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吴老师

我对自己成为“少数”从不感到恐惧，如果曾有过什么担心，那也是少年时代的事了。我小学四年级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这是我唯一参加过的“组织”，虽然其实我根本不“先锋”。我们班第一批少先队员是二年级时由班主任老师勾名单的。1959年，“六一”前一天，临放学，她报姓名，表情一如既往地阴沉沉的。我以为会有我，但全班二分之一的同学入队了，竟没有我，那时我不知道我做错过什么，我想她可能是把我漏了，或许我太不起眼吧，或者我某次做操排队慢了两步吧。总之，我可能从那时起就是一个“群众”样，不够积极。谁知后来入队就那么容易了（怪不得人们都知道要抢“头班车”），因为除了班主任有决定大权，班上还有一群少先队干部，“小队长”，“中队委”，“中队长”，他们要开个会，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九岁十岁的小学生中俨然分出了阶级，少先队员称没有红领巾的同学是“非队员”。有了一群有投票权的人，你想入队，就得和所有的“小干部”搞好关系。少先队小干部在小学生中也是颐指气使的，上学放学，“一道杠”的遇上了“三道杠”的，就得靠边走，没杠的，没红领巾的，更得小心翼翼；在班上，“三道杠”“两道杠”都是教师的“近卫军”，有教师授权，能“管人”的。学校出现这样一个体制，简直是在逼儿童做奴才。我最后是怎么入队的，我也记不太清，也许老师认为我的学习成绩还过得去，也许看出我并不是“落后分子”。然而，我在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也因此定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