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拒礼理念

    曾国藩为官拒礼，是历史上少有的一幢清正口碑。而我们鲜见并应引起重视的不仅仅是他的拒礼事实，且是他为官之道的拒礼理念。

    我们从曾国藩处理礼品的作法就可见端倪。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湘军名将鲍超到安庆与曾国藩商量军务，来时特备了礼物，共十六包，其中有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曾国藩只从中挑了一顶小帽，鲍超只好把礼物都带回去了。另外他在为官期间，增多次写信嘱咐他的儿子曾纪泽，作为领导要做到：不许收下属送来的贵重礼物，更不能不收现金，如果是真诚朋友，也不能“不近人情”可以适当收下很不值钱的一点儿东西，但是绝不能因为关系就去违规办事。理由是，任何一位前来求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他们看中了领导手中的权力。如果领导收了贵重礼物，就得帮忙办事，满足下属的要求，而这样的办事往往会违反自己为官的责任和规定。

    在曾国藩看来，真诚的下属，还是不能冷了“好意”，做官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对下属“不近人情”，上级往往还是要靠下级去实现国家的理想的。所以他主张对待下属送礼，可避重就轻，适当在礼物中捡走一件很不值钱的东西，这样一来，即不伤了下属的好意人情，又不为收礼而心中生下“为人违规办事”的负担。在送礼者和受礼者两方心理上都远离手中的权利，而只谈情感和友谊。

    曾国藩能在中国浩瀚的官宦历史上落下清廉为官的口碑，我想，一定与他这个为官拒礼的特殊理念有关。

    事实上，曾国藩不收贵重礼物的拒礼理念在当时也真的起到了作用。因为曾国藩一直坚持不收下属的贵重礼物，所以，大多数识趣的下属就不敢再送礼了。

    另外，我们分析起曾国藩的这个拒礼理念的时候，也发现曾国藩在是否收受礼物这件事情的背后隐藏着“两怕”：

    一怕出现“不近人情”的情况。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很难做到的，在某些情况下，“不近人情”的领导难以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影响下属工作积极性。曾国藩只收了鲍超送来的一顶小帽，这种做法说明，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只能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件价值不高的礼品。二怕自己默认的“底线”被突破。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凡是超过价格线的礼品坚决不收。

    由此看来，曾国藩的做法是比较明智的。不收贵重礼物，也就不用办下属求他做的非分的事，这样就可以一身轻松地做官为国家和百姓办实事，即遏制了官人权利的贪欲，又给官人自己消减了“违规”的“礼情”负担。

    曾国藩在总结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兴衰的规律时，曾认为大户人家优越环境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少有大出息的，所以曾国藩特意不往家里放一分钱。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曾国藩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当清官而是做实事。也就是说，曾国藩拒礼是为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的拒礼理念的中心，就是为了清正廉洁的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利，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因为他认为，为国为民办事本来就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与我们现今提倡的廉洁执政，清廉为民，一心为公是不谋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