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5年1月1日，司马光花费15年时间，与其他史学家一起编纂的《资治通鉴》终于成书。《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述了整整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上不朽的辉煌巨著，为后世史学家所推崇。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赞扬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古今。
除了是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与他同时代的王安石，几经起伏，却始终保持君子之交。
私下里，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朋友，在各自的文集中，有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之作。但在庙堂之上。司马光与王安石又是死对头，彼此都不认可对方的执政方针。因为倡导变法，得到皇帝大力支持，第一回合王安石获胜，取代司马光成了宰相。
王安石大权在握，皇帝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王安石反而大加赞赏，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对他的人品，能力，文学造诣都给了很高的评价。
而丢了官职的司马光刚好落得清闲，专心致志去整理他的《资治通鉴》。
当上宰相的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刀阔斧的坚持变法，推行新政，但是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很多守旧派，都表示坚决反对变法，维护旧制。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两封长达一万多字的信，告诫他不要推行新政。然后又以3000多字的《与王介甫书》写与王安石，全面否定变法。王安石则以不到400字的《答司马谏议书》作为回复：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受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避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整篇文字逻辑严密、论点明确，理足气盛，斩钉截铁，反倒是把司马光的长信批得体无完肤， “以少胜多”。
在“变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诸多问题，于是反对派在各路王公贵族的支持下，开始不断要求废除新法，赶走王安石。皇帝开始动摇，王安石最终辞去宰相一职，退居江宁半山园。司马光被重新任命为宰相。见王安石被迫辞职，很多人跳出来添油加醋说他的坏话。反观司马光，完全没有在意自己当年因为王安石丢了官职，而是恳切地说：王安石嫉恶如仇，胸怀坦荡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风。陛下万万不可听信谗言。
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据《避暑漫抄》记载：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曾勒石铭文告诫子孙：“誓不诛大臣、言官。”此后北宋的几代君主都是积极听取大臣、官员的意见，言路畅通，政治清明。虽有赏罚，但在处置时都会留有余地。通常是降职到地方当官吏，没有“一棍子打死”。所以很多被贬的官员，后来又得以恢复重用。因此北宋政坛涌现出很多杰出的政治家，无论是今天的主角司马光、王安石，或是彼时的寇准、包拯、范仲淹等。那时的北宋，真可谓人文鼎盛，灿若群星。
除了时代的昌明，两位大家的品质也是让人赞叹。
有道是文人不相轻。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是对手，但在学问上是朋友。王安石先于司马光逝世，时任宰相的司马光，感到悲伤和惋惜，曾叹息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建议朝廷对王安石葬仪“宜特加优礼”。
最终，司马光坚持“怀民以仁、以民为本”的观念，勤政为民，深受民众爱戴，成为我国历史上的贤相，名垂青史；王安石以“为天下理财、富国强兵”为理念，锐意变法，励精图治，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为后人仰慕，享有盛誉。
正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我们的关系很好，敬重彼此的人品，但是，并不代表一定要同意对方的政治主张。反过来，我们反对彼此的执政理念、方法和手段，也并不意味着否定彼此的个人道德品质。
这正是君子的做人原则。彼此尊重不仅仅体现在相互之间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尊重并允许对方发出不同的声音。唯其如此，思想才会自由，社会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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