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德国剧作家罗尔夫·霍希胡茨的新作《天主代言人》在西德的柏林人民剧院上演，迅速引起轰动。该剧以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和教皇庇护十二世对此的态度为故事主线，剧中的教皇只关心战火有无波及自家财产，对犹太幸存者的求助置若罔闻，而且与纳粹如胶似漆，支持纳粹的屠犹暴行，完完全全是一个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猥琐懦弱的卑鄙之徒。
这个剧本很快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相继在伦敦、纽约等地公演，一时之间，庇护十二世的丑恶行径成为了欧美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话题。该剧的影响力令人咂舌，不光主导了大众舆论的风向，而且直接推动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此后几十年间，相关书籍、文章、影视大量涌现，使得教皇在二战期间的表现成为一桩争讼不休的历史公案。要知道，尽管当时欧美民间确实不乏质疑教皇战争期间未能主持正义的声音，但其实非常小众，也没有上纲上线到“为纳粹抬轿子”的高度。
《天主代言人》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首先是投放平台的因素，柏林人民剧院影响力巨大，而且剧院方面赞助了该剧的首演，否则光凭罗尔夫·霍希胡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要想吸引观众恐怕很难。其次是时间窗口选得妙，六七十年代正是欧美青年最叛逆的时代，流行解构传统权威，用帕切帕的话来说，“人们总是更喜欢交流伟大人物的负面八卦”，《天主代言人》的上演显然迎合了这种大众心理。
柏林人民剧院
第三点，则必须归功于克格勃幕后的运作。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不同于一般的戏剧，《天主代言人》给人的观感是真实性直逼学术著作，其剧本末尾附有四十到八十页不等（各个版本有差异）以梵蒂冈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学术注释，作者罗尔夫·霍希胡茨不无得意地在访谈中扬言：“事实就摆在那里，满满四十页包含了原始资料的注释，就在剧本后面，我认为有必要把它们写上去。”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看上去非常靠谱的资料，《天主代言人》的影响力必然难以持久。
今天，得益于帕切帕将军的揭露，我们已经能够确定，《天主代言人》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一项杰作，目的在于彻底败坏梵蒂冈的声誉。它所引用的所谓档案资料，无非来自帕切帕麾下三个红色神父从梵蒂冈窃取出来的文件，只不过中间经过了克格勃的简单加工。整个故事框架，也出自克格勃之手。作者罗尔夫·霍希胡茨，不过是一枚负责在台前活动的棋子罢了，此人与苏联或东欧国家一向毫无瓜葛，而且籍籍无名，他的身份不会使西方社会怀疑到克格勃头上，无形中提高了剧本的可信度。
在《天主代言人》的整个生产流水线上，罗尔夫·霍希胡茨的世纪作用是最小的，尽管他凭借该剧走上了事业巅峰，名利双收。霍希胡茨声称，这些学术注释背后的档案文件，都是他亲自在梵蒂冈暗访一位神父所得。这套说辞当然纯属扯淡，即使是帕切帕手下的那三个罗马尼亚红色神父，经卡萨罗利主教的授权得以查阅梵蒂冈档案，都没有机会与档案管理人员交流。
另外有一点值得一提，《天主代言人》的导演艾尔文?皮斯卡多早年是德共成员，跟苏联文艺界有较深的渊源，战前与苏联作家不乏合作，纳粹上台后，他在苏联躲了好几年才跑到美国。
艾尔文?皮斯卡
说来十分有趣，该剧剧情本来明明与卡廷森林惨案八竿子打不上，剧作家却强行植入一段突兀的对话，借剧中一名犹太孩童之口，强烈控诉纳粹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人，“德国人都是不可信赖的，人一定是纳粹杀的”。这不大可能是剧作家本人的无心之失，据帕切帕推测，更可能是因为苏联战后要求利用各种公开场合为卡廷事件洗地，把这口黑锅扣死在纳粹德国头上，所以克格勃才不得不在剧本里画蛇添足，掺入一段无关情节发展的对话。
那么，庇护十二世是不是真的像苏联宣传的那样，与纳粹德国狼狈为奸，漠视犹太人的苦难呢？答案是否定的。
整个二战期间，庇护十二世表面上恪守一贯的中立立场，不偏袒哪一方，但其所作所为，绝非乡愿二字所能概括。事实上，教皇说得少，做得多，竭力利用貌似中立的立场和有限的道义权威，换取更多帮助同盟国与犹太人的机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指责教皇冷酷无情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二战时庇护十二世确实在保护犹太人方面有巨大贡献。梵蒂冈虽然无力阻止纳粹在国内推行反犹政策，但仍然竭尽所能，通过多种方式救助犹太人，比如向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的政府施压，劝它们不将犹太人交给纳粹手里，比如在德军占领罗马期间，教皇指令罗马附近的修道院，包括女修院，一律打破男女界线，向所有犹太人提供庇护。曾任职以色列驻米兰领事的拉皮德写了一本题为《最近三任教皇与犹太人》的书，认为庇护十二世直接或间接地挽救了86万犹太人的生命，梵蒂冈给予犹太人的帮助比西方任何人道主义组织包括红十字会都要大。
1942年圣诞节，庇护十二世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矛头直指纳粹，尽管他没有对批评对象指名道姓，但内容之露骨，足以让时人心领神会。“新制度是错误的，无法预见它们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放眼全欧，恐怕最新的制度就是纳粹建立的法西斯体制了。教皇强调“自然赋予家庭优先于国家的地位”，也与纳粹宣扬的国家至上理念格格不入。至于“千千万万不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仅仅因为自己的民族或种族就被判处死刑或遭到逐渐灭绝的人们……上帝认为一切民族和种族都值得受到同等的尊重”一节，显然只能是指受难的犹太人。
有趣的是，后世未曾经历战争的年轻人读到教皇这份声明，往往免不了轻佻地指责庇护十二世的态度不够明朗不够强硬，但当年纳粹铁蹄下的民众与沦陷国的流亡政府，大多对教皇心怀感激。纳粹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更是认为教皇字字句句近乎公然挑衅，，“他实际上是在指控德国人对犹太人肆行不义，从而使他自己成为犹太战犯的代言人”。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为此特地向教皇传话，假如梵蒂冈放弃中立，“德国不乏实实在在的报复手段”。梵蒂冈甚至偷偷帮助德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向同盟国传信，打听停战的条件。梵蒂冈的对立情绪流露得如此明显，以致于德军占领罗马期间，希特勒一度考虑将庇护十二世绑架，带到柏林当人质。
不可否认，纳粹上台之初梵蒂冈确实态度较为暧昧，在梵蒂冈眼里，苏联才是人类和平与自由的最大威胁，德国不失为一座抵抗苏联势力侵蚀的堡垒。无论如何，纳粹的纲领至少还明言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希特勒为了争取国内两千多万天主教徒的支持，有意对梵蒂冈加以笼络。我们当然不能批评梵蒂冈政治幼稚，毕竟同一时期全世界范围内除了丘吉尔、戴高乐等极少数旷世天才，压根就没有哪个政治家预料到纳粹将会制造多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九十年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放出风声准备册封庇护十二世为圣徒，不料引发舆论的广泛抗议。犹太人权组织——西蒙魏森索中心的创办人兼主持希尔长老说，“庇护十二世如果封圣，将是对历史的巨大扭曲”，他认为教皇对纳粹屠杀犹太人袖手旁观。“大难来临时，有人起而对抗暴君，庇护十二世则完全没有”。
反倒是与庇护十二世同时代的许多犹太名人，都盛赞庇护十二世及时向犹太人施以援手，其中包括以色列首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首任外长摩西·夏里特，以及比撒切尔夫人更早享有铁娘子之美誉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
换句话说，至少在二战结束之初，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并没有遭遇人们一边倒的质疑，舆论主流对他面对纳粹德国时的“软弱”仍然抱着充分理解、同情的态度，同时也高度肯定他在救助犹太人时所展示出来的慈悲与勇气。直到《天主的代言人》一剧搬上舞台，克格勃这只无形的手愣是在传媒界、文艺界、学术界搞出一桩大新闻，庇护十二世的道义光环才逐渐消退。从这个角度来看，克格勃策划这场宣传战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
关键在于，庇护十二世并非身处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威早就不足以约束世俗政权，亨利四世雪地悔罪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梵蒂冈对武装到了牙齿的纳粹党徒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手段。我们也无法苛求手无寸铁的教皇冒着彻底激怒纳粹的危险，对希特勒或天主教国家里的亲德领袖处以绝罚。衡诸彼时历史情境，庇护十二世其实已经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极致。人们可以批评庇护十二世做得不够好，却没有理由指责他是作恶者的同谋，要求他为纳粹的暴行承担责任。匈牙利公审闵真谛时，庇护十二世倒是愤然宣布对该案所有经办人员处以绝罚，然而并没有什么卯用。
其实，庇护十二世生前，国际社会便也有质疑的声音，更别提苏联及东欧社会对他的攻讦了，但教皇不置一词，保持沉默。“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真相逐渐清晰，庇护十二世的清誉正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而那个不择手段将其污名化为纳粹帮凶的红色帝国，早已经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地区学术界基本上全盘沿袭苏联的相关说法，认定二战期间梵蒂冈与纳粹法西斯狼狈为奸，极尽批判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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