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门牌号”

▲ 19世纪末上海劳合路（六合路）马路菜场，左上角“P494”是南京路上的门牌号，早期，南京路上的门牌号大部分（我见过的）在数字前面加一个“P”，有人说是Park Lane（派克弄，南京路早期的名称）的首字，不知道对不对

“门牌”广义上指钉或挂着门上的牌子，用以说明房子的主人、使用单位、用途（如盥洗室），以及房子的地址，上海人所谓的“门牌”一般指钉在门上或门边上的上、标有房子的路名、门牌号（弄堂号）的牌子，如今，大楼房子多了，大楼房子的许多房间也钉有房间的编号，门牌上的号码称之为“门牌号”。上海的通讯地址一般以路名、里弄名（号）和门牌号组成系统，有了正确的地址，就能顺利找到你要找的地方和人。如今，上海的道路命名、更名归市或区地名处管理，路牌的竖立和改动由路政系统管理，而门牌号的编制则有属地的派出所（警署）负责。

门牌溯源

《清会典事例·卷五八·户部户口》中说：“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每户由该地方官发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丁男名数。出注所往，入稽所来”。这种“门牌”相当于户籍登记，“门牌”应该是张贴在门上的，所以被叫做“门牌”，所谓“出注所往，入稽所来”，就是居民离开居所，应该向政府报告，是什么原因离开，准备到哪里去，如果有人入住，应该向政府报告，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与户主的关系，与后来的“临时户口”有点相似。以后，这样的“门牌”知道逐渐向全国推广。

▲ 同治五年（1866年）署新兴县事升用军民府即补县正堂王“保甲门牌”，图片来自雅昌

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相继建立，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宣布合并，就是后来的公共租界，上海长期存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租界。租界建立后，侨民通过所谓的“永租”的方式从中国人手里获得土地，建造房屋，为了方便征收房地产税，租界当局开始对侨民的房屋编制门牌，而尚没有完成“永租”的华人的土地和房产，名义上仍然由上海地方政府征税，租界当局无法征税，也无法编制门牌。

▲ 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在福州路185号

▲ 太平天国十二年（1862）忠王李秀成颁发给震泽县沈加谷的田凭（即土地证）

1860年后，南京的太平天国为了摆脱清军对南京围困的压力，派忠王李秀成突围东进，骁勇善战的李秀成突围后一路凯歌，连克苏南浙北的大部分城邑，逼近上海，上海局势紧张。上海道台与租界工部局达成协议，租界里华人的房地产以租金计算，征收16%房捐（后来一度提高的20%），用于军费开支。1862年9月，上海道台吴煦张贴布告，称：“本道今特会同刊刻华、英白壁门牌，发给各铺户人等挨户张贴，毋许保甲人等私索钱文及西人扰害居民情事。”这是我见到过的最早的关于上海租界门牌的记录。

▲ 棚户区也有门牌号

汤志钧先生主编的《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1865年3月7日条记载：“公共租界工部局派英国巡捕一名偕中国人一名按户稽查，凡在洋泾浜及虹口两处居住者，每户发门牌一张，自行填写路名、号数、房数、家主姓名、作何生意、男女大小若干人等项”（“洋泾浜”是上海县城北郊的河流，相当于现在的延安东路，这里指苏州河南岸的英租界，“虹口”则指苏州河北岸的“虹口美租界”）。早期的“门牌”是为了征收房地产税和社会治安编制的，而不是为了“按图索骥”，方便寻找地址编制的，所以，门牌号的编制十分混乱。以后，随着上海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有规律的、合理的门牌号于城市生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门牌的编制从征收房地产税中剥离开来，成为独立的通讯地址。早期，租界的门牌号编制是委托相关的房地产公司编制的，多家房地产公司各自为政，编制的时间先后不一，门牌号的混乱可想而知。尽管后来不断地调整门牌号，但是，租界门牌号混乱的现象始终没能够解决。

▲ 1920年美华利钟表行广告。钟表行有具体的门牌号，由于门牌号编制混乱，业主使用交叉路口说明钟表行的位置。

▲ 这家开设在南京路的钟表行也有门牌号，他们的广告使用“南京路香粉弄对面”作为地址。

租界对门牌号编制的改进

我找不到合适的历史地图，无法说明最初门牌号编制的具体情况。在1920年版的《上海商业名录》中可以发现，当时租界许多道路的门牌号不是以双单号编码的，如恒孚银楼的门牌号是“南京路八二号八三号”，一家叫做“九和”的银楼，地址是“吴淞路三四四号三四五号”，此种现象比比皆是；当然，跳号的现象随处可见，如一家叫做“永元昌”的五金店的地址是“美租界北四川路十五号十六号（仁智里口）”，另一家叫做“同春园”的徽菜馆的地址是“美租界北四川路一九七一号（崇明路口）”，“仁智里”是弄堂名称，就在北四川路崇明路口，其中一个弄堂口正对着崇明路，也就是说，这两家店铺在同一个地方，而一个门牌号是15-16号，另一个是1971号，相差“十万八千里”。

▲ 1920年登记，恒孚银楼的地址是南京路82-83号，说明，当时南京路的门牌号不分双单号，连续排列。“九和”的银楼的门牌号是吴淞路344-345号，说明当时的门牌号是不分双单号的。北四川路15-16号（仁智里弄口）永元昌五金店。北四川路崇明路口的同春园，门牌号是“北四川路1971号。

▲ 同春园餐馆在北四川路崇明路南，拍摄于1925年

近代以后，上海的房子一般以二三十年为一个周期，建了拆，拆了建，而门牌号是根据房子编订的，一幢房子一个门牌号，有时，一幢占地面积较大的房子，重建后变成了相连的几幢小房子，于是，门牌号不够使用，只能用加“ABCD”或“甲乙丙丁”解决，于是出现了“50号A”或“50号甲”之类的门牌号，也有的编为“50号半”，同样，几幢小房子拆除后建设为一幢大房子，于是就出现了空号，如早期外滩有33幢房子，也有1-33号门牌号，汇丰银行的门牌号是外滩12号，20世纪20年代，汇丰银行买下了相邻的10号和11号，重建为现在的大房子，汇丰银行仍然使用“黄浦滩12号”，但是，外滩再没有10和11号了。

▲ 1918年地图。汇丰银行只占外滩12号，后来，汇丰银行收购了相邻的10号和11号，重建为新的汇丰银行大楼。所以，如今的外滩没有10号号11号

随着上海经济发展，门牌号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缺少规律、没有秩序的门牌号给市民生活和工作带来无尽的麻烦，同样，给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惑，上海的门牌号之混乱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1932年，上海的租界开始大规模的门牌号重新编制，历时两年，到1934年基本结束。

▲ 1947年地图上的今延安东路四川路口。延安东路的门牌号由东向西、从小到大编排，右侧为双号，左侧为单号。四川中路的门牌号以延安东路为起点，由南向北从小到大编制；四川南路的门牌号以延安东路为起点，由北向南依次编排。

▲ 南京路63-73号上海美术照相馆

公共租界的苏州河以南的区域和法租界区域，均以外滩为起点，东西向的马路一律以靠近外滩一侧为小号，向西逐渐放大，如靠近外滩的沙逊大厦为“南京路20号”，而远离外滩的大新公司是“南京路830号”；英租界和法租界基本上以爱多亚路和福煦路（今延安东路和延安西路）为界线，两租界均以靠近分界线一侧为小号，公共租界南北向马路以分界线处为小号，向北逐渐放到，法租界则相反，南北向马路也以分界线为小号，向南逐渐放大；而苏州河北岸的虹口美租界，大致上以吴淞路或虹口港为界，以东的区域，东西向马路，以靠近吴淞路的一头为小号，向东逐渐放大，而以西的区域，以靠近吴淞路或虹口港为小号，向西逐渐放大。同时规定，门牌号分双单号，原则上从小号向大号行走，右侧为双号，左侧为单号。我曾经做过粗略的统计，上海市中心区的门牌号，至少有85%遵循这个规律，如果你知道上海门牌号的基本规律，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方便。

▲ 林森中路（淮海中路）康绥公寓的门面 

▲ 霞飞路444号青鸟摄影社

上海的有许多弄堂，出口基本上开设在马路上。以前，弄堂称之为“里”“坊”等，但是，弄堂不另外编号，如“渔阳里”就是“霞飞路渔阳里”，这次门牌号调整，弄堂也作为门牌号编制，“渔阳里”可以写成“霞飞路567弄”或“霞飞路567弄渔阳里”，弄堂里的房子另行编号。

▲ 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

在弄堂总量不太多的情况下，弄堂作为地名使用，问题不大，而当上海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弄堂，弄堂作为地名使用，麻烦就大了，弄堂编号的优势，使你能够较快的判定这条弄堂的大致位置，方便寻找。我有不少外国朋友，他们熟悉的外国城市没有这样的门牌号编制方式，并一致认为，在上海寻找地址十分方便。

▲ 中山东一路24号工商银行，前身为横滨正金银行大楼，以前上海的门牌号“20”通常写做“念”，“24号”可以写做“念四号”，该门牌现收藏于银行博物馆

门牌号是城市通讯地址的终端，十分重要。上海的门牌号编制十分严格和规范，当然，如何更加科学和规范的编制和管理门牌号，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薛理勇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3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