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作为综合艺术，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精神，主要表现为天人和谐以及载道、畅神三方面。
中国画讲究天人和谐。如齐白石《青蛙图》，画一只小青蛙被抓住了，拴在岸边，另几只小青蛙跑过来，可能在想方设法营救小伙伴。在齐白石看来，青蛙不是人类的果腹之物，而是一个生命，跟人一样，同样有忧虑。这种“齐物论”思想，是符合生态保护意识的。
清代画家华喦的《腥羽寒溪图》，画水下三只鱼鹰追逐一条大鱼，题字写到“腥羽猎寒溪，搅乱一潭玉”，作者站在爱护自然保护生态的角度，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郑板桥的《墨竹荆棘图》就更明显了，他借哲学家张载的《西铭》，阐述了一个道理。并不是说，竹子是君子荆棘是小人，没有小人君子就显不出来。而是在讲自然生态，荆棘和竹子并存是很正常的。“莫漫锄荆棘，由他与竹高。西铭原有说，万物总同胞”。在自然界，荆棘和竹子是互相依存的，强调既要开发自然又要保护自然。
从功能上来看，中国画的艺术精神还包括载道、畅神两方面。中国画之美，与求真向善联系在一起，好的作品都是真善美的统一。一般而言，中国画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载道，是对群体的，有其认识客观世界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种是畅神，是对个体的，帮助陶冶性情，实现精神超越。两种功能都是终极关怀，而且很多时候会结合起来，寓教于乐。
关于载道，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有一段画宫廷妇女正在对着宫廷镜子梳妆，画旁题箴文曰:“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猸，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讲人人都知道去美容，但不知道修炼自己的内心，试图起到一种道德教化作用。山水画也是如此。明代沈周的《庐山高》图，通过山的高来表现人的道德高尚。还有元朝水利专家任仁发的《二马图》，画一只胖马一只瘦马，题字曰:“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身而瘠万民，岂不殆污滥之耻欤！”这是一件反腐倡廉的作品，实际也涉及了道德教育。
关于畅神，很多山水画以及之后的花鸟画、人物画都有这样的作用，比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还有八大山人，一说到他，我们总会想到他的画作思想多表现一种愤懑不平的情愫，但其实到了晚年八大山人已完全超越了这种思想感情，他的《河上花》就是更讲求自然和谐的。
（文字来源：人民政协网；插图：赵春秋国画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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