳妆,画旁题箴文曰:“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猸,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讲人人都知道去美容,但不知道修炼自己的内心,试图起到一种道德教化作用。山水画也是如此。明代沈周的《庐山高》图,通过山的高来表现人的道德高尚。还有元朝水利专家任仁发的《二马图》,画一只胖马一只瘦马,题字曰:“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身而瘠万民,岂不殆污滥之耻欤!”这是一件反腐倡廉的作品,实际也涉及了道德教育。
关于畅神,很多山水画以及之后的花鸟画、人物画都有这样的作用,比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还有八大山人,一说到他,我们总会想到他的画作思想多表现一种愤懑不平的情愫,但其实到了晚年八大山人已完全超越了这种思想感情,他的《河上花》就是更讲求自然和谐的。
(文字来源:人民政协网;插图:赵春秋国画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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