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左富强 编辑：学妹
我家在农村，村名叫左寨，地处豫东平原，我打小生活在那里，那里的文化典型的就一个字：农——农村、农业、农民、农耕、农具、农忙……，村里人老老少少都老老实实地在土里刨食吃，唯一不“老实”的地方就是舍命地供孩子读书，希望孩子将来跳出农门，不再下地。所以上学时我每次放假回家干农活，村里人见了都热情地打招呼道：“‘大学生’，地里没有教室风扇底下带劲（豫东方言，舒服的意思）吧？”我咧嘴一笑，说：“没有。”
也许是村里人穷怕了，也许是村里人觉得大学生不得了，所以他们都习惯性地称上了学的学生为“大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因为我们那辍学率比较高，所以能上高中就已经不错了，在村里已经是“文化人”了。称“大学生”有点戏谑的成分，但大多还是有很大的鼓励作用的，至少说明他们有盼头。我就是这么在一声声“大学生”里走进又走出大学的。
记不清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第一个喊我“大学生”的了，反正应该很早。小学四年级时，寒假，我去乡里抽考，结果《社会》科拿了个校第一、乡第四。学校给我披红戴花、敲锣打鼓地车载回家，还有高年级（五年级）的学生亲自给我搬匾，哥哥接匾，爸爸散烟，奶奶撒糖，一时轰动乡邻，声闻八村。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村里人开始喊我“大学生”了。
尤其是矿哥，他喊的最多。矿哥是我家的邻居，名字叫铁矿，论辈分我该喊他哥，所以经常矿哥矿哥地叫。他兄弟五个，名字依次是：工厂、铁矿、小娃、铁印、费力，够“农”的吧，而且阶级觉悟比较高——他们都是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生的人。他喜欢喝酒，但酒量又不行，所以每次在我家喝酒都叫我：“来来来，大学生陪我喝一个。”我虽不喜欢喝酒，但这美美的“大学生”称号我还是舍不得丢的，于是就乖乖地喝了一个。
后来，上了高中，每两个星期回来一趟。村里人一见了我老远都打招呼：“大学生星期来（lai轻声，语气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我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回家的大路上，心情轻松、愉快的劲儿可想而知，于是我忙点头笑应道：“是！”
再后来，我真的成为了大学生，回家也仅限于寒暑假了，再遇到老乡，他们又“关心”地问道：“怎么样大学生，没有在空调屋里带劲吧？”这时我故意说：“那当然，刚下一天地我就想回学校了，哈哈。”
记得高中时，每次星期天我都尽可能地帮妈妈多干点活，因为平时帮不上妈妈的忙，况且星期也是个放松脑筋的时机，所以每次回家我都先奔地里去找妈妈。后来上了大学，帮妈妈的时间少了，好不容易碰到个寒暑假又都是农闲时节：冬季冻的不出手，也没活干；暑假恰是夏收麦、秋收豆的中间，活比较少。所以自从上了大学，农活渐渐脱离了我的生活。每次开学时，妈妈总是唠叨：“没活的时候都回来了，快到有活时一个个又都走了，嗨！”对此，我也曾天真地想过：“为何大学的假期不放在农忙的时候？”后来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也就再没多想了。而对妈妈的话，我常笑着说：“小的时候你盼我们早点长大好给你帮把力，现在都大了又都飞得远远的，难怪三叔不让勇（三叔的儿子）上学，他的理由就是都上学了谁帮他在家种地啊，哈哈。”
去年，我因等待出国的通知而整整在家待了四个月。四个月，放在小学，绝对是最快乐的长假，可放在现在，我直觉得它太漫长，因为在农村，我已明显地表现出不适应。虽然我有恋乡情结，常自许根在农村，可客观地讲我这“根”已明显地水土不服了：坐车不方便了、上网太麻烦了、出门太脏了、家里太乱了……我一点一点地觉察着种种不是。四个月，从夏到秋，我终于赶上了干农活：秋收。算算从读大学再到读研究生以来，已经整整有七个年头没掰过玉米了。还好我心态比较好，把这次农忙又当作难得的锻炼机会：体验、回味、检验、磨练……一天下来，剥（剥玉米皮）得我手痛、坐得我腰痛、搞得我一身脏。爸爸问道：“怎么样，剥了一天了值不值五十块钱？”我回头一看，那么大一片地我才剥了一点点，难熬的日子还长着呢。而剥掉的玉米顶多也就是五十块钱，还得是好价钱。这时农民的价格我才终于清晰了：一天到晚累死累活才五十块钱，不敌我轻轻松松上一节课，给人代课一节还六十呢。看来长辈们抱着砸锅卖铁也要让我们读书的心态，这笔账他们心里亮堂着呢。
我村比较大，好在比较规整：东西长方形，一条中央大马路横贯其中，但要是从东走到西起码要走一里路。我家就在村东头。
小时候，妈妈每次做好饭都派我们兄弟去喊我爸爸吃饭。于是我们就站在大街上，冲着西边喊：“俺爸！回家吃饭。”有时候喊了好久不见搭腔，我就和弟弟或妹妹喊个“一二”，然后一起朝西喊，那分贝绝对穿透四邻。此时，无论是打麻将的还是喷大空（侃大山）的，都要暂停一下，扭头朝外听听，看看是不是在喊他的。即使不是，他们一看表，“哎哟，该回家喝茶（吃晚饭）了。”于是，起身而散，各归各家。
爸爸年轻时，力大无比，做的是贩树的生意，树桩子往往一个人就能扛起。他的合作伙伴是如意哥，家在大西头住。爸爸晚上经常去他家坐坐。每到喝茶时，如果喊几声没人应，妈妈就说：“准在你如意哥那，强（我小名），你跑去看看。”于是我就不得不从大东头跑到大西头。小学时学过《自然》，知道有个实验：声音是可以通过线传播的。于是我就想，要是有根线，爸爸在那头，我在这头，一喊他不就听见了。后来想想不太现实，一、上哪弄这么长的线，且在路中央，被谁绊到了岂不断了。二、爸爸总不能到哪都带着那根线吧。三、如果有了线了我还用喊吗，一拽爸爸不就回来了。记得有一次爸爸说，以后咱也安个电话，到时候你们叫我就不用跑那么远了。我当时不知电话为何物，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吧，那得多花钱啊，况且我跑跑腿就是了，何必那么懒呢。现在倒好，楼上楼下都懒得喊了，只要看不见就拨电话叫，回想当年还是老爸有远见。
童年时，和我一起玩的一个伙伴叫军伟。他很懂事。每次他妈喊他吃饭时他总是这样回答：“走着哩。”这一与众不同的答法令我们很好奇。后来习惯了只要一听到“走着哩”，大家就都知道是军伟了。后来，有一次妈妈喊我，我“唉”了一声，然后又加一句“走着哩”。顿时我明白了这种答法是聪明的，因为她让妈妈知道自己并没有贪玩，在该回家的时候自觉回家了，只是妈你喊得早了点儿。后来小伙伴们也都学会了这种答法，正在打扑克时一听到妈妈叫就回头应一声“走着哩”，然后赶紧催促大家：“快出、快出，我妈喊我吃饭呢。”待出完最后一张牌，拔腿就往家跑。
村里的名有讲究，它的讲究就是“不讲究”，随便起个狗啊猫啊的叫起了。后来，读的书多了看到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不讲究，但这其中还是有讲究的，那就是“贱名好养活”。
村里正式叫开的有两种名：一是贱名，二是外号。而起得比较文绉绉的大名则叫起来比较别扭，同辈或长辈或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非给你安个外号不可，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才叫着顺。
我爷爷大名叫左炤让，但只有写在家谱里。村里的长辈，包括我老太太，都喊他狗咬。于是村里的小辈们也都狗咬爷或咬爷地叫。而真正的大名则只有长辈们知道。
我的邻居左行城，是个小学老师，什么语文、自然、社会都能教，还可以当校长，在我们村那可是响当当的文化人，什么婚丧嫁娶都离不了他。但是因为个子比较小，人比较聪明，有一群毛孩子便背地里叫他小粒粒，后来就这么传开了。之所以能传开，还有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小名叫盛力。在我们那，盛力的意思就是不老实、好动、易闯祸。大概因为聪明的人小时候都盛力吧，所以他的爸妈便给他起这个小名。起外号也是有学问的，要么抓住特点，什么瘸、瞎啊，要么通俗好记。由于力和粒音同，易记，小粒粒流行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聪明的人往往比较乐观、放得开，大人小孩都玩得来，左行城就是这样的人。论辈分，我该喊他大爷，不过偶尔也给他开玩笑。有一次，邮局来信，邮递员举着信喊道：“左行（xing二声）城来没？”大伙一听都愣了，没这个人啊。于是我拿起信一看原来是行（hang二声）城大爷的，这一下大伙明白了，村里人都喊hang（二声），邮递员不明就里喊成了xing（二声），于是大伙都乐了。随后我去通知行城大爷取信，到了他家故意冲着院子喊道：“左行（xing二声）城，你的信。”
玩笑归玩笑，但辈分是乱不得的。我们村千把口子人，都姓左。听老人们常说我们是从左桥迁过来的，始祖是弟兄三人，但只有一个娶了媳妇。后来“老三门，少四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庄。这些说法的真实性都尚待考证，翻了家谱也没有记载迁自左桥的信息。“老三门”之说也有问题，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娶了亲，独立门户、开枝散叶的也就只有这一门，哪来的三门。是不是后来的某一代有三门因某些变化而比较出名以致形成此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村北面确实有三个荒坟，老人们常说是三个“老祖爷”。这些渺远先史，因文化不昌，全靠口传，实难稽证，不过辈分之传不但有书证还有人证。
书证——家谱，从家谱所载的人名上可以辑出“天廷……心永国炤城金”等字辈。人证——在世村民，及其相互间的称呼。小时候我记得我们村还有“永”字辈，现在都已谢世了。“国”字辈目前还有五位，现年88岁的左国然老人常给我说：“咱庄还有五个‘国’字辈，光俺门里占仨。”“炤”字辈就是我的爷爷辈了，而“城”字辈的都是父辈，我则是“金”字辈。村里人不论年齿，皆以辈分相称，和睦而亲。因此也就有了小小年纪就当爷爷的，这就是“长门的孙子末门的爷”现象。
现在，村里辈虽不乱，但名则乱了起来。以前“国”字辈就叫“左国某”，“炤”字辈就是“左炤某”，村里几百口子人只要一听你的名字就知道该叫你叫啥。现在名字里少了辈分字，以致常出现“叔侄拜把、祖孙不分”的现象。
辈分之松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像我爸爸身份证上的字由于现在电脑输入时没考虑辈分，“城”打成了“成”。当然，他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绝大多数的大名都叫“左某城”（至于为什么不叫“左城某”，大概是习惯吧）。而我们这一波八零后，名字里则很少有“金”了，像我哥哥志彬、弟弟富山都“缺”金，唯有五弟单名一个“勇”字，后输入身份证时改为“左金勇”。九零后和零零后更不用说了，他们起的名字无不新、奇、雅、怪。乱辈、重名也就不足为奇了。像和我同龄的，光“小涛”就有三个；比我小的“路路”有两个，每次提起都要分为“东路路”“西路路”；叫“北京”的有两人，且差着辈儿；“高洁”有两人，而且是一男一女。导致重名的原因，老人们常归结为“庄大”。我看，还有“跟风”，知识少、储字不多有关。
说起村民的外号那可是五花八门，而且人人都有，有的甚至“身兼数职”。不同年龄段，不同场景都可能因“机缘巧合”而蹦出一个新名来。以现在静止地来看，可能会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外号，他们大多是老者啊、文化人啊，其实不是没有，主要是因为他们或德高望重、或知书达理，人们为了尊重起见，才渐渐不喊他的外号了。其实他们也有，谁没有过年轻时，须知“爷爷都是从孙子过来的”。
我们那里的方言称胆大、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为“信种”。左喜城就因胆大而荣膺此号，他常常不就馍而大嚼辣椒，赤手抓蛇还活剥，人们觉得他的胆比“信种”还大，所以就叫他“大信”。
大信威名很大，以至于妈妈们哄孩子都喊“大信来了，别哭了”。很多孩子都是在“大信来了”的吓唬下长大的，我应该也是，只是我闹人的时候我记不得了。
后来喊得多了，加之“为尊者讳”，我们一直不知道大信的大名，直到有个外乡人来打听“左喜城”（因为他有药书、又懂泡药酒，所以成了四外庄有名的专治“怪”病的赤脚医生），我才知道。但是叫习惯了，口是改不了了，只好尊重地称他“大信大爷”。
大信的弟弟也已经六十多了，可抱歉的是我记不清他的大名了，只知道他的外号是“三条腿”，因为他先天性的一条腿孱弱，拄了一辈子的拐杖，所以这个“名字”我是忘不掉的。
大信的儿子叫“淮民”，说是在“淮”出生，至于“淮”指何地，我忘了。淮民聪明绝顶但使偏了，小学一年级念七年也没毕业。婚后依然靠耍小聪明过日子，人常称之“坏民”。后为了躲债，借条上常常给自己起新名，后来村民也习惯了，一看来催债的，拿个欠条上面写个闻所未闻的名字，大家都猜个八八九九，但都不会说。一次，一个债主来打听“左淮良”，碰巧撞上淮民，大伙给他开玩笑道：“左淮民中啊，又改名叫左淮良了，看来你还是个‘良民’啊！大大地‘良民’。”于是他叫“良民”，他儿子梦军也就成了“皇军”了。
村里人起外号都是有根据的，或因外貌像：“胖墩儿”“老白毛”“大个子”“老扁”（头扁），或因行为像：“傻妮”“烂庆”，或因工作像：“电滚子”“老面爷”“（打面的），或因其父，像金仓的儿子就叫“小苍娃”（豫剧《卷席筒》里的角色）等等。这些外号皆有来历，或传神或搞笑，充分体现了老百姓的智慧和朴实。
再如唐山大地震后，机缘巧合，村里出生了两个人，于是一个干脆叫“地震”，而另一个则寄托了点希望叫“防震”。如此俗气的一个名村里人还是没放过给他们起外号的机会。“地震”个小，村里人就叫他“小地震”，如今都四五十岁的老地震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之“小地震”。防震人瘦，人送外号“麻虾”，如今都为人父的防震还是被称作“麻虾”。真是“积重难返”啊。
左寨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河南是我可爱的家乡。家乡穷，但家乡风俗淳朴；家乡人落后，但家乡人朴实。每次回家我都心情愉快，一路上归心似箭，可回到家后，家乡依旧那个样：路上滚滚尘土、村里处处垃圾、家中嘤嘤蚊飞。多呆两天自己的不适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当初一起玩耍的伙伴都携妻抱子了，小时候爬上爬下的土坡则荒草丛生了，以前自己的外号也没人叫了，村里人热情地给你打着招呼，可招呼之后却没有话了。他们或忙或闲但都没你的份，你就像站在路口的灯，大伙老远地都能看到你，并热情地围上去，可寒暄之后，他们忙他们的去了，你依旧一个人站在那。
这时我就在想故乡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它能让我千里迢迢的赶回来但又迫不及待地想走出去。也许我们年轻人的故乡就是这个样：在外魂牵梦萦，在家急切外飞。累了你可以立即停靠，倦了你又可以马上拍屁股走人。家乡就像你在外租的小旅馆，高兴就打个招呼，不高兴就直接钻进被窝。
但是，岁月流转，人越长越大，腿越走越长，家乡离你越来越远，可是家乡的影子仍无法忘怀。即使你住进高楼大厦可故乡的那堵矮墙仍不由自主地回访梦田，即使顿顿山珍海味可窝窝头、杂面馍的味道仍至今难忘。也许故乡就是你肯定不再吃但又忘不掉的那一块硬窝窝吧。
原标题：村里的事儿——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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