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惟群先生的《当代文学名家对当今文学的影响》(《文学报》第2009期)是篇有观点有识见有内涵的文章。他对“当今文坛的知名作家，大多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他们仍影响着中国文坛”现象的分析基于事实，基本上是清醒、到位的;对“八十年代时兴的文学观念，今天看，还是值得商榷”的观点，也是有的放矢，并非蹈空之言。这也是他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坛主流(中国的“庙堂”名家即主流)内质下滑性变化的一种持续性印象及归纳。
沿着这样的观察和思路，他振聋发聩地指出，“名家们曾经的功绩、今日的地位、长期来围绕他们形成的话语权的势力，使得他们即使力不从心的过量产品，依然能够受到高度重视，引得群而起之的声势浩大的赞美。这些赞美与被赞美的之间，已形成了了相互依存关系。”在我看来，仅这句话，就说出了两种意味，一是他对当代文学名家精神生态持续观察的明辨，二是揭示了中国当今时代“范式化的文坛浮云”这样一种文学现实——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说得细密一点，如此浮云由创作和批评两方面相幻合，或者说相支撑，组成利益团伙，笼罩着当今的中国文坛。我特地用了“范式化”做定语，是说形成“如此浮云”还借助了政治或体制之力，“文学政治”通过这三者得以软着落。如此浮云实由这三个方面相纠结而形成，即由“文学政治”所支撑。
还应加上“金钱”的力量，因为金钱也政治化体制化即主流化了，金钱成了范式化的支撑力量。所以，当今的文学政治渗透着金钱因素。显然，“文坛浮云”成了今日的滔滔阵势，实在是借助了文学政治——文学体制的力量。这应该是当今的文学现实。如此文学浮云，既给人以表面的文学繁盛之感，同时造成了真正创作意义上的文学窄门，关注现实关注心灵、有气节有活力的现实主义创作越来越困难，文学新锐的涌现越来越困难，文学之门越来越窄。
然而，以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过来人，我对黄文所认为的“80年代成名而且获得官位的作家”种种欠缺的分析，对他们“仍然毫无改变地在‘立意’、‘高度’等方面，进行着追求，痴迷的并且习惯性的高调大唱”的批评分析，则觉得过于笼统和粗疏。又一次细读黄文，咀嚼“名家们……长期……依然”这些字眼，我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他对当代文学名家的定位和感觉，及由此而来的定量性分析批判，如“他们过量、过速出现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精神世界的贫乏、情感的缺失、思想的空洞，看到的是大量‘水分’、‘杂质’的倾入”，“这样几个名家，今天大多数都已高高在上，脱离生活，成了众星捧月的对象，成了各类会议的空中飞人”，有所实指但又流于粗疏之虞——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同是文学名家的内里驳杂多了。黄先生这类话所指的文学名家，在读者看来是泛指，对他自己而言则是实指——指称某一部分名家，而且是80年代以来的名家。他其实没注意到同为当代文学名家实际上有着显著的精神(包括精神资源文化视野)差别，黄先生言说的文学名家给人有“一锅煮”之嫌，而我以为这样的差别不应混淆和忽视，这样势必牵涉到对“80年代文学精神”的再回顾(评价)，甚至“80年代文学精神”已在黄文里被忽视甚至被遮蔽掉，而当代文学名家中较晚的一拨是秉承了“80年代文学精神”。因而他的“当代文学名家对当今文学的影响”尚缺必要的辨识。
我还觉得，黄先生是立足于当下的文学现象(这当然无可非议)，确立了观点之后再去80年代找佐证，而不是对80年代文学状况做全面客观梳理的基础上有区别地分析文学名家对当今文学的影响，因而他立论的内在逻辑有些含混。
简言之，我觉得黄文通篇存在笼统和粗疏的缺憾。
二 纷纭驳杂的当代文学名家
依黄先生的意思，文学名家即知名作家，大多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所指的文学名家当包括80年代之前，而响名于80年代的知名作家，即“建国十七年”的一些文学名家。这样由于时代背景的很不相同，名家的文学面貌也就驳杂起来。从黄先生的阐述，可以感觉到他以观察并反思后者(有他说的“长期”为证)为切入点，落脚点却在“八十年代名家”。于是他感叹：中国文坛至今占有至高地位、至高发言权、制造至高作品样本的人，三十年了，还是这些作家。
为叙述得相对明快，不妨让我以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等年代划分作家，这些作家都在80年代响大名，显然，同是文学名家，在人生阅历、精神质地上差别悬殊，六十年代名家与三十年代名家不可同日而语。就说进入我们视野的二、三十年代文学名家，实际是经过了后来时代政治的筛选，可以肯定当时的一些名家并不在今天我们说的名家之列;而在八十年代享名的名家肯定带有改革开放文学思潮的烙印，某些真正的名家同样没进入我们常说的名家之列。但这不会影响我们谈论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及其变迁，不会影响我们谈论文学名家的一般状况——中国文坛的种种现象。
当今时代面对同一文学现象，进行溯源性阐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凭主观意念、个人好恶或笼统性概括往往笔走偏锋，而留下粗疏的遗憾。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包括名家及其作品“立意”、“高度”，复杂得多，比如首届茅盾文学奖的《东方》与《芙蓉镇》的思想艺术有很大的区别。从历届获茅盾文学奖作品及其作家就可看得清楚，几代同堂，既有传统意识形态型的作家，有“归来一代”即40年代(右派)作家，有知青一代作家即50、60年代作家，有出身底层奋斗出来的作家，也有进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的作家。但总体而言，获奖作品的思想艺术质地靠近传统政治，这是中国政治大环境即体制所决定的。在层层把关之下，不会选上意外的作品。不过，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变化，从创作实际，许多作品和作家突破了传统政治的规范，成了新的名作名家。黄先生在分析80年代新锐作家成名相对容易，肯定了这拨作家“具有优秀素质”，但他笔锋一转：三十年过去，时代背景已完全不同……但是中国文坛，充分享有话语权的，还是这些作家。此话就显得笼统了。应该说，凭借体制的力量，传统意识形态型名家符合黄文的指称，可他们基本丧失了创作活力，但其文坛至高地位不受影响;也有后起的新锐作家，他们在成名之后，获得一官半职，进入准体制，有意无意地领略主流意图，通过各种方式营造“文学规范”，他们也创作符合规范(符合评奖条规)的作品，这样的名家也符合黄文的指称。黄先生看到了问题，在我则以为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
传统意识形态型的作家的活力不逮是明显的，而后起的文学名家(几乎都有官职)或出于私利，自觉不自觉利用自己能掌控一定文学资源的有利位置，以种种扩大影响的方式保既定的位子和发言权，为建立文学范式鼓与呼。他们中好些人并不像传统意识形态型文学名家以“革命”一类宏大叙述自雄，而是用文学性的“立意”、“高度”即“媚雅”来自我装潢，以规避现实为代价——对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睁眼闭眼，这方面上述两类作家惊人地一致。一些争得一席话语权的评论家也帮着随顺式阐释，将这样的文学名家规范化，定为文坛至尊。当今文坛的浮云于是被织得繁厚而漂亮，吸引和诱惑别的作家，尤其是新进的作家，客观上帮助搭建文学的窄门。
以五十、六十年代文学名家为例，他们功成名就——在文学体制内占有显赫地位之后，一方面在各种文学场合频频亮相，另方面笔耕不辍，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其实是强写为欢，其新作其实比他们出道或发愤时的作品逊色，呈现出黄文所批评的种种不足，这是名声、名利、名气“压(促)我创作”，而不是扎根于时代和心灵深处进行创作即自由创作，可是在评论上(包括名家的各种创作谈)都说潜心数年，践行了新立意，达到了新高度。于是这拨名家和批评家共同构筑的文学范式——文学浮云，阻遏着文学新锐的登场。
因此，黄先生的“中国文坛真就如此缺才、真就如此难以产生后起之秀”的诘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可黄文对这些文学名家没做进一步分析，就是说，在文学名家的指称上黄文同样笼统，没有对名家的前恭后倨做由外及里的辨识，而这样的辨识是必要的，会起到开拓文路的效应。
现在已有批评家发出了批评(这种批评建立在具有作品的具体分析上)的声音(新近的如郜元宝《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翟业军《向内：“分享艰难”的一种方法》等，此前如贾梦玮主编的《当代文学六国论》等)，既说明了当代中国不乏具有良知的批评家，更说明了真正的创作必定会冲破既定的文学范式——文学浮云的，因为文学及发展依赖于不会老化和僵化的心灵。当然还说明了文学名家自我规范，其精神自我放逐的文坛现实。
三 80年代文学精神不容回避
黄文的笼统，还体现在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精神的缩略化粗疏化处理。从黄文看，黄先生虽然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80年代文学精神的体验并不深。
他说“八十年代时兴的文学观念，今天看，还是值得商榷的。而我们的一些名家，却仍然毫无改变地在‘立意’、‘高度’等方面，进行着追求，痴迷的并且习惯性的高调大唱。”看来，他不是指传统政治格局中成长的文学名家，而是指80年代时兴的以“立意”、“高度”为文学追求的文学名家。作为文学现象，黄先生是说对了，但也反映出他对“立意”、“高度”不以为然的文学观念，自然，他对80年代时兴的“立意”、“高度”这样的文学观念也是持鄙薄的态度。
80年代文学思潮，除作为国家改革开放有机的一翼，在中国文学真正跻身世界文学之林有着重大的意义。80年代以重铸民族心灵的文学主潮，许多作品超凡脱俗，正是体现在“立意”和“高度”上，立意和高度是80年代文学精神的有机内涵。新一拨名家脱颖而出，《活动变人形》《古船》《平凡的世界》等就是这种标识性作品。“立意”和“高度”的追求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作品是否有融会于美的和历史的扎实内涵。黄先生的诘难有理由，因为这些80年代名家，大多数进入了文学庙堂，脱离了先前沉浸的生活，他们释放出另一种存身之道的精明，该说不该说、该写不该写拿捏得中规中矩，小“擦边”也是诚惶诚恐，但是他们知道“立意”“高度”是体现文学价值——自身价值的不二法门，在苦心积虑进行历史、现实和人生的“祛敏性”筛选后，只有理念先行或蹈空式独行了，反正有了名家地位和名份，怎样写都有人“高度评价”。
不过，我不禁又要问，黄文所批评的文学名家在当今毫无改变地追求“立意”和“高度”，此“立意”、“高度”是彼“立意”、“高度”么?恐怕不能混为一谈。由是，黄先生质疑80年代的文学观念，思路同样粗疏。黄文把当今“立意”、“高度”的观念化说成80年代就有的观念化，同样步了当今少谈(鄙薄)80年代的俗尘。
黄文注意到文学名家占据文坛高位，创作精神却萎缩下滑的现实，更注意到文坛“伪标准”的建立并运作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一些具有文学底蕴、文学潜力的作家很难得到肯定、崭露头角，他们中一些人因对文学现状不满而扬长而去。这实际暴露中国作家的主体精神建构的严重匮乏。还有一个现实缘由就是，如今占据文坛高位的，有不少是不懂创作，或创作水平低下，或靠了人缘，或靠了某种非文学背景，这就决定了这些人只有察言观色，极力鼓噪“伪标准”，推进某种文学范式的作为。识别这样的名家并非难事。但另有一些名家是凭自己曾经的创作实力进入了文坛高位，如前面所分析的，他们有着维护既定利益、审时度势的聪明秉性，有着规范文学的内在冲动，这些都是反文学或非文学的，可他们怡然自得地以名家自居，他们以自己真正的创作进入文坛，获得名位和权位后，从此就阉割和背离了真正的创作，避难就易，他们实际上背离了充满生气、赖以成名的80年代文学精神。
黄文仅仅关注的是当代文学名家的某些作为对当今文学的消极性影响，而且归咎于其“源头”的80年代，明显忽视了80年代文学精神的存在。我发现，一些评论家，特别是较年轻的评论家，都把80年代以来到今天的文学文坛当作同一个板块，即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黄文同样如此。这势必造成脱离历史和实际，各说各话，形成不了真正的文坛共识，这是令人忧虑的。
我已经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去年，针对《长篇小说三十年(1979——2009)：十二个人的排行榜》(《钟山》2010年第二期)，我写了一篇《“三十年传统”的剔抉》——
在市场化商品化功利化实惠化政治化加剧的今天，三十年前开步走的当代文学，它的进展被喧哗躁动浮华所填充，或者说被覆盖，“三十年”中前期即“三十年传统”已经衰退，而在后期重新膨胀的“十七年传统”即“主流传统”，在“主旋律”“五个一”主流意志的推动下成了文学成功的重要标杆，成了能够摆上台面的“三十年传统”。如同讲“市场经济”，中国却有另一种内涵;同样是讲“传统”，内涵及精神指向却迥然各异。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学现状，也是今天中国的精神现状。毫不奇怪，当改革开放成了民心民意所向，立足中国土地面向与融入世界的中国文学——一种新文学传统刚刚扎根，走回头路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种种举措会在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旧态复萌，“三十年文学传统”也就冠冕堂皇地被置换了。而且，加上习惯性的健忘和趋附，人们——文学新秀会认为当下的“主流传统”向来如此，思想惰力社会惰力又一次聚集起来……所以，今天的创作比以往更难，难在作者缺乏对真正的文学传统精神传统的认知，难在社会已把虚假的、没有生命力的传统当作安身立命的真正传统。
以刚刚评出的第8届茅盾文学奖5部长篇小说来看，这些作者当然是文学名家了，应该说，它们都流淌着80年代文学精神，也打上了90年代以来的时代精神烙印。
当然，黄文与“置换传统”不相关，但它的粗疏会影响批评的力量。
四 文学浮云与文学窄门
看起来，对于当今的文学现象，我的观察和认知与黄先生殊途同归。但检视的方向不一样。我觉得对“殊途”做一番阐述还是必要的。在我捍卫80年代文学精神的姿态是明朗的。像前面说的，我把黄先生所批评的当今文学现象当作当今文坛浮云，并对体制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学名家自身因素进行了爬梳。这里我不妨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
文坛浮云已经升腾并且盘踞，倒促使文学进入窄门，文学窄门来自文学名家的推力。这样的推力也许是无意识的，名家未必承认的。这很吊诡，却是当今的文学现实。应该看到，生活之树常青，而名家影响是灰色的，有生活就有文学，文学无须悲观。浮云不会终蔽日，这“日”就是真实、动态的生活，真实、动态的心灵。文学名家不妨扪心自问，你盛大的影响来自你作品本身么?来自你某件获奖作品么?不妨回望你的来路，重捡没被世俗功名毒害的血气和纯正。
201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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