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怒批:新教育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青年
曾子墨:1934年潘光旦回到清华做教授,主讲优生学、家庭演化、家庭问题,儒家之社会思想等六门课程,自庚款留学归来他一直在为整个民族的健康,做全方位的精神诊断,他所开之课,就是他回国八年的研究成果,潘光旦喜欢和青年人打交道。关心青年人的思想,在他的职业生涯里,最重要、最长久的身份当属教育家。
解说:1936年清华潘家的园子里种的葫芦藤上,竟结出了一个对称的并蒂葫芦,这在亿万之葫芦中也难得一个,潘光旦十分喜欢,因此把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
1936年日本人的铁蹄已踏入了华北的土地,国难当头但当时国人私利、缺乏科学、体格病弱,如同散沙的特性却愈加明显,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落后的中国自废除科举以来,只强调了要学习先进的知识,教育在很长的时间里,偏废了培养和造就“人格”的最终目的,潘光旦写了《国难与教育的忏悔》等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批评多年的教育只是“为物”的教育,而不是“为人”的教育。
张汝伦(复旦大学教授):潘光旦说现代中国的教育最对不起青年和国家的就是一件事情,没有把人当作人来培养。他说现代的新教育对不起国家和民族,对不起青年,在反思啊,不是说浅层次地看问题,要打倒帝国主义呀。我们被人欺,自身有没有问题呀,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才会写这样的文章。
潘光旦连续撰文 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
解说:抗战中,清华并入西南联大,潘光旦担任了联大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等职。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仅1940年5月到第二年12月,昆明就有大小警报219次,师生一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到也成了一种特殊时期的“好学风”。
韩明谟:联大上课的风气就是教师在那儿讲,学生可以随时提出问题来质问这个教师。而且还可以互相讨论,有人说是民主的作风啊。
解说:在大后方,国民党在大学里推行党化教育,提出宣传即是教育。1940年潘光旦连续写下了《宣传不是教育》,《再论宣传不是教育》。潘光旦指出,宣传的方式是灌输,教育的方式是启发,宣传的目的是使人信服自己的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启发人“自得”。
潘光旦一生勤奋苦读 记下上万张学术卡片
解说:同样改不掉的,还有那伴随他一生的勤奋苦读,早年庚款留学的时候,把随身携带了一部《十三经注疏》,奠定了他会通中西的学术思想的基础。回国时,他却倾其所有,买了一部《达尔文全集》,结果回国的路费都不够了。北京当年沦陷时,他在滞留北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把500册古籍再度浏览一遍,将有用的资料记存,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即使这套书散失了也不可惜”。1957年7月潘光旦被打成右派,同样在平静下来后,再用1200度的近视眼,重新圈点《二十四史》,有系统的摘录了5000多张卡片,后人整理他一生全部的学术卡片,竟有上万张之多。
邓锐龄:二十四史的本子,又是一个印得油墨比较重的五局本,他看书的时候,总是把这个书呢,放到这里来看,低头来看,那个油墨很重,一下子,等他一抬头一看的话,这鼻子是一个黑鼻子,所以他的女儿说了,他女儿小时候说,说爸爸不是在看书,是在那个舔书呢。
张祖道:所以费先生就曾经讲过,他是他学生嘛,费先生写稿子,不查字典的,他说我,不查字典,不查书。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查潘先生,他说我是,他们两个住在两隔壁,他说我一有问题,我就有时候就不出门,就隔着门就问,大声问一下,他就回答了,他说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
——摘自:凤凰卫视 > 凤凰节目 > 我的中国心 寂寞鸿儒潘光旦 一生追求强国优种
2009年0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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