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来源：《上海教育科研》2015年第8期
摘 要：“个体个性化”与“个体社会化”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个性化”与“社会化”这两个词的多义性。作为“人格”的“个性”是一个翻译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把“社会化”等同于“社会同化”也即“共性化”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学校的教育功能即个体社会化，个体个性化（差异化）和个体共性化（相似化）是个体社会化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个体个性化；个体社会化；教育功能
学校的教育功能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当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个体个性化和个体社会化这两个概念展开的，并且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学校的教育功能包括上述这两个方面。然而，如果仔细对比相关的研究，却会发现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个体个性化”与“个体社会化”（以下简称“两化”）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就好比一群人都同意“肉夹馍”是由肉和馍组成的，但却对究竟是“肉夹着馍”还是“馍夹着肉”争论不休，这实际上意味着这群人作为一个整体根本就不知道“肉夹馍”是什么。如果不能在“两化”的关系问题上取得共识，那么对于学校教育功能的理解就难以摆脱“强不知以为知”的嫌疑。下面，我们将从“个体社会化”和“个体个性化”这两个语词的多义性入手，为回答上述问题扫清逻辑上的障碍，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学校的教育功能是什么”。
一、问题：学校教育功能的分析框架与当前的分歧
我国学者陈桂生曾经给出过一个分析学校功能的基本框架，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展开讨论：
表1陈桂生的学校功能分析框架[1]
表略
学校的“固有功能”即学校的教育功能（教育职能）；[2]“个体一般个性化功能”指培养独立的健全的个性（人格）；“个体特殊个性化功能”指培养独特的、互不相同的个性；“个体一般社会化功能”指培养现代“社会化”共同需要、必不可少的社会性、社会交往能力等；“个体特殊社会化功能”则指培养个体在政治、经济、文化、职业等社会关系中与他人不同的社会化的功能。[3]除了固有功能以外，学校还存在自我保存、照管学生等派生功能。
陈先生曾说明他所列出的是学校“可能”有的功能，是对“别人的各种判断的概括”，[4]这种概括无疑是比较全面的--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个体个性化与个体社会化的确被认为是学校教育功能的核心内容。然而，“两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学界对此似乎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以十二所师范大学合编的《教育学基础》和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为例，在这两本发行量较大的教育学专业教材中，对该问题的回答就很不一样。
《教育学基础》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对立统一说”，即认为“两化”构成一对矛盾，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该书相关章节的编者冯建军指出：“个体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包含着两个矛盾方向的变化，而又重新系统化的过程。方向之一是社会化，方向之二是个性化。”[5]除冯建军外，马和明等人同样认为“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和个性化功能也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6]
《当代教育学》的观点则可称之为“对应统一说”，该说与“对立统一说”虽仅一字之差，但却泾渭分明。这里的“统一”并非是作为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而是更接近于“同一”的概念，也即认为“两化”其实是同一个过程，而不是两个相对立的过程。正如该书相关章节的编者燕国材所言：“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个性化，同时也要求个性化。”[7]因此，“个体的个性化与个体的社会化是统一的”。[8]与前两位学者不同，燕国材并不认为个体个性化和个体社会化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而是主张“人的个性化是与人的社会化相对应的，而不是相对立。”[9]
学校的教育功能的问题主要是回答“学校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学校应该做什么”，因此归根到底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如果是一个价值问题，那么上述两种观点大可理解为不同的学术主张，无所谓对错也无需统一。不过既然我们是对一个事实问题产生了分歧，似乎就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必要了。实际上，我们下面将指出，学者们的不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个性化”和“个体社会化”这两个语词的多义性造成的，其实质是所使用概念的不同，真正的分歧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小得多。
二、概念：两种“个性化”与两种“社会化”
“个体个性化”的多义来源于“个性”一词的多义。在我国心理学与教育学研究中，“个性”一词可以用来指称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心理学上作为“人格”同义词的“个性”（personality），即“个人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二是哲学上作为“共性”对立面的“个性”，也即个体差异性。由于“人格”本身也可以区分出共性与个性的不同，因此“个性”一词也可以用来指称人格中的差异性成分（individuality），即心理学上的“个别差异”，[10]而这种（第二义的）“个性”其实是第一义“个性”的组成部分。陈桂生把这两种“个性”分别称之为“个性”一词的“复数用法”和“单数用法”，[11]其分析框架中的所谓“个体一般个性化”“个体特殊个性化”其实就对应着这两种用法。显然，不同的“个性”构成了不同的“个体个性化”：第一义的“个体个性化”意味着个体整体人格的形成；第二义的“个体个性化”则侧重于个体人格中差异性成分的形成。
无独有偶，在教育学研究过程中，“个体社会化”也逐渐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用法，然而相对于“个体个性化”而言，这个词的多义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第一义的“个体社会化”是指个体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并获得自身人格的整个过程；[12]第二义的“个体社会化”则专指个体人格中与他人相一致的成分的形成，这一概念其实是第二义“个体个性化”的逻辑对立面--“个体共性化”。陈桂生就曾指出“个体社会化”经常被简单地理解为个人被社会“同化”，[13]只是没有明确提出“个体共性化”的说法。笔者认为，“个体共性化”的概念作为“个体社会化”的第二义迟迟没有从前者当中被剥离出来，也许正是相关研究出现较大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显然，不同的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个体个性化”或“个体社会化”。这样逻辑上就会出现四种组合，其中两种恰好就对应着我们前面所列举的两种观点：
“对立统一论”者采用的是第二义的“个体个性化”（差异化）与第二义的“个体社会化”（共性化）。以冯建军为例：“人与人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一面表现为人的社会性，社会性反映的是人对社会的适应，是社会化的结果；不同的一面表现为人的个性，个性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独特性，它是个体个性化的结果。”[14]马和明等人也认为：“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的本质是一种求同过程……教育的个性化功能的本质是一种求异过程。”[15]显然，如果以这种概念组合为前提，个体个性化与个体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与哲学上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也就是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持“对应统一论”的燕国材所采用的概念组合则是第一义的“个体个性化”和第一义的“个体社会化”。一方面，燕国材认为“个性是人性在个体上的具体表现。它既反映人性的共同性，也反映其差别性。”[16]另一方面，“个体社会化”即“自然人”或“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17]显然，任何一个人在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都会在“个性”的共同性和差别性两方面同时得到发展，于是“个体社会化”和“个体个性化”就成了彼此相对应和相统一的（同一个）过程。
除了上述两种组合以外，逻辑上还存在另外两种组合：第三种组合是采用第一义的“个体社会化”和第二义的“个体个性化”，第四种组合是采用第二义的“个体社会化”和第一义的“个体个性化”。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设想采用这两种组合的研究者会对相关问题产生怎样的观点：持第三种组合的研究者会很自然地认为“个体个性化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方面”；持第四种组合的研究者则会反过来认为“个体社会化是个体个性化的一个方面”。
这样看来，其实在“两化”的关系问题上，事实是很清楚甚至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个体在成为一个社会人也就是获得自身“人格”的过程中，既要发展自己和他人的相似性，也要发展自己有别于他人的差异性。至于把其中的哪部分过程称为“个体社会化”，哪部分过程称为“个体个性化”，完全是一个概念选择上的问题。然而，笔者认为，即使我们承认研究者有选择概念组合的自由，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仅仅因为语词和概念上的分歧而无法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有因噎废食之嫌，更何况基本概念的澄清与规范原本就是教育科学自身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问题在于：在上述四套概念组合中，哪一套组合是更值得提倡的？我们又是根据什么理由来做出这一判断的呢？
三、规范：“个体个性化”和“个体社会化”应该指什么？
笔者主张，前述四种概念组合中的第三种，即第二义“个体个性化”和第一义“个体社会化”的组合是最值得采纳的。理由如下：
首先，“个体个性化”一词宜取第二义，这是因为第一义的“个性”（=“人格”）其实是一个翻译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心理学领域中的“人格”一词来源于日本对Personality的翻译，我国绝大多数早期心理学著作也都把Personality译为“人格”。[18]建国以后，我国全盘接受了苏联的心理学体系，并用苏联的Личност范畴取代了Personality原先的位置，同时将Личност（指能力、气质、性格等个体心理差异）恰如其分地翻译为“个性”。[1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重新接受了西方的心理学体系，从这时起Personality的译名就出现了“人格”与“个性”混用的现象，比如“个性心理学”就是“人格心理学”。
就Personality本身来说，虽然其起源的确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心理学界对差异心理的关注有关，但其当代的涵义早就超出了差异心理的范畴，“在当代，Personality不再局限于19世纪心理的个别差异的含义了，而是集共性与个性于一身的专门术语。”[20]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把Personality翻译为“个性”就可能会与汉语中原本存在的“个性”第二义产生直接的冲突，而翻译为“人格”则可以避免这一点。从近几年出版的心理学译著来看，把Personality翻译为“人格”似乎也是大势所趋。正如相关学者所言，只要承认英语中的Personality和汉语中“人格”都是多义词，而心理学领域中“人格”可以用来对应“Personality”即可。[21]这样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格”一词作为Personality的唯一译名会逐渐确定，而第一义的“个性”也将很快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其次，“个体社会化”一词宜取第一义，这不仅因为该义本来就是这个词最常见的定义，更是因为把“个体社会化”片面地理解为“个体共性化”是很值得商榷的。陈桂生框架中“个体特殊社会化功能”的存在便是明证。那么，这种理解是如何产生的呢？倘若我们追本溯源，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我国教育学研究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产物。上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曾重新论证过涂尔干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个体社会化”命题，而该命题中的“个体社会化”是第一义的：“只有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充分的共同性时，社会才能存在下去，教育就是通过在儿童发展的最初阶段向其灌输集体生活所要求的这种根本的共同性，从而维护和强化这种共同性的。不过，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某种多样性，那么，所有的合作都将是不可能的；教育就是通过它本身的多样化和特殊化来保障这种必要的多样性的。”[22]从8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统一，并产生了“社会化和个性化是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即“对立统一论”）的观点。[23]我们已经知道，“对立统一论”其实是采取第二义“社会化”和第二义“个性化”的必然结论。因此，把涂尔干的“个体社会化”偷换为等同于个体共性化的“个体社会化”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
从学理上来说，除非我们完全不顾“社会”这个词的本义，否则把“个体社会化”片面地理解为一种共性的发展都是不合适的。正如潘菽所言：“任何人在心理上的成长、发展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24]一个社会人的所有心理特征，包括他的“个性”，都是社会化的产物。如果说存在非社会化的“个性”，那或者是指个体的生理差异，或者是指脱离社会的“兽孩”的心理特征，而这些都不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最后，考虑到教育学与某些学科拥有共享的论域，类似学校的教育功能、个体社会化这样的基本概念还是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与心理学）保持一致为好。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很早就认为“教育就是一种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的过程”。[25]在当代社会学中，学校也被认为是实现个体社会化的主体之一，并且这种社会化并不仅仅是“共性化”，而是“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personality）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26]即使是在把教育系统视为开放系统，从而强调其多功能性的巴兰坦看来，社会化依然是教育系统的首要功能。[27]在发展心理学中，个体社会化被转换为个体获得社会性发展的过程，并且包含个性与共性两方面：“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性发展的过程，它既是个体获得其独特性的过程，也是个体获得共性的过程。”[28]笔者认为，既然相关语词在这些学科中已经存在着较为一致的用法，教育学似乎没有必要“独辟蹊径”，否则就容易在与其他学科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障碍。
总之，个体社会化作为个体获得社会人格的整个过程，包括个体共性化与个体个性化这两个方面。“个人自然生长、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的社会交往过程……这就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每个人的‘个性’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差异性。”[29]学校的教育功能，正是这一意义上的“个体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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